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志文化文學批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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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說”與“詩話”的詩文評學術史意義

《讀書志》部類設置所反映出的文學批評觀念，首先是在傳統目錄學“文史”類的基礎上，改設“文說”類，并把原“文史”類中的“史評”另置之史部，反映出文學批評與史學批評自覺分離的觀念。衢本《郡齋讀書志》卷17“集部總敘”:“集部其類有四: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四曰文說類。”“文說類”為晁公武《讀書志》首創，收入《文心雕龍》10卷、《修文要訣》1卷、《金針詩格》1卷、《續金針詩格》1卷、《李公詩苑類格》3卷、《杜詩刊誤》1卷、《韓文辨證》8卷、《韓柳文章譜》3卷、《天廚禁臠》3卷。“文說類”收錄文評、詩格、文譜以及辨證方面的內容，不收詩話，詩話另入子部“小說類”。討論晁氏“文說類”之設置，有必要回顧傳統目錄中對文學批評類著作歸類認識的演變。現存官私書目中，最先著錄詩文批評類著作的是《隋志》。楊明照先生《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在論及《文心雕龍》一書的著錄情況時曾稱:“《文心》著錄，始于《隋志》，自爾相沿，莫之或遺。”③《隋志》為初唐長孫無忌等奉敕編修，由于當時文學批評類著作數量尚少，故“總集類”小序言:“并解釋評論，總于此篇。”④將《文心雕龍》、《文章流別》與《文選》、《古詩集》、《玉臺新詠》等同列入“總集類”。初唐時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文心》一類“解釋評論”不同于詩文總集之性質，然而由于數量過少，僅將其附于總集之下。五代劉昫《舊唐書》承襲《隋志》之法，亦將文學批評類著作散入“總集類”。由此可知，唐五代之際文學批評類著作主要是作為總集之附庸而存在的，在目錄學著作中并未獲得獨立的地位。關于目錄學中“文史”的由來，章學誠在《和州志藝文書輯略》中言道:“唐宋以后，紀聞隨筆，門類實繁;詩話文評，牽連雜記，是則諸子之中，別立文史專門也。”⑤雖然在現存官私書目中，最早設置“文史類”以收錄文史批評著作的是宋初官修書目《崇文總目》，但“文史”類的設置卻是始于唐人吳兢《西齋書目》。《舊唐書》吳兢本傳載:“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⑥《西齋書目》已亡佚，其始設“文史”之證據主要來源于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七十五”載“宋《三朝藝文志》:‘晉李充始著《翰林論》。梁劉勰又著《文心雕龍》，言文章體制。又鐘嶸為《詩評》。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揚史法，著為類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錄，散在雜家或總集，然皆所未安。惟吳兢《西齋》有“文史”之別，今取其名而條次之’”⑦。《西齋書目》“文史”之設置，受到了宋以后目錄學家的推崇與重視。宋初王堯臣主持編修的《崇文總目》，集部共分三類:“總集”、“別集”、“文史”，于集部之中增設“文史類”，收入劉勰、鐘嶸及唐人詩格、文論、賦訣等作25部70卷①，依仿吳兢之體例。《新志》沿襲《隋志》、《舊志》，集部分“楚辭”、“總集”、“別集”三類，但“總集”類之下設了“文史”，“文史”類除收錄文學批評著作外，也收錄了劉子玄《史通》二十卷、柳璨《柳氏釋史》十卷等史評類書，內容上倒是名符其實的“文史”②。《新志》把“文史”置之“總集”之下，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兼顧《隋志》的傳統與《崇文總目》的新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詩文評類著作與總集類不同的獨特性與獨立性并未有共識。目錄學中“文史類”的出現，標志了文史批評類著作獨立于總集之外，成為集部之中又一重要類目。這反映出詩文批評類著作的獨特性質得到一定認識和重視，但同時又有些含混不清。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在論述總集時便對“文史”之內涵與重要性進行了闡釋:“總集者，編類古今眾作為一集也。《唐志》有虞摯《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名文》，孔逭一作造《文苑》、蕭統《文選》、蕭圓一作圖《文海》、姚鉉《文粹》、徐堅《文府》之類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見于總集之后。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炙轂子《詩格》、鐘嶸《詩評》之類是也。夫《史通》、《詩格》、《詩評》，皆所以考論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廢也。”③“文史”是一個集詩文評與史評于一身的類目，兼有集部與史部的性質。因為集部主要內容是詩文，而“文史”著作主要內容也是評論詩文，故置之總集總體上有其合理性。