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發展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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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是語言學的時代,它的發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本文就沿其發展變化給文學研究所帶來的影響來簡要的談一下他的發展演變過程,以期對語言學轉向有一個更深的了解。

【關鍵詞】語言學轉向發展文學研究

20世紀以來,知識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無論在規模和效率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令人驚異的高度。“信息”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人類社會進入了名副其實的信息社會。而信息的運行和交流無論采用何種傳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語言的形態呈現和存在的,因而又稱這個時代為“語言的時代”。

一、產生

哲學在20世紀初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這是哲學史上所謂的“語言學轉向”。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升到哲學基本問題的地位,哲學關注的主要對象由主客體關系或意識與存在的關系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系,語言問題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語言學轉向的出現帶有濃厚的科學主義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紀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產生的。作為20世紀主要思潮的科學主義的特點是要求排除不可實證的形而上學,追求研究的客觀性、精確性和可靠性,尤其強調以數學和邏輯作為研究的基礎與規范。

二、發展

從語言學轉向的發展來看,有兩個對西方當代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人物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另一個則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被稱為西方語言學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語言學看成是一門科學,即結構語言學,并希望在此基礎上創建符號學。他提出,符號(能指)與事物(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人為的、隨意的(約定俗成),意義是由符號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按照索緒爾的語言理論,語言是一種“先在”,是受語言符號的規則系統支配的,規則系統決定了所表達的意義。

可以說,結構主義的整個思想都植根于語言學中。其代表人物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爾特、A.J.格雷馬斯、茨維坦·托多洛夫等認為,語言不僅是文學的媒介,而且是文學的生命,作家的寫作相當于進行語言研究。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把文學看成一個類似語言的有著自身結構的封閉的符號系統,把研究的目標從個別文本轉向文學作品的構成因素、符號象征意義等。結構主義文藝學可以說是和語言學和文藝學結合最密切的產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蘆,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都因吸收現代語言學的成果而有利于它們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與此同時,過分地看重了語言因素機械地搬用語言學模式,這種做法也帶來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幾乎在文學和語言學之間劃了等號,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語言學模式來分析文學現象,不顧文學的審美特性,把生動的文學作品及其創作過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規則;把文學封閉成孤立的自足的現象,就語言本身來尋找其發生發展的動力,切斷了它與現實作家和讀者的聯系,這就等于切斷了文學的源泉和生產線,使他們無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爾關于語言與存在密不可分的觀點,在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后期的哲學探索主要集中在語言問題上,力圖把語言同存在聯系起來。與索緒爾所不同的是,海德格爾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成分,使得語言學轉向朝著人本主義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學主義思潮影響的語言學轉向理論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了反響。海德格爾的語言論所標明的方向,在以科學主義為主的語言學轉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線人本主義思想的亮光,對20世紀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轉折

1966年,德里達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宣讀了他那篇引起轟動的《人文科學話語的結構、符號和游戲》,標志著結構主義在其走向高潮之后開始走向瓦解。德里達破壞了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激烈地否定結構主義者苦苦追尋的元語言結構的存在,開創了全新的否定思維方式,他不僅將語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構主義的顛覆策略在知識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結構主義陣營內徘徊的大師們一夕之間紛紛倒戈,羅蘭·巴爾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被成為“后‘語言論轉向’時期”。當代文學研究在后“語言論轉向”時期出現了四個特點:語言學模式、解構思維、跨學科實踐和政治化傾向。解構主義思維方式成為各種批判性文學研究方法實踐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形成后現代主義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構方法在批判過程中的顯著效果又使各理論批評派別對它情有獨鐘,受現代語言學革命的影響,廣大人文學科紛紛用語言學研究模式來構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尋新的研究范圍,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語言學為橋梁,各學科間的融合成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個交往對話的時代,文學研究日益要求擴展其視野,打破學科間的壟斷狀態,廣泛借鑒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

四、階段性

關于“語言論轉向”,多數論者是從西方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來解釋的,認為從古希臘開始的西方哲學史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其間經歷了兩次轉向。三個時期為:從古希臘到近代的本體論時期,從近代到現代的認識論時期,從現代開始的語言論時期。兩次轉向為:近代的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和現代的從認識論向語言論的轉向。笛卡爾的懷疑論哲學揭開了第一次轉向的序幕,現代分析哲學揭開了第二次轉向的序幕。從第一次轉向到第二次轉向具有邏輯的必然性,因為從歷史發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會講話的人,與這個順序相應的哲學過程就是本體論——認識論——語言論。

可“語言論轉向”為什么偏偏在20世紀發生了?20世紀的哲學之所以由認識論轉向語言論,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個時代是一個語言的時代,語言問題成為這個時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語言論轉向”體現了20世紀哲學對“語言”這個時代課題的積極的回應和主動的承擔,標志著哲學在現時代的重大進展,盡管要解決的問題至今還遠遠沒有解決。

既然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語言的時代,既然在這個時代里,語言學以其劃時代的空前進展而成為領先的學科,哲學中也發生了“語言論轉向”,那么,受這一切的影響,在文藝學、美學領域里出現了對語言的前所未有的濃厚興趣,當然也就出現了文學語言的研究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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