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的闡述運作模式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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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闡釋與理解的關系問題，海德格爾認為:理解是此在與存在之間的根本關系，是人一切活動的基礎，是此在的本體論條件。理解本身有我們稱之為“籌劃”的存在結構，只有當世界在人的籌劃、計劃、可能性顯現出自己時才有意義，世界無限的可能性其實都是人的可能性，理解就是在此在面前籌劃可能性。理解就是此在把自己的可能性投向世界，也就是籌劃。闡釋是理解的發展，理解是闡釋的基礎和根據，它們本質上是相同的東西。闡釋就是把理解籌劃的可能性清楚地揭示出來。闡釋學認為理解就是讀者要將自己的感情移入所要理解的事物當中。闡釋者不是將所要研究的事物對象化，也不是像經驗科學那樣將其看成是一成不變的外部物體，他們將自己想象為與之共為一體，從主觀上感受其應該是什么樣子，并且試圖描述出他們從內部所發現的東西。因此，闡釋學與文藝學和語言學派文學翻譯理論具有顯著的區別。伽達默爾強調理解的普遍性，確立了闡釋學以理解作為核心問題的獨立哲學地位，他的論述主要圍繞著理解的歷史性和語言性展開，他認為:理解根本不能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身傳統中的行為，在這一行為中過去和現在不斷融合，傳統調動了闡釋者的成見，從而促成了積極的理解［2］。一段文本或一件藝術品真正意義的發現永不會結束，實際上它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時間距離并不是加以克服的障礙，而是理解的積極且富有建設性的可能性，意義發現的無窮過程就是通過它來實現的。

以上所引哲學思想可謂深奧難解，閱讀斯坦納的著述總讓人感覺生僻怪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所依據的哲學思想就是如此。我們發現，斯坦納本人就是哲學闡釋學方面的專家，曾著有《海德格爾》一書，他運用闡釋學的基本原理論述翻譯問題游刃有余。讀者只有具備了一定的哲學闡釋學知識，才可能透徹理解斯坦納的一些核心觀點:語言的理解就是翻譯，翻譯是語言的基本因素，思想交流也是翻譯等。他運用哲學闡釋學理論來解釋文學翻譯的過程，提出闡釋學運作模式這一術語，目的是將自己融入翻譯行為中，從內部對其加以描述。斯坦納的闡釋學翻譯研究方法不同于經驗科學方法:經驗科學主義者不相信自己的移情直覺，而是隨機抽取一些翻譯者的樣本，再根據觀察到的翻譯行為進行總結。總之，闡釋學不同于文藝學和語言學，它是構成西方翻譯思想史上翻譯理論文藝學和語言學主線之外的第三條線。

一、闡釋學運作之信賴、入侵、吸收和補償信賴、入侵、吸收和補償是文學翻譯闡釋學運作模式的四個階段，下文結合哲學闡釋學對之分別予以分析。

(一)信賴。翻譯始于信賴，指的是譯者信賴面前的作品，認為它有意義或有可譯之處，信賴由先前的經驗確定，是認識論上(epistemologically)的表現，心理上是冒險的(hazardous)行為。信賴不同于具體翻譯中譯文對原文的忠實，它是基于哲學闡釋學的翻譯過程的第一步，可以說沒有信賴就沒有翻譯。海德格爾認為，理解有一個前結構，闡釋建立在前有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為了理解某種事物，總得首先具有這個東西。另外，每一種闡釋都包含前見，即理解總對先行具有的東西采取一種觀點;闡釋還包含一個前概念，也就是說理解當中就已經有了怎樣思考這個事物的決斷，理解是從一個概念的框架開始的，這是理解的第一步。這就是斯坦納把信賴作為闡釋學運作的第一階段的哲學依據。信賴也就是有用，認為眼前的作品是有用的，因為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世界萬物只有為我所用才有意義，才同我們發生關系。因此信賴解釋了翻譯行為的可能性問題。斯坦納說，在翻譯開始的時候，譯者必須對于原文的連貫性，對于世界的象征的豐富性投下賭注。

斯坦納在論述中多次用到“賭注”、“背叛”、“危險”、“冒險”和“暴力”等表達負面含義的字眼。這也是哲學闡釋學的特點，伽達默爾就曾選擇了“偏見”這個詞語作為對歷史意識批判的開始，說明了人的理解整個地從屬于人經驗世界的方式，他強調，理解具有前結構并不意味著理解是任意的，理解時不應該讓我們的先入之見不受檢驗，意識到偏見是很重要的，為了正確理解，前理解需要被意識到并被批判。伽達默爾還暗示，理解同其他類型的行為相似，總包含某種程度的風險，理解就是一種探險，不排除理解者被他要理解的內容所改變的危險。

