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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政府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部署的推進,作為文化走出去重頭戲的中國文學走出去,不僅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提升中國國際形象、展示國家“軟實力”的有效載體。為推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我國政府及社會各界做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更加有效而有序地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文學走出去中文學貿易逆差的原因及應對策略進行分析。
【關鍵詞】中國文學;走出去;文學貿易逆差;應對策略
一、中國文學走出去中的中外文學貿易逆差
自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就開始大規模地向世界譯介中國文學作品,這期間有幾項大的舉措,包括1951年創刊《中國文學》雜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編輯出版《熊貓叢書》,1995年正式立項、旨在系統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國文化典籍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華文庫》,還有2006年中國作家協會啟動“中國當代文學對外譯介工程”等。這些大規模、有組織、成體系地譯介中國文學的活動,有效推動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08年10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宣布啟動“國劇海外傳播工程”,此工程包括“百部國劇英譯工程”“國劇口述歷史編纂整理工程”等系列子項目。其中,“百部國劇英譯工程”將近100部國劇劇本譯為英文版[1]。2009年底,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推出重點項目“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其中的《20世紀中國文學選集》英文版分六卷本向世界展示20世紀中國的優秀文學作品,以中外合作翻譯和出版的方式進入英美國家的主流出版機構,同時為英美大學的中國文學教學和研究提供參考[2]。2013年5月20日,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印度外交部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印度共和國外交部關于“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諒解備忘錄》,隨后該合作項目又被寫入兩國聯合聲明。2015年底,“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印方項目啟動。印方最終確定將《大唐西域記校注》《唐詩宋詞選集》《元曲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25部作品納入互譯項目。這些工程的實施,增進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和了解。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較明顯的是文學貿易逆差問題——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與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呈現出明顯的“入超”現象。根據《中國版權年鑒》的統計,多年來,我國的圖書進出口比例約為10∶1,而且出口的圖書主要銷往亞洲國家和中國的港、澳、臺地區,面對美、英、德、法、加拿大等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逆差則達到100∶1以上[3]。美國翻譯家白睿文則介紹:2004年,中國出版機構共購買了美國出版的3932種圖書,但是美國出版社只購買了16種中國出版的圖書。2009年,美國共出版了348種外國文學作品,其中中國文學作品只有8種,所占比例僅是美國出版的外國文學總數的4%[4]。從一些統計數字來看,此前,中國當代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狀況也不容樂觀,據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羅季奧諾夫副教授統計,從1992年到2001年,俄羅斯只翻譯出版了4部中國當代小說集,與中國大量譯介蘇俄文學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文學交流上的不對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處于邊緣和失語狀態。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講,這種不對等現象也容易使西方人對中國形成不充分的認識和片面的了解甚至誤解。
二、中國文學走出去過程中文學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
中國文學走出去過程中文學貿易逆差的產生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首先,文學貿易逆差的存在與“時間差”“語言差”有一定的關系。所謂“時間差”,誠如謝天振所言:“要知道,中國人積極主動地譯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西方人對中國開始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這二三十年的時間。另一方面,操漢語的中國人在學習、掌握英語等現代西方語言并理解與之相關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現代語言的各西方國家的人們學習、掌握漢語及理解相關的中國文化要來得容易。”[5]凡事都需要有一個過程,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在譯介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百多年里,已經積累了較為充分的閱讀與理解西方文學作品的能力。而西方讀者尚不能達到輕松閱讀中國文學的水平。所謂“語言差”,指的是中國人在學習、掌握英語等現代西方語言,并理解與之相關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西、俄等西方現代語言的各西方國家的人們學習、掌握漢語要來得容易。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與西方的拼音文字有很大差異,這讓他們在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時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其次,文學貿易逆差與實施中國文學走出去戰略中的傳播地域選擇偏重有關。以往我們在向其他國家翻譯和推介我國的文學作品時,更多側重于歐美國家,在翻譯的語種選擇上,也多以歐美語言為主。但是,另外一些國家可能也對我國文學感興趣,也愿意了解、接受中國文學,由于這些國家不在我們的重點考慮范圍內,能夠進入這些國家的中國文學作品數量受到了限制。再次,文學貿易逆差與我們向外推介的作品類型有一定的關系。文學性強的經典文學作品一直是我們向外譯介的重點,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希望借此能夠讓各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學。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中國文學經典在其他國家的傳播需要這些國家的讀者具備閱讀和欣賞這些經典的能力,由于時間差、語言差的問題,海外讀者未必都能很容易地讀懂這些作品,這導致以純文學為主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海外世界也開始關注非傳統意義的中國純文學的樣式,諜戰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以及網絡文學等異軍突起引起海外讀者更大的興趣。因此,為縮小貿易逆差,我們需要思考豐富走出去文學類型的問題。最后,文學貿易逆差與我們采取的海外傳播路徑有關。在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一般更重視利用紙媒進行傳播,忽略了當前電子媒介擴張和紙質媒介相對萎縮的現狀,導致主推的以紙媒為傳播媒介的文學作品傳播效果欠佳。而且在出版方的選擇上也存在一些難題。之前,我們向海外傳播的中國文學譯本大多數是由中國出版社和國外一些小出版社出版的。就承擔文學海外出版的中國出版社而言,這些出版社雖然在國內多數是一流的,但是,一方面,中國出版走出去起步較晚,還沒有積累足夠的國際化經驗,尚不能準確把握海外市場的發行機制、營銷機制、傳播規律等;另一方面,海外讀者對中國的出版界缺乏了解,對這些出版社也缺少足夠的認同,出版社本身附加在譯本上的品牌效應很難得到有效發揮。同時,國外小的出版社存在影響力小、營銷能力有限等問題,它們將中國文學作品有力推介出去的能力有限。
