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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識在文學語言中得到強化
雖然“民族”的概念有很多種,不同研究者對民族要素的強調也不同,但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都強調“共同的語言是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具體到阿拉伯世界而言,阿拉伯語是阿拉伯民族認同的基礎。關于阿拉伯語對民族主義形成的作用,美國的中東學者凱馬爾•H•卡爾帕特認為,“阿拉伯語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最堅實的基礎,它是把各國的阿拉伯人聚合在一起并且自伊斯蘭教出現后一直是溝通他們的精神和心靈的工具”[10]77。20世紀30和4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卜杜拉•阿拉伊利也“把語言作為產生民族感情的第一因素”。[11]7阿拉伯世界直到伊斯蘭教興起才有了共同的語言———《古蘭經》的語言,即阿拉伯語。它不僅作為宗教語言存在,而且給操各種語言的穆斯林提供了一種統一的語言。20世紀20至3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文學論爭曾涉及到阿拉伯文學所使用的語言問題。研究阿拉伯小說傳統的學者發現,由于各種原因,來自于阿拉伯世界不同地方的小說家們都堅持使用唯一的文學語言,把語言視為阿拉伯世界統一的基礎[12]99。堅持使用《古蘭經》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傳統派的作品充分展現出文學的民族性,對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民族認同起到強化作用。
二、阿拉伯文學中體現出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民族主義
(一)阿拉伯現代文學中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宗教因素成為主旋律宗教是阿拉伯人民族情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被認為是文化的主要支柱和所有社會價值中的約束力”[10]19。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有的阿拉伯———伊斯蘭傳統文化背景,宗教情緒與民族主義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阿拉伯現代文學中不乏宗教與世俗民族主義主題之間的和諧統一。在思想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先驅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形成的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其代表人物是哲馬魯丁•阿富汗尼(1838-1897)及其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阿富汗尼主張以理性和科學精神改革伊斯蘭教,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古蘭經》為基礎復興宗教,爭取民族獨立和伊斯蘭國家的富強,并指出所有穆斯林是一個民族,呼吁伊斯蘭世界的統一。阿卜杜終生致力于以伊斯蘭教改革為中心的社會改革,使伊斯蘭教適應現時代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伊拉克政治家阿卜德•拉赫曼•巴扎茲(1913-1973)是系統而合乎邏輯地總結出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關系的學者,他在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宗教》的講演中斷言,“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樣表現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熱情。18、19世紀的阿拉伯世界,民族原則取代宗教原則成為支配人民思想感情和政治事務的主要因素。阿拉伯穆斯林只忠誠于他的宗教,因此,“現代中東政治家需要找到一種手段把伊斯蘭過去永久保存的各種忠誠轉到民族文化上來,而不是摧毀宗教文化建立起來的社會凝聚力和團結”。宗教歷史中的一些象征、事件、英雄和紀念物被賦予了新的民族意義,上升到民族偶像的高度。對于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上帝最偉大的仆人”———摩西變成民族英雄、人民的解放者、民族法典的制定者和領袖。同樣,對于阿拉伯人來說,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成為阿拉伯人的民族領袖,也是阿拉伯伊斯蘭民族的創立者。如此,“伊斯蘭教對民族主義又有了一種加強作用,宗教在民族性中找到了依托”。文學家們用同樣的方法使宗教認同強化為民族認同,“把伊斯蘭教看成一種精神力量,以喚起廣大穆斯林的思想感情,使之團結到民族主義的軌道上來”。因此,阿拉伯民族主義作為文學表達的主題在現代阿拉伯文學中的地位超過了伊斯蘭教。有學者選擇阿拉伯國家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埃及作為研究對象,以“現代埃及文學中的伊斯蘭教”為題,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基督教在現代英語詩歌中占據中心地位相比,必須承認伊斯蘭教或宗教在現代埃及詩歌中占據次要地位。埃及作家幾乎都是穆斯林,他們不得不承認伊斯蘭教的地位被限制在個人生活的范圍內,甚至被對政治和社會改革感興趣的人完全忽視,有時他們還譴責它是“人民的精神鴉片”。
