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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雜文創作，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經過秦漢、魏晉南北朝兩個階段的長足發展，至唐宋時出現繁榮，明清時因文禁而衰落。

中國古代的雜文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創作成就，其優秀傳統也為現代雜文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資源。但是，有關雜文的理論探究不多，概括起來，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雜文的概念

我國古代的雜文，有雜文、雜著、雜說等多種相近的名稱，內涵和外延也不盡一致。

在我國古代文論中，經常將雜文視為“雜著”，這是一種廣義的雜文概念。

例如，最早使用雜文之名的范曄，在《后漢書·文苑傳》述及杜篤、蘇順、趙壹的著作情況時，言杜篤“所著賦、論、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①，蘇順“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②，趙壹“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③。從和雜文對舉的大都是應用性文字這—點來看，這里的雜文是指那些非實用并因此無法按當時以功能為標準來加以分類的文章。

南北朝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介紹了在他之前的雜文概念，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摘要：“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共名，并歸雜文之區。”④意思是把—些雜七雜八不好歸類的雜著文章都一古腦兒歸人雜文之中。

所以，也有人徑直將雜文稱之為雜著。刊于明代的《駱賓王集》中收列有“雜著”一類，類下收有《應詰》《自敘狀》等文。清代所刊明人影印宋鈔石介所著《新雕徂徠石先生全集》也列有“雜著”五卷，凡“說”“原”“辨”“釋”都收人其中。

吳訥在《文章辨體序說》中說摘要：“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⑤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也說摘要：“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⑥兩人都直截了當地把雜文說成雜著。

這種雜文觀念一直影響至今，魯迅就曾使用過廣義的雜文概念摘要：“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部有類可歸，假如編年，那就只按做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⑦

另外，我國古代還將雜文稱之為“雜說”，也就是說理的文章。它源遠流長，由最初的諸子講學語錄逐漸孕育發展形成，是古代散文中之大宗。劉勰之前《漢書·藝文志》列有“雜說”一項，并界定說摘要：“議論而兼敘說者，謂之雜說。”⑧

晉代陸機在《文賦》中對這種文體有精辟的論述摘要：“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論精微而朗暢……說煒曄而譎誑。”⑨意思是摘要：“說”是為了勸說人、打動人，所以必須注重辭采。

褚斌杰認為，凡稱為“說”的文章，往往帶有雜文、雜感的性質，或寫一時感慨，或記一得之見，題目可大可小，行文較為自由隨便⑩。而且，這里的雜說比較接近今天狹義的雜文。“議論兼敘說”正是現代雜文的基本特征。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借捕蛇者的悲慘命運，來說明“苛政”對人民的摧殘和危害。文章所以不稱為捕蛇者“傳”或捕蛇者“論”，而稱“說”，是因為它是在揭示新問題，說明道理，而在寫法上又具有抒發感慨的性質，所以我們認定它是雜文。

二、雜文的功能

劉勰在《文心雕龍·雜文》的開篇便指出摘要：雜文乃“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也”{11}。韋昭的注釋是摘要：“暇，閑也；豫，樂也。”也就是說，雜文是作者的閑適寄興之作。

古代文章，多為某種實用目的而作，在劉勰看來，雜文的創作不是從具體的實用目的出發，屬于另一類文章，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文章之支派”。在儒家傳統的文學觀念中，那些典、策、奏、議、書、論、章、表、詔之類的文章，具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社會功能，它們才是文章之“正派”。相比之下，雜文這樣的閑適之作，當然是等而下之的末流，故劉勰稱之為“末造”。這里雖含輕視之意，但從文體學角度看，卻把雜文從一般應用文中分離出來，指明雜文是作者在較為閑適的心態下創作出來用以自娛或娛人的作品，也就是說，雜文具有一定的審美功能。這一界定，不但使雜文同應用文劃清了界限，而且對區分雜文和一般論說文也有重要意義。

其次，劉勰還認為，古代的雜文還具有“自我申辯”“諷喻時政”的功能。他在分析古代最初的幾種雜文體裁時，就認為摘要：宋玉含才負俗招致非議，“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東方朔的《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楊雄《解嘲》，雜以諧謔，回環自釋”{12}。都是以設問對答的方式，為自己遭到的非議和攻擊進行自辯，借題發揮以釋憤抒懷，抨擊時弊。而枚乘的《七發》等“七”體類文章的立意在諷喻摘要：“戒膏粱之子”，達到“諷一勸百”的目的。

劉勰的這一熟悉，和魯迅對現代雜文功能熟悉一致。魯迅認為現代小品文的功能是“社會批評”或者“文明批評”，在專制和獨裁的社會，他非常鮮明地主張摘要：“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13}

三、雜文的審美機制

雜文是文學諸體裁中理性因素較強的一種，雜文的魅力首先來源于它包孕的真理。深刻的見解，新鮮的哲理，真誠的靈魂拷問，是雜文之魂。也因為雜文深刻的思辨內涵，雜文的閱讀，才能夠讓讀者獲得思想、思索和趣味。但是，雜文僅有思想是不夠的，還須借助藝術化的表達，才能產生魅力。雜文創作中，以藝術的情思對哲理觀念的溶解或以藝術的形象傳載哲理，便是雜文特有的理趣。理趣是雜文思辨理性的審美化表現，是雜文藝術魅力的源泉，古人對此有所把握。

