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翻譯著作評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名家翻譯著作評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連貫與翻譯》（CoherenceandTranslation）是中山大學翻譯學博士生導師王東風教授的專著，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該專著是王東風教授的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成果，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其博士論文《文學翻譯的多維連貫性研究》。北京大學申丹教授親自為該書寫序，給予了高度評價：“翻譯研究的繁榮，有賴于各種角度的共同推進，本書的研究成果成為‘連貫’這一角度是一個可喜的進展”。
一、內容簡介
全書除導言外，共分五章。導言分兩節：第一節梳理了跨學科框架中的翻譯連貫研究，闡釋了本書的研究范圍；第二節介紹當代語言類型學與連貫的跨語研究，指明了本書的宏觀方法論。
第一章“連貫與翻譯”簡要概述了語言學的連貫研究與翻譯學的連貫研究，提出了翻譯連貫研究的四個基本假定：連貫是一個多重關系網絡；意義產生于連貫；連貫是文學語篇必不可少的特征；連貫是翻譯必須要體現的特征。分析了連貫的不同表現方式：基于語篇的連貫概念與基于翻譯的連貫概念，前者包括組合連貫與聚合連貫、局部連貫與總體連貫、無標記連貫與有標記連貫；后者包括：不連貫、偽連貫、互文連貫，并對這些概念逐一進行了剖析。
第二章“文體連貫”從意識沖突和能力差異對比譯家與作家，指出作家的連貫建構是詩學取向，譯家的連貫建構是信息取向。針對文體能力著重指出“譯者的文體能力不足對于文學翻譯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莫過于對外語文本中的常規與變異的界線和張力的失察”，并以具體譯例探討了在翻譯實踐中由于識別上的失誤與體現上的失衡而破壞譯本的文體連貫。
第三章“語法連貫”作者明確了語法連貫的基礎是合語法性，總結了語法銜接的四種方式：指稱、替代、省略、連接。該章還探討了英語時態的連貫功能及漢譯處理，指出時態鏈是語篇結構中一條重要的連貫線，譯者應擯除漢語閱讀習慣的干擾，把握原文的時間連貫，通過詞匯和語序來重構連貫；論證了語序的連貫價值和語義指向，強調了識別常規語序與變異語序對于文學翻譯的重要意義，比較了英漢語中的主要句法單位在語序上的異同，提出了“同位轉換”“同序轉換”“詞匯體現”“信息體現”等語序功能重構的策略；提出了結構重復的概念，并以被動語態為例探討了結構重復的連貫效應和翻譯對策。
第四章“語義連貫”介紹了語義連貫的構成機制，將韓禮德和哈森的銜接體系中的詞匯銜接作為語義連貫的主體內容加以探討，聚焦句級以上單位之間的語義關系，研究了在英漢小說翻譯中如何識別和重構原文的語義連貫問題，例析了因復現關系和同現關系失察而導致連貫虧損，繼而損害微觀上的語義建構并導致宏觀上的語義變形與詩學虧損的問題。
第五章“語用連貫”探討了制約翻譯語篇生成的目標文化情景；探討了譯者的合作原則，指出譯者要對原文的語用策略做出積極有效的反應；闡釋了會話蘊含的概念及其交際價值，指出最佳翻譯策略是以蘊含對蘊含，也可采取蘊含對蘊含加注釋、以歸化的蘊含對蘊含、以平白對蘊含等方案；界定了“文化缺省”這一概念，論述了文化缺省的交際價值，提出缺省可進行隱性保留和顯性體現；闡釋了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對連貫模式選擇的影響，也探討了中國文化地位的變遷與翻譯連貫模式的變化等問題。
二、簡評
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語言學與翻譯的跨學科結合之旅已有半個多世紀了。作者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文學翻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撰寫了《連貫與翻譯》。本書對于翻譯研究貢獻良多，筆者著重談其中四點：
第一，原創性地從文體、語法、語義、語用四個方面對連貫本身做了集成式研究。
