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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產生語言,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決定語言詞匯的變化,這是語言詞匯發展的規律。某一種語言詞匯一旦產生,在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世界,它會通過某種途徑影響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我國的漢語影響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外來語(包括英、俄、法、西班牙、阿拉伯等語種)對中華民族文化也造成影響。自先秦至今,外來語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不斷,大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佛教東來;第二次是西學東進;第三次是改革開放以來以英語為主的影響。認真考察這種影響,對了解和認識外來語的同化特點、規律和作用有其重要的意義。本文試就具有代表性的英語詞匯和佛教詞匯以不同的形式影響中國文化進行論述。
一、時間不同
(一)英語詞匯的影響英語詞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發生在我國近代史。一方面,是英國(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nandNorthernIreland)的“文化擴張”。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英法等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隨后,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到了十九世紀,法、德等國也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從而大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隨后,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在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出現,這使西方國家對外擴張成為可能。它們的對外擴張最先是大量鴉片輸出我國等東亞國家。1840—1842年爆發了英國對我國的第一次鴉片侵略戰爭。由于我國的失敗,隨后的許多年,眾多西方國家紛紛入侵,并強迫我國與之簽訂一個個不平等條約,導致我國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這一時期,英語隨著英國的“文化擴張”傳人我國。另一方面,為了挽救民族和國家的危亡,一批有識之士積極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由此一大批翻譯家將西方的科技、文學等典籍譯成中文,這時英語詞匯便以音譯或意譯的形式出現在漢語體系中,并開始構成對我國文化的影響。
(二)佛教語匯的影響
佛教詞匯影響的時間則比英語詞匯早出1400多年。據佛教的典籍稱,“至東漢(公元25—211年)大教始來,但由于風氣,故唯在北方流通。至孫吳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康僧會尊者,特開化建業,蒙如來舍利降臨,致孫權極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此法被南方之始業。至晉而遍布高麗(今朝鮮)、日本、緬甸、安南(今越南)、中國(西藏)、蒙古諸國。自茲以后,蒸蒸日上。至唐而諸宗悉備,可謂極盛……”[1](P21-22)我國也有史記載,如唐朝高僧玄奘曾往印度鉆研佛教典籍,經十余年始回國,有譯出經、論七十五部,凡1335卷。為貯藏玄奘從印度取回的佛教經像,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在陜西西安建立了大雁塔。自唐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佛教在我國廣為流傳,不僅包括藏族、蒙族、傣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更多的在漢族的廣大地區流傳。解放后,我國實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對佛教的研究、翻譯都比以往更為廣泛,事實上,佛教詞匯的“內質”已經成為中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二、途徑不同
(一)英語詞匯的影響
1•傳教士的傳播。鴉片戰爭以后,英美等國通過傳教士在我國辦教堂,傳播西方宗教;辦醫院,實行救助;通過教會在我國大中城市設立了大、中、小學校,傳播西方文化。教會學校的許多科目使用英美教材,教師大多為外國教師,使用英語講授,當時的湘雅醫學院連寫病歷都全部使用英文。其間,英語詞匯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日漸一日,影響面除了社會高層,還有平民。解放后,我國于1951年接管了一切外資津貼學校,收回了教育主權。然而英語詞匯作為一種文化元素已經滲透或融入我國的文化體系中。
