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劉再復在世紀之交批評張愛玲的創作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論文中寫道：“80年代，大陸一群思想者與學人從‘’的巨大歷史教訓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爭留下的包袱與敵意是何等重要，換句話說，批評應當揚棄任何敵意，而懷著敬意與愛意。對任何作家，不管他過去選擇何種政治立場，都可以批評，但這種批評應當是同情的，理解的，審美的。80年代的這種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斷了。大陸有些作家學人，刻意貶低魯迅，把左翼文學和工農兵文學說得一錢不值，與此同時，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話，這在思維方式上又回到兩極擺動的簡單化評論。現在真需要對90年代大陸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寫作有個批評性的回顧?！?注：劉再復：《評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見李陀、陳燕谷主編《視界》，第7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弄潮兒，劉再復的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義。盡管劉再復對于80年代“審美主義”和“純文學”的觀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對于90年代文學史寫作所表達的不滿及其提出的問題卻值得思索。由劉再復通過對張愛玲的創作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重新評價而提出的90年代文學史寫作問題，確實意味深長。它甚至可以被視為某種具有歷史路標作用的書寫。因為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學史敘述模式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實際上，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構成了大陸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最重要的動力，它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大陸的“重寫文學史”運動，同時在“重寫文學史”的實踐上具有明顯的規范意義。在某種意義上，它意味著當代文學史典范的變革。它以對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鐘書等人的發現和推崇，確定了“重寫文學史”的坐標和界碑。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寫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構成了有趣的對照和潛在的對話關系。這種張力為“重寫文學史”留下了大量空間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紀末，由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所開啟的“重寫文學史”已經充分釋放和耗盡了它所積蓄的歷史勢能，空白之頁已經充分填補，并且作為一種“文學史的權力”已經走到了另一個遮蔽與壓抑的極端。

“重寫文學史”成為一個明確的口號和明顯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論》第4期上陳思和、王曉明主持的“重寫文學史”專欄。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在這一專欄下發表了一批具有強烈的“重寫”色彩的論文?！爸貙懳膶W史”這一口號的提出構成了“重寫文學史”運動的高潮?！爸貙懳膶W史”的正式提出和成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重寫文學史”的“遼沈戰役”卻打響于1985年。“重寫文學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曉明明確地把1985年在北京萬壽寺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和在會上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重寫文學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我們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學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義”，見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6期。)。這是符合“重寫文學史”的歷史實際的。而“重寫文學史”的起點則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對于《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以及“”“左”傾文藝路線的否定。正是通過對于“左”傾文藝思想的否定與批判，1979年，《上海文學》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說》，為文藝“正名”(注：對《紀要》的否定是從對“題材決定論”的批判開始突破的，而以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構成了對《紀要》的徹底否定。1978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學》(1978年5期)在“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專欄下發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文學工作者揭批“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藝戰線上的思想斗爭》等一組文章。《上海文學》1979年4月號發表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說》，否定文學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并且強調文藝本身的規律。)，強調文學的內部規律，重新解釋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陳思和正是這樣來正確地理解“重寫文學史”的脈絡的：“‘重寫文學史’的提出，并不是隨意想像的結果，近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確實走到了這一步?！@在當時是出于撥亂反正的政治需要，實際上卻標志了一場重要的學術革命?！?注：陳思和：《關于“重寫文學史”》，《文學評論家》1989年2期。“重寫文學史”的政治實踐意義在當時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識，并不是陳思和個人的看法。作為《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編輯，毛時安更清楚地認識到“重寫文學史”的政治實踐意義：“‘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籌劃和出臺，并不是出于編輯部的心血來潮，更不是某個人靈感和機智的產物。它出臺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薄耙獜氐追穸ā捅厝灰貙懳膶W史。重寫文學史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文學研究領域的邏輯必然。”)