但是，譯者對原文文本的信賴還不足以引發一次翻譯過程，因為譯者對于自身翻譯能力的信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眾所周知，文學翻譯對于譯者的要求是極高的，就文學的類別來說，應該認清自己的所短所長，認清自己適合譯哪一類書;就文學的派別來說，得弄清自己最適宜于哪一派。余光中指出一個合格的譯者應該具備三個條件:首先，他應該是一個學者，能夠對原文體貼入微;其次，他應該近似于一個作家，能夠對目的語運用自如;再次，他應該對原文所涉及的學問，要有相當的熟悉，不能外行。譯者只對于原文本信賴，對自己不信賴，勉強翻譯，不會產生好的譯品。如果承認闡釋學運作模式是斯坦納提出來的一個文學翻譯的理想模式，那么信賴就不單純是譯者對于原文的信賴，至少還應該包括譯者對自己的信賴或者翻譯發起人對于譯者的信賴。

(二)入侵。信賴是被動發生的，止于這一階段還不是翻譯。接下來譯者就要采取積極的行動，進入源出語文本中，就像是進入了外國一樣，進行侵占活動，然后試圖把戰利品帶回來。這就是翻譯闡釋學運作的第二步:入侵。斯坦納并沒有嚴格區分入侵和理解兩個詞語，他把理解看做翻譯，或者說理解在本質上是入侵的。“海德格爾認為理解不是方法論的問題，而是本源的問題，他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作為行為的理解上來，本質上是據為己有的，因而也是暴力的。事物由于存在而存在，只有被理解也就是被翻譯的事物才是真正存在的事物。所有的認知都是入侵的，每一個命題都是對世界的入侵。海德格爾揭示了理解和闡釋都是不可避免的攻擊模式。”

為了說明理解的入侵本質，斯坦納分析了“理解”這個詞語的詞源，顯示理解就是包圍和吸取，這一點在語言的使用當中也能看到，我們破解(break)密碼(code):破解就是剖解，把軀殼打碎，層層剝開。譯者入侵、抽取然后帶回家，就像哲羅姆的著名比喻所說的那樣，譯者應該像奴隸一樣把意義驅趕進譯文中。也好比是露天采礦，在大地上留下了一個大坑。這樣翻譯對原文造成的后果就是，某些文本或者文類經過翻譯已經變得枯竭，原文已經變得不再誘人，不再有人問津。更有意思的是，還有文本或文類由于翻譯引發的形變(transfiguration)，以及由于占有性的侵入行為和對于原文的過度轉移，譯文變得更有秩序更加具有審美價值，從而否定了原文。

這樣帝國主義思想在西方翻譯理論中有了用武之地。把原文像奴隸一樣捉進目的語當中，翻譯帝國主義的研究正是基于這種觀點。為什么理解的本質是入侵的、掠奪的，而不能以和平方式進行呢?根據海德格爾的哲學闡釋學，人在理解時有一個前有，就是說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在理解前早就置身并屬于他的世界，一切社會文化背景、傳統觀念、風俗習慣、物質條件和思想狀況等都是影響他和形成他的東西。當他進入另外一個文本時，仿佛進入了外國，前有是理解的基礎，他不可能拋棄前有，這樣他就把自己投向源出語文本，進而理解文本。用伽達默爾的話來說，就是拋棄自己的世界而置身異己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理解一開始，理解者的視界就進入了他要理解的那個文本視界。站在源出語的角度來看，他好比來自外部世界的入侵，遭到來自源出語文本的抵抗也是必然的，入侵者的目的是吸收某些東西，使其成為自己的東西，從而帶走。

(三)吸收。在第二個階段，譯者的動機是去外國掠奪，他在那里侵占財富并據為己有，到第三個階段，他把財富作為戰利品帶回家，到了家他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這些戰利品的問題，因此，翻譯闡釋學運作模式中的吸收就顯得尤為重要。譯者向目的語引入意義和表達形式并不是進入真空。目的語的語義場已經存在且擁擠不堪，卻還是要吸收和安置外來的意義和表達形式，具體表現為，從徹底歸化到極端異化這個序列的某處，呈現出無數的細微差別。吸收行為總可能會擾亂甚至重新安置本地結構，沒有任何語言、任何傳統或文化在吸收時不受到形變的危險。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我們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改變我們的理解就是改變我們自己。具體來說，譯者向目的語引入外來事物，可能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讓原文在譯文中投胎轉世;另一個是造成目的語的感染。在目的語發展不成熟的條件下，輸入就不是豐富目的語的行為，因為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場所予以安置，這時輸入就不能產生目的語整體的反應，而會出現一個模仿的潮流。可能會由于異域事物的輸入引發語言結構的改變。目的語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才能再次作出反應，設法中和或者排除異體。洋涇浜語的出現讓我們看到，為保留本地語言的一塊領地所作的努力以及隨政治和經濟帶來語言強行入侵所造成的這一努力的失敗。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吸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把新的因素輸入到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系統中，“使譯文語言變得更加豐富”;另一方面，這種輸入不斷引起變化，語言、文化和傳統觀念在這個過程中都會面臨被改變的危險。因而，這里明顯存在一個辯證關系。這讓我們想到了20世紀初魯迅、傅斯年等所提倡的中文西化運動，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白話文尚不夠成熟，經過多年對外來表達方式的吸收，漢語白話文已經相當完善，昔日西化之風不能再提倡，翻譯當中引進新的表達方式不能損害當今漢語白話文的生態，因此當今翻譯應該如余光中所言“反對西而不化，提倡西而化之”。