2•翻譯家們的翻譯。我們僅以嚴復為例。嚴復(1853—1921年)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介紹西學、提倡資產階級思想與文化并用于拯救中國民族危亡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他翻譯的《天演論》,宣揚“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論點,號召人們救亡圖存,“與天爭勝”,對當時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響。[2](P1828)他翻譯的《原富》、《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法意》、《群己權界論》等著作,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思想和邏輯學,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思想財富。“圖騰”(totem)一詞就是他第一次音譯來的。又如宗白華、田漢、郭沫若三人合著的散文集《三葉集》中就有多處翻譯了英語單詞。魯迅于1930年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就兩次使用“salon(沙龍)”。這一時期,一大批英語詞匯,如音譯的沙發(sofa)、幽默(humoour)、麥克風(microphone)、羅曼蒂克、浪漫(romantic)等詞匯進入漢語讀物,成為日常用語。3•現實中的應用。以后,英文詞匯中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字母被應用于書籍中。如,符號類:ml———“毫升”的符號、kg———“千克(公斤)”的符號、S———“秒”或元素“硫”的符號、C———“攝氏度”的符號等。二戰后,東西方雖然經歷了一段“冷戰期”,但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斷,其影響自不必說。1978年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英語詞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量并直接影響我國的文化。如bye-bye(再見)、call(呼叫),yes(是),no(不),Oh(哦),Miss(小姐),Sir/Mr.(先生),boy(伙計),email(電子郵件),paper(文件),good(好),pass(過關),test(考試),sorry(對不起),taxi(出租車),please(請)、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縮寫,即世界貿易組織)、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的縮寫,即世界衛生組織)、DNA(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的縮寫)、GDP(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的縮寫)出現在我國的出版物和日常用語。近幾年,有的甚至把英語的語句插入出版物、語言交際或演唱中。[3]這種現實中的廣泛應用,使得英語詞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日盛一日。
(二)佛教詞匯的影響
1•歷代文人對佛教詞匯的“內化”和“外化”。歷代文人對佛教詞匯的傳播發生著重要的作用,如盛唐時期,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思想活躍,形成了濃厚的人文文化氛圍,許多文人一方面吸收了佛家思想,內化為自身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他們將自己的哲理思考、文學底蘊、藝術才情融匯于他們的詩詞歌賦作品中。凡讀過歷代文人典籍,不難發現,他們的作品大多描繪了“空、寂、閑、靜”的禪境。這種“外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佛教詞匯影響我國文化的過程。如王維的“隨緣任運,我心即佛,自性不染著,心但無不凈”,其禪理禪趣禪味盡在其中。杜甫的《清明》詩:“銹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沈周的《詠簾》詩:“知無緣分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等,都用上了佛教的緣分、因緣之意。人們在品讀他們作品的同時,自然而然的接受了佛教的熏陶。
2•歷代皇家的推崇。歷代帝王是封建社會歷史、思想、文化、宗教的代表,他們原本就信奉儒教、道教和佛教。儒道是孔、孟、老、莊集前代文化而成,佛教雖是“舶來品”,但與儒道結合便成為封建社會的思想。歷代皇帝大都下詔書、修寺廟、拜菩薩等,以昭示萬民。經過他們這種推而廣之,推而告之,佛教詞匯便不脛而走,直接影響著中華文化。如“孫權極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4](P22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將北京最大的喇嘛寺院雍和宮改修為寺院,后朝圣者如云。
3•民間的傳播。佛教詞匯在民間的傳播是眾所周知的,如,菩薩、佛祖、觀音、如來、佛法、佛經、懺悔、苦海、世界、慈悲、慈航、羅漢、行者、行善、菩提心、涅槃、法寶等大量詞匯,人們都能耳熟能詳。
4•各種出版物及影視作品的傳播。我國歷代的文學作品以及當今的各種出版物都內夾著大量的佛教詞匯,這種影響是勿庸置疑的。電視劇《西游記》和香港導演劉鎮偉導演的影片《大話西游》和2005年歲末上演的《情癲大圣》等也都傳播著佛教詞匯。
三、范圍不同
(一)英語詞匯的影響
不管英語詞匯還是佛教詞匯,既是影響的實體,又是影響的載體。英語詞匯所涉及的范圍主要在以下方面(大量以字母詞出現)。1•政治領域。如,UN(UnitedNations的縮寫,即聯合國)、EC(歐共體的英語縮寫縮寫下同)、NATO(北約)等。2•經濟商業領域。如,ASEAN(東盟)、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GDP(grossdomesticproduct的縮寫,即國內生產總值)、GNP(grossnationalproduct的縮寫,即國民生產總值)、APEC(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的縮寫,即亞太經濟合作組織)、CPA(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的縮寫,即注冊會計師)、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SO(國際標準化組織)、A股B股(對內、外發行的兩種股票種類)、MAN(生產日期)、EXP(保質期)、ATM(自動柜員機)、MBA(工商管理碩士)等。3•科技領域。