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文學意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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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令單位：存嘉應學院文學院

一近幾年，以“重返80年代”為支點的關于八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思考與討論至今仍是個方興未艾的話題，也產生了不少頗有影響的成果。不必諱言存在于這一討論中欲將“重返”對象歷史化與知識化的理想。但也不能否認這理想可能是一相情愿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其中還來不及過濾的焦躁心緒。而這一切，不管情愿與否，如今又都構成了我們談論問題的具體語境。

在談到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我們大概都會同意發生在80年代的那場社會運動是一個“拐點”，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是一次強力推進。其實它們同樣也是中國思想文化進程由80年代過渡到90年代的界碑。學界對于80年代與90年代關系的描述見仁見智。有論者用從“同一”走向“分化”，由“啟蒙”走向“啟蒙的自我瓦解”來描述。“如果說80年代的主題是啟蒙的話，那么90年代的主題就是轉為反思啟蒙。”［1］12發生在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論爭，最終使得在80年代建構起來的“同質化”世界徹底分崩離析，“公共空間被重新封建化、割據化。”［1］2他們為此還提出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封建化”與“割據化”情形，是通過三個階段來完成的:第一階段(1990至1992年):《學人》雜志的創辦及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①，由此引起知識分子思考辯論是繼續推進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還是通過反思，“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識基礎”?這一階段的實質是知識分子經過80年代末的那場社會運動后對自我身份的重新確認，即繼續扮演公眾“知識分子”角色，還是重返書齋做一個純粹的讀書人?第二階段(1992至1997年):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引發的如何看待市場經濟，知識分子怎樣重建自己的尊嚴，以及由此發生的一系列論戰①。“人文精神大討論”是這一系列論戰的軸心，也是在“同質化”的80年代建立起來的知識界聯盟在90年代分化前的最后一次盛會。第三階段(1997年以后):由1997年汪暉在《天涯》發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引發的長達三年的關于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②，其間討論了現代性、自主與民主、社會公正、經濟理論及民族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其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廣、討論問題之深刻，為20世紀思想史上所罕見。”［1］14限于篇幅，我們不可能在這里全面展開90年代中國思想界分化論爭的具體內容，而只能將它結合在與“問題”相關的討論中。

“思想史”當然不等于“文學史”，但思想問題最終還是會以某種形式反映在文學世界里。事實上在90年代“啟蒙的自我瓦解”過程中，文學就在其中:或以作家———文化人的身份，或以作品———“中間物”的形式，與90年代的思想界無法剝離地交錯在一起。如1990年代初在圍繞“魯迅風波”引發的道德理想主義論戰中，“二王”(王蒙、王朔)、“二張”(張煒、張承志)等主要“當事人”都是文學中人;1990年代后期的“張愛玲熱”與“上海懷舊思潮”，既是文學領域的問題，但誠如有些論者所言，在關于“熱”與“思潮”的相關解讀中，又讓我們看到了“殖民與后殖民理論的批判能量”;“后現代、后殖民理論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深刻介入，文化研究的視野和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展開，開啟了文學重新回到當下的生活，打開了文學思想對當代社會文化未來走向發生影響的可能。”［1］109而2000年由話劇《切•格瓦拉》(黃紀蘇編劇、張廣天導演)上演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如關于“公平與正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告別革命”、“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問題等等，以及接著《切•格瓦拉》圍繞《魯迅先生》(張廣天編導)引起的關于“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革命”的討論，這些文學事件其實都與9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問題緊緊地關聯在一起③。類似的更多更豐富的內容，如關于“人文精神”的論爭，關于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等等，對許多文學研究者而言其實并不陌生。因此我們既可以把90年代的文學研究看作是特定時期思想論戰的延伸，也可以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看作是文學在以其特別的方式介入90年代的思想論戰。

二不過，在這里我們更感興趣和關注的是體現這種研究姿態選擇的一些具體個案。比如，啟蒙“自我瓦解”的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究竟怎樣影響著這一時期的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

