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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一向被看作時代轉變的風向標、社會文化精神之屏顯，那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彰顯出文化潮峰性質、曾如廣場狂歡般占據文學的半壁江山、其審美熱度迄今尚“在路上”的當代散文，在全面文化轉型語境的干預下其本體性有過怎樣的變易?散文的審美現局與走勢又如何?對文化轉型語境與散文本體性流變的同構對應關系加以追問，借此廓清多元多維的散文文化格局與話語構型，并對其精神內涵與審美功能作出價值估量，想來于宏觀把握散文的創作態勢和散文美學建設不無裨益，于電視文學發展亦可提供一個參照系。
在探討文化語境與本體性流變的對應關系之前，擬先從有限的理論資源中提煉、創構出共時態的散文本體性界說，以此為據，再轉向散文的歷時性考察，從而有效檢視90年代以來散文的動態軌跡和本體性演變。
筆者以為，散文的本體性從邏輯結構上可分三個層面：文化的本位性、思維的超越性、文體的高彈性。其中，文化的本位性可視為文本地基；思維的超越性如同文本支柱，常態下位居支配地位；文本組織的審美標示——文體的高彈性，則為一篇作品能否步入散文的審美之境發放入場券，三性的空間關系顯示著散文本體性的共時結構。系統分析還表明，散文的本體性又是一個既相對穩定又不斷變動的結構系統，其中有的要素享有支配權、決定著文本風范，有的則處于從屬地位。當文化情境激烈動蕩時，當承載了歷史文化精神的創作心理結構改變時，散文的本體結構相應就會作出調整，諸要素就會發生易位，文本性質也因此“變臉”，這正是文隨代變的內在機理之一。這種易位還呼應著文本范型。如審美要素比較顯赫的文本常稱“美文”；思維要素占上風的多為“哲理散文”(亦有人稱“思維散文”)；作歷史文化漫步的則是“文化散文”。
文化本位性，使散文更熱情地向社會文化敞開，更醒目地反映文化脈動。加之散文具有再現與表現的雙重功能，在隨心所欲描述文化現實之時又能合理合法地戳戳點點，優秀點評可以較少拘束地越過符碼識見，正可謂一種易于解惑解渴的方便文體。而形象架構上的散跳性，能指層面上的虛虛實實以及敘述筆吻的親和力，則使它的文化表達更自如、更易被讀者接納。(注：于君：《散文講稿》，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8頁。)因此，當中國社會迅速闖入令人眩暈的文化轉型期，散文“短平快”的文體個性便與大動蕩的文化環境一拍即合，于是被歷史導演推上文學舞臺領銜主演并在一夜之間走紅。
一、文化轉型語境下散文本體性的歷時顯現
回首向來蕭瑟處，文化轉型的動蕩景觀清晰可辨：20世紀80年代擔綱主旋律角色的精英文化，剛邁過90年代門坎，便被“商品話語和大眾媒體的狂歡”包圍。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被趕進同一時空，價值、觀念的形形色色錯位被迅速引爆。在文學場域，與“上帝已死”、“文學已死”的聲聲相伴，散文的文化先知意識開始瓦解，其文化形態、文本范型和話語風格迅速朝多元方向擴散。在這其間，承載中心意識形態的政治性書寫從散文中悄然退場流向他域；以風土人情為題材對象、以溫馨懷舊為審美情調的民間通俗文化書寫，也因漸漸失去話語對象而退居邊緣。至90年代末，散文的裂變與繁殖逐漸塵埃落定，其文化部署大抵顯現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平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新生代散文”、“知青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學者散文”、“小男小女散文”和稍步其后的“后新生代散文”為基本格局的眾聲喧嘩散文生態，“創造出一個沒有論資排輩或社會等級制度的喜慶世界。”(注：約翰·多克：《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頁。)
20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的能量釋放是如何使散文的本體性變易，派生出諸多文本范型的?散文又是以怎樣的美學策略予以回應的?縱觀上述六大散文群落的分化與集結，從中可理出概括性的初步答案。
【內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共時態的散文本體系統觀，即文化的本位性、思維的超越性和文體的高彈性，并對轉型期文化力量的干預如何引發本體結構變易作出簡要分析；繼而從主體文類學視角，審理了六大散文群落為基本格局的90年代散文生態，并對其本體性表現予以考量；然后對新世紀初的散文格局作以考察，分析了精英書寫如何取“進步的回退”姿態，“新流言體”如何成為相對完熟的消費文化散文版，網絡散文的崛起，以及劉亮程等散文如何預示了散文本體性在高位格上的復蘇。
【關鍵詞】文化轉型語境/散文的本體性/文化本位性/本體結構變易/話語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