如,TV(television的縮寫,即電視)、AI(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縮寫,即人工智能)、AV(audio-visual的縮寫即音頻和視頻)、CAD(computeraidedde-sign的縮寫,即計算機輔助設計)、CATV(cableTV的縮寫,即有線電視)CD(compactdisc的縮寫,即激光唱盤)、GPS(GlobalPositioningsystem的縮寫,即全球衛星定位系統)、UFO(unidentifiedflyingobject的縮寫,即不明飛行物)、DOS(磁盤操作系統)、MT(彈道導彈防御系統)、NPT(核不擴散條約)等。4•文化領域。如,OA(officeautomation的縮寫,即辦公自動化)、NBA(NationalBasketballAssociation的縮寫,即美國全國籃球協會)、IQ(intelligencequotient的縮寫,即智商)、CCTV(中央電視臺)、DJ(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CT(計算機斷層攝影)、VCT等等。娛樂圈內人們演唱歌曲時插入一小段英語,這也是一種表現,如,“當我還是一個懵懂的女孩/遇到愛,不懂愛,從過去到現在/直到他也離開,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沒人能取代他曾給我的信賴/seemefly/Im''''proudtoflyuphigh/不能一直依賴別人給我擁戴/believemeIcanfly/Iamsinginginthesky/就算風雨覆蓋我也不怕重來。”5•醫學領域。如,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的縮寫,即世界衛生組織)、APC(aspirin,phenacetinandcaf-feine的縮寫,即復方阿司匹林)、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的縮寫,即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非典型肺炎”)、HIV(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的縮寫,即艾滋病病毒)等。[5]
(二)佛教詞匯的影響
儒、釋、道構成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主調,由此佛教詞匯影響中國文化成為很自然的事。佛教很重要的一個思想是主張“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其影響的范圍主要在道德倫理和思想文化領域。
1•道德倫理和思想領域。佛教主張的道德倫理通過其語言詞匯影響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1)大慈大悲。講功德多行善,不取不義之財,這方面的詞匯是俯首皆是,不一而足。即或是不識多少文化的“草根”百姓,其拜佛時也用佛教的積善積德凈化其心靈。(2)忠孝篤信:“忠之一字,義貫萬行。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親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愛物,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也”,“以忠則不欺,不欺則盡分。盡分則屬己分中事,自必務乎實行,決無虛應故事。”[6](P86)“世間事事,均須以誠而成。”“無論工夫深淺,若具真信切愿,至誠稱念,無一不往生者”。[7](P20)(3)修身養性。主張先心正才能身正,“心病者何也?貪瞋癡是也”,“心既得其正,身隨之而正。以既無貪瞋癡之情念,何由而有殺盜淫之劣行乎?”。[8](P41)“人生世間,不可無所作為……士農工商,各務其業,以為養身養家之本。”[9](P184-186)“從事而顯理,顯理而仍注重于事,方得實益”。[10](P154)“真金打做馬桶夜壺,雖日盛糞,而金性仍然不變……而常造惡業,如以金做馬桶夜壺,太不知自重。”[11](P163)(4)助人為樂。“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閑談不論人非。”[12](P53)(5)謙卑戒驕。如“勿以聰明驕人。愈學問廣博,愈覺不足。則后來成就,難可測量。”[13](P77)(6)友善相處。如《阿毗達磨大毗婆裟論》卷178中說:“人皆和睦,慈心相向。兵戈不用,以正自守……”。(7)悔過從善。“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污,漸有痊損耳。”[14](封2)(8)尊敬妻子。“汝已娶妻,當常以悅親之心為念。夫妻互相恭敬,不可因小嫌隙,或致夫妻不睦,以傷父母之心。”。[15](186)(9)家庭和諧。“兒女既皆賢善,則兄弟姐妹妯娌兒孫,皆相觀而善。從茲賢賢相繼,則賢人多而壞人少,壞人亦可化為賢人善人”。“教子女,當于根本著手。所謂根本者,即孝親濟眾,忍辱篤行。以身為教,以德為范”。“子女從小教訓,則無忤逆親心、敗壞門風之煩惱。”[16](P71)(10)極樂思想。《六祖壇經注釋》有言:“世界和平,人民安樂;災障消滅,禍患不生;正法久住,法輪常轉;法界有情,同生極樂”。[17](P215)
2•哲學思想。佛教詞匯中的哲學思想有許多合理的成分,如“緣起”認為,一切事物必須具備種種因緣(即條件)而后生起,宇宙人生的種種現象都在各種關系中存在,無獨立的個體;同樣,也因關系的演變而分離或消失。如《中阿含經》第四十七卷:“此有則彼有,此無則彼無,此生則彼生,此滅則彼滅。”[18](P188)這種互相聯系、互相依存、互相因果是辯證法的觀點。當然,其所說的“因緣”帶有唯心主義的成分,但撇開唯心主義的成分,其辯證的合理內核仍然影響當今。“物極必反、樂極生悲”與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同出一轍,是辨證的思想。其“五蘊”認為人身是由五種東西集合而成,即:(1)色蘊,指組成身體的物質;(2)受蘊,指隨感官生成的苦、樂、憂、喜等感情;(3)想蘊,指意象作用;(4)行蘊,指意志活動等;(5)識蘊,指意識。這些都帶有唯物主義的成分。