從根本上來說，構成“重寫文學史”運動的有力支撐的是兩個中心的觀念：這就是“文學現代化”和“純文學”的觀念?！拔膶W現代化”被理解為“純文學”，最終又被理解為“現代主義”。因此，在80年代，“純文學”的標準和“文學現代化”的標準幾乎是同時產生和確立的。也就是說，將“文學現代性”理解為“文學現代化”，將“文學現代化”又理解為“純文學”和“現代主義”的追求。這種理解直到90年代被固定為常識。90年代后期，以“文學現代性”為題產生了一場相當規模的討論，其論文結集出版，基本上體現了這種80年代的常識。夏志清在美國接受當時流行的“新批評”理論的規范和訓練。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文學”的理解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了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與此同時，“新批評”的理論家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也在80年代被作為文學理論的“圣經”譯介到中國并且發生了覆蓋性的影響。《文學理論》所提出的有關“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奉為不刊之論，由此發動了“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的潮流。1982年，唐tāo@①即指出：“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注：唐tāo@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況》，《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根據龔鵬程的看法，最早將現代化的標準應用于文學史研究的是嚴家炎。1981年，嚴家炎在《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論＜吶喊＞＜彷徨＞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中明確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追求定位為中國文學現代化。80年代“現代文學史學科的重建”實際上是一個“文學現代化”取代《新民主主義論》所確立的文學史敘述和評價標準的過程。王瑤說：“現代文學史的起點應該從‘現代’一詞的涵義來理解，即無論思想內容或語言形式，包括文學觀念和思維方式，都帶有現代化的特點。它當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性質和內容，但‘現代化’的涵義要比這廣闊得多?！?注：王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5期。)錢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集中反映了“文學現代化”的思維。文學現代化作為文學評價標準最早是徐遲在1978年重新提出的(注：徐遲：《文藝與“現代化”》，見《文藝報》，1978年3期。)。而文學現代化的合法性又是來自于70年代末國家意識形態轉換和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國家現代化(注：《文藝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見1979年1月出版的《文藝報》2期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龔鵬程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系架構在近百年來中國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理解上?，F代化，又被認為是一種世界性的運動，一方面亞非拉丁美洲等地區皆因受西方勢力及文化之沖擊，而展開其現代化，顯現出脫離個別傳統文化，匯入世界的大趨勢……從文學上來說，即‘世界文學’。……此一思路，實際上仍采用西力東漸、中國逐漸西化現代化世界化的歷史解釋模型。然而以現代化為新指標，重新討論近百年之歷史，從社會意識上說，并沒有脫離政治的影響，因為中共官方所謂改革開放，正是以‘四個現代化’為標志的。而黃子平他們所說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學’，也并不是從文學的歷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當前社會意識及愿望反映到文學史的論述中。”“20世紀中國文學”是作為一個文學史的命題提出來的；然而，在當時，20世紀中國文學本身是遠未結束和正在發生的歷史。實際上，“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是要把一個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敘事硬套在中國現代的歷史發展上，用資產階級現代性來馴服中國現代歷史，這種文學史的故事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的預設和虛構性?！爸貙懳膶W史”在后來被視為是一個“反對政治”的“文學性”實踐；然而，實際上卻明顯地甚至直接地受到政治的規劃，無疑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耐人尋味的是，“重寫文學史”并不是追溯到“文學性”的實踐，而是追溯到“”結束之后的新的政治實踐。龔鵬程為“努力想擺脫政治羈絆的文學研究，為何不能自我厘清文學史論和政論之間的分際”而困惑不已(注：龔鵬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見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香港：三聯書店，1993。)，這主要是由于他沒有看到“20世紀中國文學”的口號和“重寫文學史”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實踐。