然后，其中雜入史部評論內容，而將之置之集部總集類，此分類并非最為切當。此前《崇文總目》將《文心雕龍》、《詩品》、《文章龜鑒》等詩文批評類著作歸入集部之“文史”，而將劉知幾《史通》及其他史評類著作歸入“雜史”中。雖然，把史評著作歸之“雜史”也不恰當，但終究首次把文、史批評分開了，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它給后世尤其是南宋以后文、史批評的獨立提供了借鑒。南宋鄭樵正是在《崇文總目》的啟發下對文、史批評類著作進行了有意識的區分。不過這種區分尚處探索階段，并不成熟。《通志》“藝文略”并非按照傳統目錄四分法進行著錄，而是將所有圖籍分成了8部12類，其中把傳統詩文批評類著作歸入“文類”，而將以劉知幾《史通》為代表的史評類著作歸入“史類”之“正史”中，這可以看作是對《崇文總目》入“雜史”的修正④。而在“文類”中，又具體將詩文批評類著作細分為“文史”與“詩評”二類。將《翰林論》、《文心雕龍》等綜合論文之著歸入“文史”，而將《詩品》以及唐宋時興起的詩格、詩話等相關評詩論詩之作收入“詩評”中。由于唐宋時期詩歌理論發展迅猛，數量較多，故《通志》將其單列一類。這種將詩論與文論截然分開的著錄方式，雖然有利于凸顯詩、文批評的區別與重要性，然而在具體著錄中卻顯得過于繁瑣與不便，故于后世鮮有共鳴，正如四庫館臣所評:“‘詩集’亦屬‘別集’，必欲區分，則有文無詩者將又立‘文集’一門，彌滋繁碎。”⑤與鄭樵同時代的晁公武在其《讀書志》將前人集部“文史類”分為“史評”與“文說”二類⑥，反映出詩文批評與史學批評各自獨立的意識。“文說類”的出現在文學批評類目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文說”、“史評”的出現，一方面是目錄學分類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批評類著作日益興盛的結果。雖然《崇文總目》與《通志》對此均有所探索，但晁公武《讀書志》的分類處理顯得更為妥當。《讀書志》在史部置“正史類”、“編年類”、“實錄類”、“雜史類”、“偽史類”、“史評類”等，“史評類”收錄包括劉知幾《史通》、柳璨《史通析微》等評史之作23書355卷(袁本收14書142卷)。關于“史評”的設置，晁氏在“《劉氏史通》二十卷”下所系之“史評類”小序中道:“前世史部中有史抄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抄節之學不行而論說者為多。教自文史類內，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附史部，而廢史抄云。”①孫猛先生在《郡齋讀書志校證》對此有一段精彩評論:“史部之設史評類，創自《讀書志》。前此諸目，如《新志》、《崇文總目》、《祕書省續四庫書目》，俱以史學評論、考訂一類書，歸入文史類，附集部總集類之后，與文學批評書混而為一，乙丁相雜，實屬不倫，故章炳麟編《史籍考》有‘集部宜裁’之議。與公武同時或稍后者，如陳振孫《書錄解題》、陳骙《中興館閣書目》、脫脫等《宋史藝文志》猶蹈襲舊例。獨公武于史部設史評，又于衢本集部設文說，文史批評著述遂得所歸，故后世眾目多宗焉。”②所論極是。宋代詩文評與史評的各自繁榮，使得二者間的獨立迫在眉睫。將論詩文者保留集部并易名“文說”的著錄方式，對后世目錄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書目便多于史部之下置“史評”、“史論”之目，而集部則是完全沿襲晁氏“文說”將詩文批評合類著錄的方式。由于《讀書志》“文說類”無小序，流行的袁本又沒有“文說類”，再加上其為私人藏書家整理家藏而成之目，收書數量有限，因此其在詩文批評領域的地位與貢獻常為現當代研究者忽視。《讀書志》集部“文說類”的設置，是晁公武之創舉。雖然“文說”分類仍存在不足，但在文學批評史上的作用與地位仍是不可忽視的。正如鄭樵“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③之論，文學批評類由最初的專書收錄到最后文學批評專學的形成與繁榮，表現在目錄學中便是對其獨立地位的肯定。從前代“總集”、“文史”類的嘗試，到南宋晁公武“文說”之探索，再到明代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的出現，展現了古人對傳統詩文批評類著作性質由模糊到清晰的認識。《讀書志》“文說類”是在“詩文評”專稱出現之前最為精當的文學批評類目，它解決了前人“文史類”或文論史評雜糅、或有文無史的混亂狀況，可以說它是詩文批評類目從“文史”到“詩文評”發展過程中最關鍵的過渡。《讀書志》對宋代新興文體“詩話”的歸類也反映出當時某種文學批評的觀念。據郭紹虞先生考證，宋代有目可考的詩話就達140余種④，足見當時詩話創作之盛。《讀書志》錄晁氏家藏詩話7部16卷，包括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直方、劉攽、陳師道、范溫7人之作。《讀書志》將“詩話”歸入子部“小說類”，其后，宋元時期的目錄學家多將詩話類著作著錄于集部“文史類”。比如稍后的《直齋書錄解題》，便將詩話與《文心雕龍》、《詩品》、《史通》等文史專論同列，歸入“文史類”。從學理上看，將詩話歸入“文史類”是比較合理的，因為這種分類考慮到詩話的文學批評性質。元人脫脫等所編之《宋志》在面對前人既將詩話置子部“小說類”又入集部“文史類”的情形時顯得有些難以取舍，因此在具體分類時，將“詩話”或入“小說類”或入“文史類”。