3•擴充詞量。我國的成語典故中包含的佛教語詞難以計數,諸如:口頭禪、一塵不染、一絲不掛、五體投地、不二法門、牛頭馬面、頭頭是道、百丈竿頭、十惡不赦、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立地成佛、凡夫俗子、超凡脫俗、慈悲為懷、菩薩心腸、法力無邊,等等,原本都是佛家語。這些佛家語大大擴大了漢語的詞匯量,增加漢語的表現力。見于報端和日常生活的詞語也比比皆是,如涅槃一詞是指僧人逝世。2006年1月6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便用上了涅槃一詞作題,即“亞齊涅槃重生”。法寶一詞原指佛所說的教典,構成佛教的佛、法、僧三寶之一(或指用來施展法力,戰勝敵方的寶物)。人們不時在借用此詞,如魯迅在其《且介亭雜文末編•我的第一個師父》中:“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在宣傳憲法時也往往說“憲法是我們的……法寶”。“三生”(佛教用語,指前生、今生、來生)常為人們用于表達某種“有幸”,如我們不時聽到某某說道:“……這是我三生有幸!”。佛教有“隨他去吧!”,這與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彌陀佛”常成為人們免除某一劫難后的用語。
4•文學藝術。佛教詞匯對我國文學藝術的影響隨處可見。如,小說:《西游記》等。繪畫:各地佛教名山、寺院、石窟中的佛象、繪畫、扁額、雕刻等,制作精巧,裝飾華貴,金光耀眼,無不閃爍中華文化的光輝。書法:許多寺廟均有以漢、梵、藏、蒙文字書寫的經文、對聯等,詞匯夾在其中,是中華書法文化的瑰寶。建筑:五臺山、普陀山、九華山、峨眉山、梵凈山以及全國各地佛教寺院,建筑風格獨具特色,尤其是“金剛塔”結構獨特,造型優美,更顯佛教風格。地理:玄奘(602—664)所撰的《大唐西域記》,其中含有許多佛教詞匯,為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等地古代歷史地理以及從事考古提供了重要典籍,豐富了我國的地理文化。
5•民間習俗。凡云游的禪者都要帶上“三衣”、“缽”、錫杖“、經書”、“佛像”、“繩床”等十八樣東西,叫“頭陀十八物”。當代社會,人們旅游、出差、登山等都裝備齊全,這根源實際上是從過去禪師們云游、參訪慢慢承襲下來的。人們參與佛事、旅游,免不了要到各寺廟拜佛,不時吟念佛教語詞。如今的火葬也是隨佛教傳入我國的。火葬最早盛行于印度。《大唐西域記》卷二:“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19](P1553)“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時,在家人多用之。”[20](P113)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的熱門經濟,而佛教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旅游資源,目前,各地都在利用或挖掘佛教在民間的各種影響,使其轉化成為資源。如有的地方把“道場”改造成為一種旅游文化。“抽簽”、雙手“合十”等也都是佛教的影響。連笑有時人們也用彌勒和尚打比。佛教寺院的“鐘”被用于禪堂報時,有所謂“鐘聲傳三千界內,佛法揚萬億國中;功勛祁世界和平,利益報檀那厚德”,鐘些許是由佛教傳來的。
四、深度不同
(一)英語詞匯的影響
由于英語詞匯和佛教詞匯傳入我國的時間、途徑、范圍不同,因此帶來的影響深度不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一體化,促進了我國與世界各國,特別和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全領域的交流。雖然英語詞匯(主要以字母詞)的出現目前仍有增加之勢,這大大滿足了我國與區域間及各國間,特別是英美國家的交流,但其影響主要表現為英語詞匯插入我國的漢語出版物、廣播電視、廣告等大眾媒體和人們的日常用語,客觀說來,其影響的深度是有限的。一方面,東西文化尚有“鴻溝”,我國的傳統文化根基牢固,英語詞匯只能在一定的范圍和深度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因為英語的教學,在知識界和青少年中得到一些實際應用,而絕大多數的國民還是英語盲或者所識的英語不多。當今世界已是全球化的時代,在定義全球化問題時,前德國總理、頗有影響的政治作家赫爾穆特•施密特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實踐政治命題,也是一個社會經濟命題,還是一個思想文化命題。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烏爾利希•貝克教授則定義全球化為“在經濟、信息、生態、技術、跨國文化沖突與市民社會的各種不同范圍內可以感覺到的人們的日常行動,日益失去了國界的限制”。[21]我們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英語詞匯對我國文化的影響將進一步加深,人們會更多更廣泛地追求新的價值實現。
(二)佛教詞匯的影響
佛教傳人我國后,其詞匯既包括佛教思想的內涵,同時也是佛教思想的載體,在封建社會它早已經和儒家思想融為一體,深入到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甚至影響到封建社會的制度建設。現代社會它也在以各種不同的途徑和方式不斷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一方面,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元素,交合成為這種思想文化的“本體”;另一方面,它又內化為相當一部分人的精神元素,成為人的個體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現代意識的進步,佛教詞匯的影響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新的變化。鑒于篇幅,英語詞匯的發展與佛教的關系在此不加以闡述,但經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的認識:
1•英語詞匯和佛教詞匯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語言功能的表現,盡管在時間、途徑、范圍、深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融入了我國文化之中,成為我國文化的內涵和載體。
2•“強勢語言對其他語言的同化是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文化強勢同化是重要的表現之一。[22]
3•我國的漢語是中國悠久的文化資源,分析研究世界主要語言對我國語言、文化的影響,目的是要總結經驗,提出如何將漢語這一“強勢語言”推廣到世界更廣泛領域的政策。目前我國國力不斷增強,應將這一設想列入我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