(四)補償。闡釋學運作模式中的補償顯然不是翻譯的一個技巧，而是從社會行為的角度來看翻譯，說明翻譯的闡釋學運作在第三個階段還不夠完備，因而也是危險的，所以需要第四步的補償，來完成整個循環過程。理想的翻譯是不帶有損失的交換，交換后應保持各方平衡，這就把翻譯研究引向了倫理的視角。斯坦納用了一個形象化的說法點明這一點。他說，翻譯行為就如同社會內部或不同社會之間的交換活動，譬如，通過交換婦女和貨品而獲得動態平衡的一種努力。翻譯就可被看做在循環的兩端———源出語和目的語之間，使秩序得以保存。一方占有必定有另一方提出補償的要求，話語要引出回應，異族通婚和同族通婚都有一個平等交換的機制。在語義的交換過程中，翻譯從根本上要求公正。翻譯，象征性地說，是雙向的行為，所以在形式和倫理兩個方面要保持平衡。

翻譯的闡釋學運作過程是通過打破平衡開始的，信賴讓譯者失去了平衡，讓自己完全傾向了原作，接著包圍、進攻。等到滿載而歸的時候，卻又一次失去了平衡，從對方拿走東西，強加到目的語的語言系統，從而造成了它的不平衡，語言系統出現了傾斜，闡釋行動必須補償，必須在交換和恢復平衡之間進行調解。斯坦納指出，為了恢復平衡所做的互惠行為是翻譯職業和翻譯倫理的關鍵。這樣，翻譯當中出現了兩個不平衡:一個是由于掠奪，由于對礦藏的掠奪性開采，地面上留下一個大坑，原文出現了損失、毀壞甚至成了殘渣;另一個是譯者將帶回來的東西加給目的語，也擾亂了目的語的平衡。因此，只有這兩個不平衡都得到了恢復，才算實現了真正的平衡。第一個不平衡的補償是這樣實現的:首先譯者的信賴抬高了原作的身價，宣稱“擺在眼前的東西有更多的內容”、“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協調一致比眼睛看到的更貼近更微妙”。譯文不是對原作的復制，由于時間因素的介入，經過闡釋原作會產生新的意義，從而使原作得到了加強，翻譯好比是一面能發光的鏡子，它不僅反射光線，而且它自身也發光。原作與其譯作、評論、模仿或其他變體形式之間的關系表現出各種不同的距離，原作正是從這種距離當中得到好處，距離促成了新意義的產生。

譯作之所以能對原作補償，是因為原作在另一種文化語境當中獲得新生，有時還會產生巨大的力量。例如，有些作品沒有得到應有重視或評價，翻譯可以使其價值顯示出來，福克納的作品譯成法語，受到稱贊，傳到美國后才得到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原作就得到了補償。翻譯對于目的語的補償較為容易理解，目的語從原作那里引入了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表達方式使自身得到豐富，但對于其中的各種不平衡必須予以補償。由于社會制度、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的不同，向目的語引入新思想、新觀念必須考慮譯文的可接受性問題，因此，就必須進行相應調整，進行褒與貶的轉換，敏感話語的保留與刪除等。闡釋學運作的危險性也會在這一階段表現出來，歷史上譯者被迫害甚至被殺害的例子并不鮮見。由于翻譯對語言系統造成的不平衡所進行的補償主要是技術層面的，譯者為了適應目的語的語言系統，翻譯時可能增加冗余度或加進自己的看法，或者進行節譯、刪削等。總而言之，真正的翻譯就是通過各種補償措施尋求各方面的平衡。