比如將蘇軾《東坡詩話》、陳師道《后山詩話》等歸入“小說類”;而將司馬光《續詩話》、劉攽《詩話》等歸入“文史類”，體例不一，頗為雜亂。經過宋元文人的不斷嘗試，詩話的歸類在明清兩代得以確定，最終歸之“詩文評”，成為學界共識與目錄學通例。如何看待《讀書志》將詩話歸入“小說類”的分類?司馬遷談治史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五帝本紀》)，對古人需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予以同情之理解。將詩話歸入小說類，現代人覺得有些奇怪，但這種分類并非晁氏一時草率之舉，它反映出宋詩話的另一種特質以及宋人對詩話與小說的認知，我們對其所具有的文學批評史意義需要加以體察分辨。詩話，顧名思義即是與詩相關之語，晁氏當然理解詩話的內容。《讀書志》中所著錄的7部詩話，皆因詩而發，或記評詩之語，或錄作詩之事。如《后山詩話》提要中便有“論詩七十余條”之載，認為是陳師道專論詩之作;《東坡詩話》亦謂是書為東坡“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而成①。詩話的內容乃論詩記詩之作，但在形式上與筆記小說有共性。晁公武將詩話置于“小說類”，是與對小說的認識密不可分的。《讀書志》“《周盧注博物志》十卷、《盧氏注》六卷”下所系小說類“序”言:“《西京賦》曰:‘小說九百，起自虞初。’周人也，其小說之來尚矣，然不過志夢卜、紀譎怪、記談諧之類而已。其后史臣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近時為小說者，始多及人之善惡，甚者肆喜怒之私，變是非之實，以誤后世。至于譽桓溫而毀陶侃，褒盧杞而貶陸贄者有之。今以志怪者為上，褒貶者為下云。”②晁公武認為采異聞、紀譎怪、記談諧與論褒貶是小說的主要內容，這與詩話的內容正好相合。歐陽修《六一詩話》“自序”便將其詩話以“集以資閑談”③論之;司馬光在《續詩話》“序”中亦言:“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④無論是“閑談”，還是“記事”都與晁公武“紀譎怪、記談諧”的小說觀相吻合。四庫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時，雖然將詩話放入集部“詩文評”中，卻以“體兼說部”⑤概言其特征。由于詩話與說部界限不甚明晰，故二者之間時常不易釐別，不同分類其實各有理由。如果說，把詩話歸于“文史類”是重視其“詩”的內容，而把詩話歸之“小說類”，則是看到其“話”的性質，那就是采異聞、紀譎怪、記談諧與論褒貶。《讀書志》里“小說類”所收詩話書籍，與同類中所收的宋代《青箱雜記》、《緗素雜記》、《湘山野錄》、《冷齋夜話》、《玉壺清話》等小說，在形態上確實是有共性的。章學誠于《文史通義·詩話》說:“詩話說部之末流……說部流弊，至于誣善黨奸，詭名讬姓……詩話之不可憑，或甚于說部也。”⑥他指出詩話類著作與小說一樣，存在夸誕與隨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章學誠此語有特殊的語境，就是批評當時的詩話，但他指出詩話與小說性質之相通，是有道理的。《讀書志》在著錄宋人詩話時，也關注到詩話的隨意性。如王直方《歸叟詩話》提要:“直方自號歸叟。元祐中，蘇子瞻及其門下士以盛名居北門東觀，直方世居浚儀，有別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諸公亟會其家，由是得聞緒言余論，因輯成此書。然其間多以己意有所抑揚，頗失是非之實。宣和末，京師書肆刻印鬻之，群從中以其多記從父詹事公話言，得之以呈，公取覽之，不懌曰:‘皆非我語也。’”⑦王直方為江西詩社二十五“法嗣”之一⑧，其事跡不見載于史籍，主要見晁說之《王立之墓志銘》。《王立之墓志銘》所記王直方“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⑨之語，可見王直方與晁氏兄弟間深厚的友誼。也正因如此，性格“殊好事”瑏瑠的王直方才有機會集結蘇門士人于其家以“聞緒言余論”，并輯成《歸叟詩話》一書。王直方雖與公武前輩關系密切，然公武指出《歸叟詩話》“以己意有所抑揚，頗失是非之實”，又記晁以道語以證《歸叟詩話》虛構失實之例，這可以看出詩話的“小說”性質。總之，《讀書志》把“文史類”分為“文說類”與“史評類”，首次收入詩話著作并置之“小說類”，雖然這些分類存在一些不足，后來被其它分類法所取代了，但是《讀書志》的分類法在文學批評學科發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對于認識宋人的文學批評觀念也是相當重要的。

二、《讀書志》文學批評的黨爭與家族背景

《讀書志》文學批評的特色在于書籍提要所反映出的宋代黨爭背景及其立場。在中國歷史上，因朝臣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集團利益與政治立場，故黨爭不斷。宋代黨爭因波及范圍廣、延綿時間長，對士人社會之影響尤鉅。面對黨爭，文人往往牽涉其中而不能自拔。晁公武在《讀書志》中以身處朝廷各種矛盾中，又能泰然處之超脫黨爭影響的唐人白居易為士人典范。白居易《長慶集》提要云: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中;及與元稹游，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沒將逾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①白居易生活在黨爭紛雜的中唐，與當時身陷“永貞革新”、“南衙北司”以及“牛李黨爭”文人多有交集，獨不為黨禍所害。