在這一問題上，首先深入我們印象的也許是一些曾經在80年代執著于“迷人的理想”(穆旦詩)的文學研究者進入90年代以后不那么“自信”的“猶豫不決”。比如洪子誠，在談到90年代思想立場的轉變對自己文學研究的影響并在一些著作文章中存在的“互異”的情形時，他的“回答”便很能給我們啟發:

在我看來，反思80年代的“純文學”、“重寫文學史”的理據，指出其意識形態意義，并不意味著否定其歷史功績，也不是說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評在“純文學”的想象中過多否定中國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積極“回應現實”的“特殊經驗”，也不見得應該回到文學“工具論”立場。指出“政治一開始”就在文學里面，也并非說政治(階級、民族、國家、性別)可以窮盡、代替文學。在“世界(西方)文學”的背景下，重視中國(以及“第三世界”)文學作為“異類的聲音”，作為“小文學”的傳統的意義，這也同樣不是說要完全改變“十七年”和“”文學的描述圖式。在中國，“左翼”的、“革命”的文學的出現有它的合理性，也曾具有活躍的創新力量。但是我仍然認為，它在當代，經歷了在“經典化”、“制度化”過程中的“自我損害”。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學”的歷史意義，但也不打算將“左翼文學”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樣。［2］

洪子誠曾用“80年代殘留物”這一深蘊自我反省意識的詞句來描述自己的這種矛盾思想。但在這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啟蒙的自我瓦解”后的投影。看到了80年代文學立場存在的過激的一面，但也不打算把當年的話倒過來說，甚至承認其合理性的成分，這本身固然可看作是一種“成熟”與“進步”，但同時更可看作是80年代“同質化”的思想界瓦解后的一種矛盾與困惑。這種情形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表現得更具體。在這篇文章中，洪子誠認為我們不應該把90年代以來(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研究中那種對(當代)文學的“歷史”進行重新審察的情形看作是簡單的“懷舊”，而應該看到這其中“思考現實問題的動機”，看到包含在其中的“對現實社會問題焦慮的出發點”，而這其中最具說服力的是在80年代“主張或同情‘回到文學自身’的學者”，進入90年代后“真誠地憂慮”“人文精神的衰落。”［2］這情形已遠遠超出了文學的范疇，而與當年關于“知識分子何為”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有著更為可能的關聯，當然也更為可信①。

富于意味的是，這種情況，并不僅僅是作者個人的遭遇。還是在這篇文章中，洪子誠提到即使80年代充滿自信、富于理想主義的“堂吉訶德式”的錢理群，在“思想割據”的90年代，也變得猶豫不決和矛盾重重，無法說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追求、肯定什么，“徑直說，我沒有屬于自己的哲學、歷史觀，也沒有自己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無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時期內無法形成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屬于我自己的、穩定的、具有解釋力的總體把握與判斷，我自己的價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亂。”［3］這些話由一個“義無返顧”于自己信念的理想主義者說出來，是比較“尖銳”的。洪子誠在文章最后這樣總結:

這種種矛盾、困惑，如果僅僅限定在“學科”的范圍內，那么，它們可能是:在認識到“文學”的邊界和特質的歷史流動性之后，今天，文學邊界的確立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力求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抑制“啟蒙主義”的評判和道德裁決，是否會導致為對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學研究者在逃避“沒有理論”、“沒有方法”的責難中，向著嚴謹的科學方法傾斜的時候，是否也同時意味著放棄鮮活感，和以文學“直覺”方式感知、發現世界的獨特力量?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應該完全以思想史和歷史的方式去處理文學現象和文本?而我們在尋找“知識”和“方法”的努力中，終于有可能被學術體制所接納，這時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也因此凍結、凝固?［2］