連貫是一個沿用已久的概念，但其確切含義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著名語言學家TeunA.vanDijk在他2008年的專著DiscourseandContext:Asociocognitiveapproach中還說“語篇意義的很多方面都被研究詞匯和句子的傳統語言語義學忽略了，其中最明顯的一個方面就是連貫這一概念。”①國內外不少學者在研究連貫時，總局限在連貫與銜接的關系問題上，如威爾斯、Beaugrande、Dressler、Coulthard、Widdowson等學者持連貫與銜接平行說的觀點，而Tannen、Morgan&Seller、Bulter、Brown&Yule、胡壯麟等學者持連貫與銜接主從說的觀點。《連貫與翻譯》的作者認為“連貫的概念并不只與諸如銜接這樣的同文因素有聯系，而且與社會歷史背景、知識、經驗、讀者推論等超語言方面的因素也有聯系”，并將連貫定義為“語篇因素之間以及語篇因素與超語篇因素之間的各種相關關系的總和”。該定義突破了以往學者對連貫研究的局限性。如帕普迦伊和舒伯特將語篇內各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統稱為“連貫”，其視野只局限于語篇內的語言因素，而忽略了語境或超語篇因素對語篇解讀的影響。貝克認為“連貫是實現語用等值的核心因素”，把連貫局限在語用范疇，而且與語篇等值相區別。王東風將語篇內外因素都納入到連貫研究范疇，擴大了連貫的研究范，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此外，作者將連貫關系分為四種類型：文體連貫、語法連貫、語義連貫和語用連貫，并從這四個方面做集成式連貫研究，這在國內外尚無先例。
第二，首次確立了翻譯連貫論，開辟了翻譯研究新視角。
盡管連貫是所有譯者在實際操作中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之前，有關翻譯中的連貫這一課題的專門性探討幾乎是一片空白，更遑論系統的研究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帕普迦伊和舒伯特、諾德、紐伯特和施萊夫、貝克等學者才開始注意到翻譯中的連貫問題。帕普迦伊和舒伯特的《翻譯的語篇連貫》是一部專門探討翻譯中的連貫問題的專著，但主要是針對機器翻譯模式的，其探討主要局限在連貫的形式方面，注意力全放在了語篇內關系上，沒有全面而深入地對連貫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展開研究。紐伯特和施萊夫的《作為語篇的翻譯》和貝克的《換言之：翻譯教程》對翻譯中的連貫問題也只是有所涉及，但并未引起重視。
而《連貫與翻譯》作者在充分掌握了以往語言學和翻譯研究中有關連貫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系統地描述和解釋了連貫的機制及其在翻譯中的作用，認為連貫是一個多重關系網絡，意義產生于連貫，連貫是文學語篇必不可少的特征，連貫是翻譯必須要體現的特征。并對連貫與翻譯問題做了跨學科、集成式的研究：在第二章文體連貫中，將翻譯研究與文學理論聯系在一起，在第三章語法連貫、第四章語義連貫中，以語法學、語義學為基礎，第五章語用連貫中以語用學、認知語言學、文化學為基礎。這種研究突破了以往那種孤立的、一一對應的方法論的局限，視野更開闊，從連貫這一個更為動態的視角來研究翻譯問題，把各個學科都納入到了翻譯連貫研究中來。確立了翻譯連貫論，這可以說是《連貫與翻譯》最突出的貢獻之一。這種貢獻對于語言學和翻譯學，都具有獨創性、開拓性。
第三，為文學翻譯等值最優化探索出切實可行的分析模式。
上個世紀60年代，奈達運用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構建語言學譯論體系，首倡動態等值論，這一等值論將經驗主義的翻譯論提升到了科學的高度，但先后遭到了翻譯學者們的批判和質疑。首先，動態等值論以文化普適論為思想基礎，遭到了持文化相對主義的卡特福德的批判，后者認為語言是具有文化特異性的，因此不同語言間存在著語言和文化的不可譯性。顯然，奈達的等值論忽視了翻譯的文化性。其次，奈達的動態等值以語言深層結構的功能轉換為核心，忽視了語言的表層結構在建構詩學功能上的積極作用，消解了文學翻譯中的詩學價值和文化意義。他也因此受到了以佐哈爾、霍爾姆斯、斯內爾-霍恩比、布魯克、勒菲弗爾、巴斯奈特、韋努蒂等文化學派學者的質疑與挑戰。關注文本中的詩學和文化意義的文化學派認為，“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等值，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妄想’”。而以德里達、Jacobs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甚至對翻譯等值論的理論基石——意義確定論提出了挑戰，進一步瓦解了動態等值的哲學基礎。