在劉勰之前，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雖然提及“雜文”，卻并末解釋，但其中列有“雜說”一名，并給予了界定摘要：“議論而兼敘說者，謂之雜說。”雜說也是古代雜文之別名，近似我們今天狹義的雜文——文藝性的政論。而這“議論兼敘說”，也正是現代雜文審美表達的基本特征。

劉勰在《文心雕龍·雜文》中對這一審美機制作了更為具體、深入的闡述。他所論列的雜文，如宋玉的《對問》、枚乘的《七發》、楊雄的《連珠》等作品，辭采華美，氣勢充沛，富于情感和文學色彩摘要：“淵岳其心，麟鳳其采”{14}，“理新文敏”{15}，“義明而詞凈，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16}。劉勰將“理”和“辭”并舉，肯定這些雜文議論獨創而又富于文采，表明他已經把握了雜文審美的內在機制摘要：一方面，雜文從本質上是屬于議論和說理的文體；另一方面它又是講究文采的，文學或詩化的。“理新文敏”這一簡練的對于古代雜文特質的概括，和瞿秋白用“詩和政論的結合”來說明現代雜文的審美機制——理趣，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創作的主體

最早提及雜文的班固，雖然沒有對雜文給予解說，但他在《漢書·藝文志》里，對“雜家”的解釋，或許有助于我們對古代雜文創作主體的了解。

《漢書·藝文志》說摘要：“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17}大意是說，雜家當“知國體”“見王治”，其文章內容必須以此為中心，反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矣。這實際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雜文家應該是思想家、社會評論家。雜文內容雖“雜”，但必須有關政事國體。這和現代雜文所強調的雜文家必須具備“經世”的思想相類似。當然，現代雜文的“經世”觀念所代表的人世精神是透過政治批評或者文明批評以求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公正、和諧的社會秩序，這是和古代雜文家“知國體”“見王治”的區別所在。

其后，徐師尊、劉勰都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雜文家的文學修養。徐師尊說摘要：“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18}可見，雜文不是一般的人隨便可以寫的，而是文學修養較高的“詞人”所著。劉勰對此有更加具體的論述摘要：“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偉矣前修，學堅才飽，負文余力，飛靡弄巧。”{19}也就是說，雜文是一些具有很高的聰明和文化修養的“智術之子，博雅之人”所從事的高雅藝術，雜文家應有堅實的學養、飽滿的才情和極強的文字駕馭能力，在雜文的創作中才能“飛靡弄巧”，進行自由的創造。

五、藝術特征

古人有關雜文藝術特征的論述不多，比如，明代吳訥在《文章辯體·序》說摘要：“雜著者何？輯諸先儒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評議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20}

唐代李善也指出摘要：“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21}

徐師曾在《文章明辨》對“雜著”的解釋和吳訥差不多，認為雜文是“不落體格”的文章，“稱名雖雜，而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22}，和過去傳統的文章仍有“一致之道”，所以仍可“各入討論之域”。

所有這些論述，大致都指出了古代的雜文，在語言表達上“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即有說理議論的性質，形式上“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議”是雜文的天職，內容上的批評理性和形式上的靈活自由互為表里。這實際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雜文屬于“社會評論”的范疇，具有靈活自由的表達形式。雜文內容雖“雜”，但只能是在“社會評論”這個范圍內的“雜”。雜文可以借鑒任何一種文章體式，只要適宜于“社會評論”也即“理”的表達就可以。

劉勰有關雜文藝術特征的論述更為具體、全面。他以魏晉南北朝以前雜文的三種主要體式《對問》《七體》《連珠》為例，分別考察了它們的源流，勾勒了它們發展的概貌，指出了各體雜文的藝術特征。例如，劉勰認為，宋玉含才負俗招致非議，“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東方朔的《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楊雄《解嘲》，雜以諧謔，回環自釋”{23}。分別指出了它們“申”“辯”“釋”三種具體的論辯表達方式，即為自己遭到的非議和攻擊進行自辯，借題發揮以釋憤抒懷，抨擊時弊。除此之外，在《文心雕龍·雜文》篇中提及的文體，還有班固的《賓戲》、崔骃的《達旨》、張衡的《應間》、崔實的《客譏》、蔡邕的《釋誨》、景純的《客傲》、陳思的《客問》、庾敳的《客咨》八種文體，而和枚乘的《七發》同屬一類文體的也討論了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張衡的《七辨》、崔瑗的《七厲》、陳思《七啟》、仲宣的《七釋》、桓麟的《七說》、左思的《七諷》八種之多，可見，劉勰對于古代雜文文體的靈活多變的分析更為具體深刻。

當然，古代對于雜文的探究，也許不局限于上述幾個方面，更多的探究成果可能散見于古代的散文、詩歌、傳記、史籍等文體的論述之中，只是有待于人們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