看來，90年代，“自我瓦解”的不僅是思想的“啟蒙”，同時也是關于文學的知識體系，關于文學的理念與研究方法等諸多的問題。在80年代曾經被單一處理的文學圖式，在價值體系坍塌后的90年代的思想碎片的閃爍光照下，顯露出了其多元豐富的狀貌。一方面想“堅持”與“不放棄”，另一方面卻又面臨著“調整”與“重建”。“我們”因此“猶豫不決”，———也無法不“猶豫不決”。這種“猶豫不決”的姿態體現在面對具體的文學對象(歷史)時，是不再“斬釘截鐵”地執迷于“非此即此”的價值判別，而多了一份“矜持”、“同情”和“理解”。由此，我們看到了在《1948:天地玄黃》“后記”中錢理群在處理“歷史”與“歷史寫作”之間存在的“時間差”時的審慎，既“設身處地”又“毫不回避”，而不將歷史簡單化［4］326。也看到了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5］、《問題與方法》［6］、《當代文學的“一體化”》［7］等著述中對“當代”40至70年代文學圖景描述時的“限度”意識。

三而也正是在90年代這樣的語境中，如何面對包括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在內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問題，得到了另一種與80年代不一樣的表述。比如有些論者在“重構”包括40至70年代文學在內的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敘述”的同時，試圖掘取左翼、革命文學“遺產”中某些可靠的資源來滋養新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藉此來表達對更宏大“問題”的關切，認為“能否冷靜地認識20世紀50—70年代文學，不僅關系到如何看待中國革命，也關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國現代化選擇的問題”;既反對“‘非歷史化’的文學傾向”(即“用現代化追求的‘誤區’等流行意見來批評文學對革命道路的選擇”)，但也反對“作為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強烈反彈”，“在‘懷舊’的心理中重溫歷史的激情，甚至表現出對革命時代價值觀念的簡單認同”的傾向［8］。作者甚至在文章中“無可爭辯”地指出，50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學，曾經“發揮著其它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9］161，最大限度地影響著他們這一代人的人生選擇和精神世界，指引他們這一代人“革命”。在新世紀初舉辦的一次“價值重建與21世紀文學”研討會中，有些論者把“啟蒙”、“激情”、“回歸浪漫”作為21世紀文學的“精神指歸”，指出如何回到“民間”、“現實生活”與“文化的母體”，將影響到“21世紀文學質量”。“激情”、“浪漫”、“民間”、“現實生活”、“文化母體”等，這些都是20世紀左翼、革命文學曾經努力實踐和追求的，同時又是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啟蒙自我瓦解”后我們文學和社會生活中所缺少的一些精神“鈣”元素。有些論者在談論左翼文學與“當下”的中國文學也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感慨在我們今天的文學中，已難再讀到“浪漫”、“感動”和“理想主義”的東西，以及“批判精神”和“戰斗性”［10］。