(二)阿拉伯現代文學中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和諧統一阿拉伯人的傳統文學作品,一直受到珍視。但堅持傳統文化本身并不足以促進文化復興。長期處于停滯、落后狀態的阿拉伯世界需要借助外來文化的刺激,在文化交流與碰撞中照亮思想的火花。促使阿拉伯文化復興的因素是多元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滲透以及現代印刷技術的進步。有西方學者指出,“在19世紀尤其是20世紀,文化復興的最大動因不是源自于古典阿拉伯文化,而是來自于與西方文化的交往”。法國入侵者把自己看作是一種嶄新的或是更優越文明的啟蒙者。他們帶去了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第一臺印刷機,這一工具有力地促進了西方文化的傳播。西方的文化滲透和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廣泛接觸,特別是通過大量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活動,阿拉伯人民接觸并了解了與阿拉伯傳統文學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學,也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借鑒西方文學。而現代印刷技術的引進,報刊和其他傳媒形式的出現與普及,教育、出版事業的發展則為阿拉伯近現代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有利的物質條件。埃及學者里法阿•塔赫塔維(1801-1873)是阿拉伯世界早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他是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法國的第一個埃及教育代表團的成員。塔赫塔維根據在法國的生活所見撰寫了《巴黎紀行》(1831年),第一次向阿拉伯國家的讀者介紹西方文化。書中不僅介紹了法國人的生活狀況、生活習慣、生活方式、行政體制和政治制度,還分析了法國政治、文化先進發達的原因,并對法國憲法進行評論。其目的在于呼吁故步自封的埃及封建統治者,喚醒愚昧、落后的阿拉伯民眾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以跟上世界和時代前進的步伐。埃及現代著名作家塔哈•侯賽因(1889-1973)主張文學要在民族民主運動中起到啟蒙作用。他在法國留學時研究希臘語和拉丁語,翻譯了古希臘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現存的幾乎所有戲劇,其目的在于摒棄那種古語和詩意詞匯豐富的翻譯,使普通阿拉伯讀者也很容易理解。他很注重培養埃及人研究自己的歷史,認為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是研究埃及歷史的前提,因此非常渴望在開羅大學文學院開設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1938年,他在《埃及文化的未來》(TheFutureofCultureinEgypt)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第一次出版時,不僅勸說埃及人,而且還有他的歐洲同事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這一舉動更使西方文學融入阿拉伯文學。
三、阿拉伯現代文學體現出作為具體政治過程的民族主義
(一)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在文學中的表現1.旅美阿拉伯作家以文學為反抗殖民主義的陣地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不堪忍受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專制統治和殘酷迫害,黎巴嫩、敘利亞地區的許多詩人和作家離開故土,其中一部分移居美洲。這些移居美洲大陸的作家創作的旅美派文學在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加以創新,是阿拉伯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旅美派阿拉伯作家的創作主題是他們的出生地。他們一方面表達思鄉之情,傾訴與祖國、家人和朋友分離的痛苦;另一方面發泄對他們的家人在目前的統治之下遭受苦難的擔憂。旅居北美的阿拉伯文學家于1920年4月在紐約成立“筆會”,討論了阿拉伯文學的現狀和發展問題。筆會的宗旨是吸引、鼓舞在美的阿拉伯人。他們認為,為使阿拉伯文學擺脫僵化和停滯,成為民族生活中的積極力量,必須為阿拉伯文學注入新的精神。會長紀伯倫(1883-1931)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滿腔憂國憂民的情懷,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本性進行揭露和抨擊,是阿拉伯旅美派文學的旗手和領袖。雖然有東方文學的研究者以作家的思想特質作為考量標準判定“紀伯倫并不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無可否認紀伯倫創作了大量的民族主義文學作品。他在長篇哲理散文詩《先知》之后續寫的《先知園》即表達了他“對沉睡中受人愚弄、任人宰割的東方民族憤懣不平的復雜心情”以及“對祖國、對人類、對生活真摯的熱愛”。1932年1月,南美最大的阿拉伯僑民文學家團體———安達盧西亞社在巴西圣保羅成立,其成員多為黎巴嫩與敘利亞的僑民文學家和詩人。他們基本都傾向于文學革新、主張自由表達,重視藝術創造性,表達對阿拉伯人在外國人壓迫下的不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統治下的敘利亞和黎巴嫩動亂不定。描繪這次動蕩的詩人中就有在南美的阿拉伯詩人,他們的詩歌發表在紐約的文學刊物《游子》(al-Sā''''ih)上。1945年5月29日和30日,法國轟炸大馬士革,企圖嚇倒當地的民族主義者。