三、如何改變中國文學走出去中的文學貿易逆差
面對文學貿易逆差問題,我們必須積極探索解決辦法,努力縮小和扭轉貿易逆差。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1.有針對性地推出中國文學作品
兩種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文化過濾”的過程。任何一種文化接受他者文化,都是從本土文化的需要出發。因此,有針對性地推廣中國文學作品,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文化心理選擇適合的外傳作品十分關鍵。以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為例,從1992到2012年的20年里,俄羅斯出版的中國文學刊物,收錄了87位作家的182部作品[6]。這一時期最受俄羅斯讀者歡迎的是馮驥才、王蒙兩位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俄羅斯譯介最多,分別為馮驥才作品24篇,王蒙作品21篇。馮驥才之所以受俄羅斯讀者歡迎,A•H•科羅博娃認為“他展示了以單個‘小人物’的命運為例的民族悲劇。這一點是他創作的一個特點。”В•Ф•索羅金認為,“作家和詩人在自己的創作中保存了關于黑暗年代的真實材料,這些材料具有異乎尋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價值”[7]。此外,“俄羅斯讀者很容易接受王蒙的作品,這些作品令讀者感到親近的原因就在于王蒙深受中國和歐洲文學的滋養,特別是俄國的經典文學著作對作家的影響很大。王蒙和故事中的主人公熟知蘇聯文化、詩歌、作家、音樂家,會唱蘇聯的歌曲”[8]。由此可見,適合讀者審美期待和審美趣味的作品才會得到良好的接受。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需要針對不同文化圈、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化心理和審美需求,有針對性地做出選擇,推出我們優秀的文學作品。
2.擴大中國文學傳播的地域范圍
中國文學要真正走出去,需要我們轉變觀念,不能只側重歐美發達國家。根據相關學者統計的2000—2010年海外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出版機構國別分布情況,21世紀前十年間,越南是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出版機構最多的國家,越南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出版機構達到23家,其次是法國20家、韓國16家、美國10家、英國5家。根據大韓出版文化協會的統計,2015年,韓國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總量為2457種,其中中國文學書籍數量為171種,占當年該國外國文學出版總量的7%,中國位列日本、美國、英國之后,居于第四位[9]。因此,我們要擴大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地域范圍,這樣才更有利于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對于愿意接受中國文學作品的任何國家和地區我們都要重視。
3.豐富推出去的中國文學類型
要加強多種題材和樣式的文學作品的譯介。近年來,中國諜戰、科幻、懸疑等小說在海外走熱。麥家的經典密碼小說《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圖書市場刮起了“麥旋風”。慈欣憑借科幻小說《三體》(TheThree-bodyProb-lem)成為首位摘取“科幻界的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三體》亦獲得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據統計,截至2016年6月底,《三體》三部曲全球累計發行量超過16萬冊(含精裝版、平裝版、電子版、有聲版)。其中,英語版《三體問題》在發行不足1個月的時間里,全球就有214家圖書館收藏了該書,并被列入“2014年度全美百佳圖書榜”[9]。同時,中國當代網絡文學和兒童文學作品也在海外悄然走紅。2017年刊載于《亞洲經濟報》的文章《3億3千萬人被深深迷倒,中國網絡小說引起市場大爆發》指出,中國網絡小說現已延伸到全世界,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與中文的窗口。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的作品在海外的傳播也取得可喜成績,曹文軒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韓、希伯來語等十四種語言在海外出版,作品的版權也被賣到五十多個國家,在英語國家、德語國家的傳播尤其成功。這些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案例告訴我們,除了把目光聚焦在純文學或嚴肅文學,我們要鼓勵多樣性的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國門。正如姜智芹教授所指出的:“多年以來,在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純文學作品無疑占據主流。不過鑒于中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和中西敘事方式的不同,翻譯出去的純文學作品并沒有在西方世界產生應有的影響,接受度并不高。《解密》《三體》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傳播啟示我們,只要把握好思想性,兼顧好藝術性和趣味性,類型文學也能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因此,我們今后在向外傳播中國文學的時候要拓寬思路,加強對類型文學的譯介,將西方讀者喜歡的諜戰、科幻、懸疑等小說更多地納入推介視野,將其作為純文學翻譯的有益補充,讓更多的中國當代小說揚帆遠航,從中國的變為世界的。”[9]
4.豐富、優化傳播路徑
在文學走出去過程中,豐富和優化傳播路徑也很重要。在廣泛樹立國內出版社國際品牌力的同時,選擇國外權威出版社,適應海外閱讀模式的新變化,充分利用現代網絡資源及新媒體,對提升文學海外傳播的效果十分關鍵。莫言作品法譯本的出版社瑟伊(Seuil)出版社就是法國的權威出版社之一,這使得莫言的外譯作品很快進入西方的主流發行渠道,得到有效的傳播。同時,權威出版社在推介文學作品時采取的營銷策略也更為專業。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網絡成為人們工作、生活的主要工具,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改變了傳統的文學閱讀模式。在新舊媒體共在的場域中,我們既要重視紙媒的傳播渠道,也要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推出電子書和發揮專門網站的作用,多渠道才能夠更好地推介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國門。創建文學翻譯平臺是有效的方式,這可以調動更多的優秀翻譯人才參與中國文學的翻譯。余華的短篇小說《命中注定》的俄譯文就是在莫斯科iTrex翻譯機構主辦的2014年度“翻譯的樂章”線上多語種文學翻譯競賽活動中脫穎而出的。此外,影視作品也能夠更生動、更多樣化地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由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在傳播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相對而言,電影、電視的技術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加快捷;信息傳播的符碼更加直觀;信息接收者范圍更加廣泛,對觀看者的受教育水平沒有特別限制[10]。
作者:朱孝成 單位:國家電網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