如果以上這些表達都還顯得有些懷戀與失落但又不失溫和的話，那么王富仁在2006年“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中關于“我們為什么要研究左翼文學”的發言，其直面現實與人生的思考，則讓我們看到了經過90年代的思想分化以后包括40至70年代在內的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何以值得關注的另一種“迫切”理由。他敏銳地洞察到了被隱沒在當今“沒有追求、沒有爭取、沒有感受到自己的價值”的“和諧”學術背后一些不那么“和諧”，甚至有些讓人“不安”的問題。王富仁甚至不惜暫時“放下”學術，直指這些年來頻繁發生在中國高校中的大學生自殺行為，是一個“文化現象”，而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負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責任。“我們”在給“他們”指出“美好的前途”、描繪“黃金世界”的同時，“把空白、把年輕人現在就應該懂得的人生的艱難，遮蔽了起來，使他們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到社會實踐中去經受”，“而在這時，他們卻在任何一個微小的痛苦面前都經受不住。”王富仁說，“假若是一個戰士，我遇到困難我會克服它”，會因此變得更堅強。“只有這種堅強的精神，一種追求的精神，才能擔當人生當中、歷史當中、社會當中、自己的人生道路當中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困難，大踏步地走下去，走完自己的一生。不但走完自己的一生，同時為未來的人生留下一點兒的光明。假若我們每一個人都為未來留下一點光明，我們的未來就會光明一點兒。”而這種帶有鮮明的魯迅式的精神品格與人生信念，正是曾經在80年代，直至近年仍殘留在一些文學研究中所貶抑的、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文學所具有的特質與內涵。王富仁指出，像30年代的那些左翼作家和他們所寫的人物，當年曾經“在黑暗當中摸索著”，冒著被“專制”、被“殺頭”、被“坐牢”的危險，“在那樣的社會當中，盡管他們沒有找到一條人類唯一正確的道路，他所相信的道路，可能他相信的一條所謂光明的道路，而這條道路被事實證明并不是一條光明的道路。但是，他們為了這條道路曾經掙扎過，曾經以自己的生命去實踐。”而在“繼續爭取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道路上”都是“懦夫”的“我們”，對于這些精神文化遺產，不僅不予以繼承發揚并讓年輕一代了解學習，甚至簡單地把他們押上“審判”與“批判”的歷史舞臺，確實讓人感到“不安”。實際上，這其中關涉的已不僅是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怎樣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在一種的態度中，“我們害了我們一代的年輕人”，“吃掉了年輕人”［11］。王富仁這里提出的一些問題及其“問題方式”當然可以作進一步討論，但我相信這些話是真摯的。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其尖銳的現實針對性。可以想象這些話在理想主義高揚的80年代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在當時缺乏自我反思的啟蒙話語場景中，也很可能被視為“同質化”世界中的“異端”，甚至有可能與當時被極力批判的“文化”視為同類加以批判和否定。在經過“自我瓦解”的90年代中國思想界，這些話聽來仍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與“猶豫不決”的“我們”比較，在清醒與冷靜中，王富仁似乎多了一份執著與堅定;而與80年代的狂飆突進比較，則又似乎多了一份理性。如果不那么狹隘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視之為90年代瓦解后的思想界“成就”在文學研究中的另一種“收獲”。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左翼文學幾度沉浮枯榮，其社會意義與意識形態意義，亦“此一時彼一時”。但不管怎樣，在“啟蒙自我瓦解”以后的90年代重新討論其社會意義與意識形態意義，卻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因此，是不是可以這么說，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大的一筆遺產，我們如何處理包括40至70年代文學在內的左翼文學，甚至已不是簡單的文學、學術問題，同時還是社會問題、現實問題，甚至還是曾經被我們不斷排斥、剝離的意識形態意義①?若以此為話語平臺，那么我們質疑90年代以后一些文學史寫作中消解《紅巖》、《青春之歌》、《創業史》等“革命文學”的文學合法性的文學史觀，便不應看作是簡單的是非對錯之爭了。

文學、文學研究應該如何回應現實人生?我們討論、研究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意義在哪里?這些問題在90年代的思想語境中提出來，應該是個增殖性的問題。

四而在“40至70年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史”的討論視閾中，我們幾乎很容易便可看出，關于40至70年代文學討論與研究的學科史意義的提出，只有在“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90年代才成為可能。也只有在90年代，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問題辨析清楚后，關于“當代文學”歷史的寫作實踐才得以全面鋪開，并呈多元分化。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實踐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進入80年代以后因為高校中文學科課程開設需要有過一次編撰高潮。到90年代中期至近幾年，則可謂達到了“全盛”期。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史學研究著作，“參考文獻”部分列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88部，其中58部都是進入90年代以后逐漸推出的［12］359－362。這個數字，在說明進入90年代以后“當代文學”歷史寫作實踐逐漸成熟的同時，另一方面，我以為應該是蘊含在其中的(作為一段獨立時間意義上的)“當代文學”研究與(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寫作實踐與八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互動關系，即它們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消化著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論戰成果的。對于這一問題的的清理，應該是我們考察討論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與90年代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