實際上，正如王富仁所指出的那樣，重寫文學史從來就是和新政治意識形態的實踐有著密切的聯系(注：王富仁曾經指出過“重寫文學史”的意識形態實踐意義：“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上來看，凡是社會思想和文學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便會產生一種‘重寫文學史’的沖動或要求?！彼J為，從1928年“革命文學”的倡導開始直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便在不斷地“重寫”。尤其是50年代以來，每一次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動，都導致一次文學史的重寫。見王富仁《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幾點感想》，載《上海文論》，1989年6期。)。龔鵬程批評說，文學現代化論者沒有走出現代化的迷思，他們將20世紀的歷史簡單地解釋為各民族追求現代化的歷史，而沒有思考“現代化”這一概念的復雜內涵以及全球現代化歷史的復雜性(注：龔鵬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見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香港：三聯書店，1993。)。可是，這對于當代現代化論者來說是一種過高的期望。

“重寫文學史”恢復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鐘書等人必要的文學史地位，這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在“重寫”中對于一度成為“歷史空白”的歷史的過分關注和傾斜，使歷史又一次失去了重心，從而再一次顛覆了“文學史”?！?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一開始就帶有“撥亂反正”的作用和矯枉過正的策略。尤其是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領導人越來越有意地把“新時期”的開展解釋為“五四”的重述，也就是說把“改革開放”簡單地理解為資產階級現代性的一次重述，等同于“補資本主義這一課”，因此，必然導致對于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和左翼文學實踐這些不同的現代性內容的拒斥與否定，這些新的現代性實踐也被排斥于“20世紀中國文學”之外。正如王瑤所言：“你們講20世紀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注：錢理群：《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見《文學評論》，1999年1期。)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20世紀中國文學”已經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重寫文學史”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爸貙懳膶W史”已經固化為缺乏自我反思能力的新教條，淪為新的僵化思維?！爸貙懳膶W史”逐漸生成了“純文學”的意識形態和體制。同時構成悖論的是，一方面，“重寫文學史”以“純文學”作為旗幟；然而，另一方面，最終卻同樣以政治正確性作為單純的評價標準，以對“政治”距離的測量來確定文學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樣以政治性的評價代替了文學性的評價?！白杂芍髁x作家”由于“遠離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評價，左翼作家因為政治而被取消了“藝術價值”?！白杂芍髁x文學”逐漸凸顯成為了文學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學則不斷受到貶低和排斥，并且大有被放逐于現代文學史之外之勢?！爸貙懳膶W史”是以對“”“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和“歷史空白論”的“左”傾文藝路線的否定和批判開始，但“重寫文學史”的結果卻是同樣形成了新的“空白論”。“重寫文學史”的“洞見”最終變成了文學史的“盲視”。更有甚者，“重寫文學史”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開始，卻以認同“文藝黑線專政論”終。不僅將“‘’文學”，而且甚至將“十七年文學”視為文學史的空白。1949年至1978年間的“中國當代文學”被視為從根本上失去了文學史的合法性，甚至于形成了文學研究的禁區。

“重寫文學史”的這種“洞見”和“盲視”不僅體現在一些墨守成規的僵化頭腦里，也同樣隱含在新時期最優秀和杰出的學者這里。例如1999年出版的兩部受到崇高評價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也同樣反映了“重寫文學史”的“洞見”和“盲視”(注：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對于“當代文學經典”的規避和“潛在寫作”的開掘實際上造成了一場文學史的“政變”，否定了傳統的文學史敘述而重新構造了一個新的文學史。李揚在有關書評中指出：“這樣的文學史很難說具有真正‘完整的’文學史意義，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理解為另一種形式的‘空白論’，如果這種‘盲視’并不是文學史的寫作者的主觀選擇，那么就一定是寫作者采用的文學史方法存在問題?！?注：李揚：《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從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談起》，見《文學評論》，2000年3期。)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一方面回避文學經典，一方面去發掘“潛在寫作”，以致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以邊緣為中心”的新的文學史寫作策略。它典型、鮮明地體現了“重寫文學史”的“洞見”與“盲視”。洪子誠與陳思和都將“審美主義”和“純文學”固定為文學的本質。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十七年文學”和“‘’文學”視為“一體化”的和反文學的。這樣一種看法體現在其“二元對立”的文學史敘述結構上。王光明在有關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評中曾指出，“一體化”這樣的概念無法完整、有效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史。盡管陳思和和洪子誠的兩部文學史都強調以“審美性”和“文學性”作為評價的標準，但是，實際上他們所編寫的文學史并沒有真正貫徹文學性和審美性的敘述原則。