二、文學翻譯闡釋學運作模式的理論價值及局限

闡釋學運作模式無法直接解決具體的翻譯實踐問題，而是對翻譯本質問題進行探討。斯坦納并沒有提出具體的翻譯理論或翻譯模式，他探討的是整體的翻譯行為。他明確指出，由于根本不了解兩種語言如何在腦子里并存、安排和貯存，所以當前還不會有像樣的翻譯理論，語言的使用和理解因人而異，翻譯完全是一門藝術。其翻譯的藝術觀，可以從他論述闡釋學運作模式時避免使用統一固定的術語這一現象中窺見一斑:信賴是用trust和faith兩個詞語來表達的;入侵是aggression，penetration和deci-pherment;吸收是incorporation，embodiment和appro-priativeuse;補償是compensation，restitution和fideli-ty。總而言之，把信賴、入侵、吸收和補償看做四個具體步驟，并不符合斯坦納的本意。其實，斯坦納堅持使用movement(運作)一詞，將其理解和翻譯為“步驟”或“方面”，并不符合斯坦納的闡釋學解讀方法。斯坦納的模式力圖解決翻譯史上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翻譯中的永恒矛盾，其直接反映就是直譯與意譯或者歸化與異化的爭論。這一矛盾也稱為翻譯的二重性，施萊爾馬赫曾對之作過清晰的闡釋:讓讀者安居不動將作者引向讀者(歸化)或者讓作者安居不動將讀者引向作者(異化)。但是歌德在這里發現了一個問題:即使是異化主義者也要歸化，即使那些極端異化的譯文，也必須把外國作者帶向目的語。按照凱利(LouisKelly)的觀點，斯坦納的翻譯模式是一個基于“正題”(thesis)、“反題”(antithesis)和“合題”(synthesis)三個概念之上的黑格爾式理論模式。原文語言與譯文語言是“正題”與“反題”，而最終產出的譯文就是二者的“合題”。總體來看，斯坦納的闡釋學運作是對歌德翻譯理論的發展，歌德的理論分為三個階段(ep-och)，首先是侵占，就是對于異域文本的完全歸化，例子就是路德的《圣經》譯本。斯坦納將這種提法發展為他的闡釋學運作模式的第二和第三個階段，即入侵和吸收。歌德的第二個階段顯得模糊不清，他想使之成為侵占的反題(antithesis)。斯坦納通過將這一階段變成闡釋學的運作模式從而解決了翻譯上的二重性問題。譯者的第一步是信任，他將目的語置于次要地位，完全倒向了源出語。這樣，斯坦納從具體譯者的社會心理出發，把信任置于首位，接下來再來發展歌德的侵占。歌德的第三個階段就是神秘的字對字的翻譯，他含蓄地將其與他那個時代的德語翻譯聯系起來，這種翻譯就是以辯證的方式綜合了正題與反題，產生出救世主義的完美的譯文。斯坦納充分吸收了歌德的思想，也極大地使歌德的神秘主義世俗化，使之具有倫理的意味而不是末世論的意味———追求完美的譯文而不是對于世界的拯救。

當然，斯坦納的設想也并非完美無缺。他很難解釋在不涉及其他三個步驟的情況下，信賴如何能夠促成具體的翻譯行為。斯坦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把歌德和本杰明帶有辯證特點的救世主義結合進他的闡釋學運作模式中，讓直譯在闡釋行為開始的時候作為一個粗糙的手段，形式就是信賴。如果斯坦納更為堅決地堅持歌德三個階段的辯證形式，可能更為有效，歌德三個階段的辯證形式是粗糙的業余直譯者(正題)學著要進行意義對意義的翻譯。從赫德到黑格爾的德國浪漫主義傳統誘使斯坦納提出了入侵和吸收(反題)，然而直譯者卻發現這對于源出語文本是一個使之變得貧窮的暴力，并且以更為復雜的形式返回到直譯主義，于是，直譯就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直譯即是兩個文本之間意義上的對等也是完美的字對字的翻譯，這是西方翻譯理論無法實現的終極理想(合題)。整體來看，闡釋運作模式帶有較大的模糊性，這與斯坦納想保持浪漫主義的合題有關系。他想讓闡釋學運作既是理想模式又屬于經驗的范疇。前者就像德國浪漫主義傳統想象的那樣，既是一張翻譯行為的地圖，又可以適合具體的翻譯行為。實際上，這是不現實的。但是，斯坦納的闡釋學運作模式盡管存在諸多問題，卻是近年來為了解釋翻譯過程發展起來的語言學模式和社會系統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種有益的嘗試。通過探究翻譯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方面，斯坦納為當代闡釋學鞏固了德國浪漫主義翻譯理論的地位，并且幫助近期對于翻譯的帝國主義研究搭建了一個平臺。

斯坦納是翻譯理論研究領域公認的大家，學術界對其翻譯研究著作不乏溢美之詞:“經典力作”、“博大精深”，以及“對翻譯問題的思考不遺余力”，等等，但同時也認為其著述艱深難懂，從而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實際情況也大抵如此，國內鮮見研究斯坦納的成果。本文結合哲學闡釋學，主要探討了文學翻譯的闡釋學運作的理論淵源，對于其理論價值和局限性也作了探究，在研究斯坦納的翻譯理論方面，權作引玉之磚。

作者：孫洪山單位：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