面對這樣的翻譯學研究背景，譯文與原文是否存在等值？如何使等值量最優化？作者從連貫角度出發，著重探討在英漢小說翻譯中，如何根據語篇內因素之間、語篇因素與語篇外因素之間的各種關系來解讀原文連貫機制，并竭力重構這一連貫，以構建一個與源語文本解碼難度相當的譯文語篇，保留原文的連貫模式，使譯文與原文之間的等值最大化。為了使文學翻譯中的詩學價值得到最好的傳遞，作者將“連貫”與文學翻譯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綜合的連貫網絡系統，“多層次和多維度地考察了以‘連貫’為軸心的語篇內外的各種關系，系統探討了小說翻譯過程中連貫的解讀和重構，旨在揭示在意義的組織和生成過程中，連貫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不僅突破了傳統翻譯理論視角的局限性，擺脫了一一對應的靜態語義等值模式，而且用大量翻譯實例證明，只有準確把握住語篇內各語言單位之間、語篇與語篇之間以及語篇與超語篇之間的連貫關系，才能正確解讀原文的連貫機制，正確重構譯文連貫機制，從而使譯文與原文之間的等值效果達到最優化。作者從“連貫”這一特定角度出發考察文學翻譯中的失誤與錯誤，繼而指引文學翻譯實踐。翻譯家孫致禮認為“像王東風這樣的翻譯理論家，他們的見解確能給翻譯家帶來啟迪。”
第四，提出“文化缺省”這一重要概念。
目前，“文化缺省”這一術語已廣泛運用于翻譯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2004年方夢之先生所編的翻譯學詞典將這一術語收入，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一術語來自何處。筆者以“文化缺省”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找到351篇文章，而最早使用“文化缺省”這一概念的文章正是王東風發表于《外國語》（1997年第6期）中的《文化缺省與翻譯中的連貫重構》，該文的被引頻次為301，足見其影響之大②。作者在文中率先提出“文化缺省”這一術語，并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和闡釋。“被交際雙方作為共享的背景知識而加以省略的部分叫做情境缺省（situationaldefault）。如果被缺省的部分與語篇內信息有關，就叫做語境缺省（contextualdefault），而與語篇外的文化背景有關的，便就是文化缺省（culturaldefault）。語境缺省和文化缺省都是情境缺省的副類。語境缺省的內容可以在語篇內搜索，但文化缺省的內容則往往在語篇內找不到答案，由于文化缺省是一種具有鮮明文化特性的（culturespecific）交際現象，是某一文化內部運動的結果，因此不屬于該文化的接受者常常會在碰到這樣的缺省時出現意義真空（vacuumofsense）無法將語篇內信息與語篇外的知識和經驗聯系起來，從而難以建立起理解話語所必須的語義連貫（semanticcoherence）和情境連貫（situationalcoherence）”（王東風，1997:55）。在《連貫與翻譯》一書中，作者進一步指出“‘缺省’的概念來自于計算機科學，原指計算機程序對某一默認過程的自動略過。由此而派生出來的概念‘文化缺省’則是指因被交際各方共享而在交際中被默認的、自動省略的、因而不在場的背景知識，其實那是一種不在場的在場”。作者創立的“文化缺省”這一術語，將連貫、翻譯研究與認知語言學、文化學緊密結合起來，已引發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其展開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作者原創性地從文體連貫、語法連貫、語義連貫和語用連貫四個方面做集成式連貫研究和連貫與翻譯的研究，通過研究論證使連貫成為翻譯研究的一個角度，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筆者以作者的論文《文化缺省與翻譯中的連貫重構》發表日期1997年12月20日為分界點，分別以“連貫”為題名在中國知網標準檢索中進行檢索，發現相關論文數據分別為75和1142；而以“連貫”并“翻譯”為題名進行檢索，其數據分別為1和146③。可見，連貫問題的研究以及連貫與翻譯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關注，而作者對這一課題研究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總之，《連貫與翻譯》一書為翻譯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是一部具有原創性的翻譯理論專著，為我國乃至世界翻譯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