他們對于文學史的整理并不是真正從“審美性”和“文學性”出發的。李云雷指出，洪子誠的文學史寫作宣稱以“審美性”和“文學性”作為標準；然而，實際上卻不是審美的把握，其特色主要在于對文學環境、文學規范和文學制度的深刻剖析與把握(注：李云雷：《小說之“美”的鑒賞與探尋》，12頁，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化”話語逐步擴展和轉變為一個“現代性”的知識視野，對于“現代化”的單一的本質化的理解逐步轉變為一種多元的、復雜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現代性”知識。海外李歐梵、王德威、劉禾、孟悅以及國內汪暉、李揚等人對于現代性的重新理解和反思，對“以現代為目標”的“重寫文學史”的基礎和前提提出了質疑。錢理群在《矛盾與困惑中寫作》中指出，90年代的現實生活無情地粉碎了80年代關于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種種神話，從而迫使我們追問：什么是現代性?什么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關‘現代性’問題的廣泛思考，還引發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系列問題，諸如如何從中國文學、學術自身的發展，特別是晚清、民國以來文學、學術的發展，來揭示‘五四’文學變革、現代文學的誕生的內在理路與線索；如何將現代文學置于與現代國家、政黨政治、現代出版(現代文學市場)、現代教育、現代學術……的廣泛聯系中，來理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如何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不僅是英美文學的影響，同時要關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國家、俄國與東方國家文學的影響，在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如何認識與處理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實現中國文學(文化)的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反抗殖民主義的侵略與控制，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過程之兩者間的關系；如何認識與處理本世紀文學發展的總格局中的不同組成部分，新、舊文學，雅、俗文學及其關系，新文學內部的不同組成部分，自由主義文學、革命文學及其關系；如何認識與處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學與京派文學的對峙與互滲，如何評價反思現代化后果的文學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這些反思都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打開了思路，開拓了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困惑。”“現代性的反思”突破了80年代文學現代化的知識局限。與此同時，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的興起，在經過“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分裂、對立和“向內轉”之后，在“文學性”之外重新引入了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等視角，將文學從“純文學”和“文學性”的幽閉中拯救出來，正如80年代提出的“純文學”使文學從政治教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一樣。今天對于“純文學”和“文學性”的重新否定和批評，正如70年代末對于文學的“政治性”和“階級性”的否定和批評一樣，是為了重新開啟文學必要的視野。通過對于“純文學”和“文學性”的重新否定和批判，更新文學研究的視野與方法。王曉明的《一份雜志與一個“社團”——重評“五四”文學傳統》、劉納的《創造社與泰東書局》和魯湘元《稿酬怎樣攪動文壇——商場經濟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等著述以及羅崗、王本朝等人對于文學生產和文學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力地更新了傳統的文學史眼光和方法。與此同時，李陀重新討論了“純文學”的概念(注：李陀提出：“我們今天討論文學應該對‘純文學’的觀念進行反思?！币姟堵f“純文學”》，《上海文學》，2001年3月號。)。文學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文學史寫作不是要簡單地捍衛一個絕對的永恒不變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秩序，而是將文學放回到歷史之中去，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理解文學。同時，我們不是簡單地捍衛文學的“文學性”，而是充分認識到文學與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哲學、宗教等廣泛的、密不可分的聯系。80年代的“純文學”概念是為了否定“左”傾教條主義和政治對于文學的控制，“純文學”在當時充滿了挑戰性和批判性。在今天，我們應該批判性地重新檢討充滿了意識形態的“預設性”或“后設性”的“重寫文學史”運動，瓦解這些已經常識化的故事，摧毀這些被認為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和“常識”，尤其是摧毀有關“純文學”和“文學性”的神話，讓中國現代文學重新回到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具體歷史場景，最大限度地歷史化文學。最后，所謂“重寫文學史”的終結并不是要否定1978年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意義，而只是宣告“重寫文學史”這樣的一個用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故事來征服和改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歷史實踐已經喪失了其神秘性、吸引力和想像力。用魯迅的話來說，“老調子已經唱完”?！爸貙懳膶W史”的終結并不是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而是意味著新的重寫的可能性。今天，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是站在80年代“文學現代化”、“純文學”和“文學性”神話的廢墟上，并且通過對于80年代文學“常識”的反思，形成新的知識和新的文學史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