用詩歌反映大馬士革這次轟炸的也有安達盧西亞社的著名詩人舍費格•馬魯夫(1905-1977)。2.阿拉伯本土文學創作的反殖民主義傾向反對殖民主義是阿拉伯現代文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獨立運動中,文學充當了民族主義者的宣傳陣地。西方學者也承認“阿拉伯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文學在40年代和50年代在動員群眾把英國人和法國人趕出這一地區中起過作用”。敘利亞詩人是阿拉伯人民在反殖民主義斗爭中的喉舌。詩人海利勒•邁爾達姆(1895-1959)在表達人民對法國殖民主義者以委任托管形式取代土耳其統治的不滿時,曾寫下這樣的詩句:“我們剛剛擺脫土耳其人的桎梏/卻又成了別人的奴仆。”民族解放斗爭是現當代敘利亞小說的重要題材之一,反映巴勒斯坦人民斗爭的敘利亞長篇小說則有艾迪布•奈哈維(1926-1998)的《巴勒斯坦的婚禮》(1969)等。埃及伊斯蘭現代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阿卜杜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主編的《埃及時事報》是宣傳反抗英法統治,鼓吹進行社會改革、宗教改革的陣地之一。埃及民族主義者穆斯塔法•凱米勒(1874-1908)也猛烈抨擊英國占領者的種種罪行,以號召民眾憤起反抗。他在1901年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曾說:“祖國啊,祖國!屬于你,我的摯愛,我的心靈……啊,埃及!沒有你,人們就無法活下去。”以此喚醒民眾反抗殖民侵略,保護祖國。
(二)阿拉伯現代文學對民族國家建立和鞏固起重要作用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主義逐步演變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政治運動,其結果是一系列民族國家的出現。國際關系學家漢斯•J•摩根索(1904-1980)認為:“傳統的民族主義追求的是把一個民族從外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并使之建立自己的國家。”英國民族主義研究者厄內斯特•蓋爾納在其《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說:“民族主義認為,民族和國家注定是連在一起的。”[23]9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潮不但孕育了阿拉伯國家和地區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而且推動了現代阿拉伯民族國家的建立。阿拉伯現代文學反映出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民族主義作家試圖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被譽為“阿拉伯民族之魂”的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1911-2006)關心祖國的未來,企圖找到一條促進民族發展的埃及式道路。他對國家、民族、世界以及人類的命運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創作了許多攻擊帕夏、貝克和大臣們的短篇小說,因而被看作是革命文學的先驅者之一。他具有鮮明的立場和觀點,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會,盡情地揭露、批判、鞭撻人世間一切暴虐、不義、邪惡、黑暗的勢力,為追求真理、宣揚科學而斗爭。納吉布•馬哈福茲的《宮間街》、《思宮街》、《甘露街》三部曲即是“為了分析與評論舊社會”而作。《我們街區的孩子們》(1959)、《小偷與狗》(1961)、《米拉瑪爾公寓》(1967)主要對獨立后的埃及社會存在的假社會主義、貪污腐化、走私、通貨膨脹等各種社會弊端進行揭露和鞭撻,對社會偽君子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關于文學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中東史學者彭樹智先生認為,“民族主義文學成為建構民族國家共同體的重要環節之一”。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在民族國家構建與鞏固中的作用在阿拉伯現代文學中也于此可見一斑。綜上所述,阿拉伯現代文學是突出民族特質,增強民族認同和團結的重要載體和工具。在現代意義上,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最早表現為一種情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情感最突出地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民族主義同時也是一場政治運動,最突出的表現是20世紀中期達到高潮的亞非拉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文化復興時期阿拉伯世界的文學作品是民族主義思想的活動陣地,對廣大阿拉伯人民起到思想啟蒙作用。在進入民族解放斗爭階段以后,表現為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成為領導阿拉伯世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阿拉伯世界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充分利用文學的號召和鼓舞作用,使民族主義思想被民眾接受,在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條件的共同作用下推動阿拉伯世界獨立運動取得成功,并在民族國家的建構與鞏固中繼續起到指引作用。
作者:王妍慧單位:陜西理工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