在晁公武看來，“風流高尚，進退以義”是白居易能全身而退的主要原因，故高度贊揚白居易高妙的處世原則。但是現實生活里，能在激烈的黨爭中既保持獨立的人格又超然其外免于禍害者，是很難得的。故晁公武感嘆:“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這應該是針對宋代黨爭有感而發的。《讀書志》中凡涉宋代黨爭，皆有鮮明的政治好惡，即對新黨的憎惡與批評和對舊黨之同情與贊揚。《讀書志》錄王安石及新黨之文集，大都系以批評之語。如王安石《臨川集》提要:“近時議者謂自紹圣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于安石云。”②借時人之議力貶王安石。又如元絳《元氏集》提要:“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③在批評其他新黨人時，也不忘順帶批評王安石。丁謂《丁晉公集》提要:“憸巧險诐，世鮮其儔……熙寧以來，議者莫不指謂為奸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則稱其賢智云。王安石之大概亦從可知矣。”④此皆借他人惡行反證王安石之“奸邪”。《讀書志》對舊黨黨人在黨爭中的遭遇則詳加記載，并寓以褒揚。如蘇軾數種文集提要云:“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于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溫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圣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于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遍。為人英辯奇偉，于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杰: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為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為東坡云。”⑤其記載之詳切，頗為罕見。褒獎之意，溢于言表。又如司馬棫《司馬才叔逸堂集》、呂誨《呂獻可章奏》、孫覺《孫莘老奏議》、范鎮《范蜀公奏議》、李常《李公擇廬山奏議》等書提要，皆記載他們在黨爭中的遭遇，寓有同情與贊賞之意。《讀書志》這種政治立場，也反映到具體的文學批評文獻考辨中。如“總集類”《唐百家詩選》之提要，直接引發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段公案。《唐百家詩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部有重要意義的詩歌總集。此書編選者為王安石幾乎是宋以后文人之共識，而晁公武明確將此書編選者定為宋敏求，則開啟了《唐百家詩選》編選者之爭。《唐百家詩選》提要云:“右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為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為介甫所纂。”⑥晁氏于提要中認為，此書不僅是源于宋氏家藏，更為宋次道親自編選，而王安石僅為“再有所去取”者，因王安石為是書作《序》，世人遂以是書為王氏所編。《讀書志》以考訂嚴謹著稱于世，四庫館臣對此也只能以“其言當必有自”⑦論之。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云:“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余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⑧宋次道為北宋有名的藏書家。關于宋氏藏書，《宋史》本傳載:“敏求家藏書三萬卷。”①朱弁《曲洧舊聞》中亦載:“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②而宋氏藏書之中，又尤以唐詩最為完備。據時人徐度《卻掃編》載:“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于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③可見宋敏求所藏唐詩之富，是編纂《詩選》的先決條件。王《序》雖然肯定了《唐百家詩選》素材源于宋敏求家藏，卻未明言宋次道所出之“唐詩百余編”并委托其“擇其精者”，是宋敏求編選過的材料還是原始素材。這是后人出現不同理解的主要原因。此外蘇頌在《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中將《唐百家詩選》一書作為宋敏求之著述進行著錄，亦是后世學人對其編選者認識產生分歧的原因之一④。晁公武不認同王安石為《詩選》編選者的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可能與他對王安石的態度有關。晁公武對新黨之批判，不僅是承襲南宋時期朝臣與文士之普遍看法，還有家族原因。晁氏一族為北宋仕宦名門，因與舊黨交好，也被牽涉入黨爭而飽受播遷之苦。公武父輩先后被貶，其“先君子”晁沖之因連坐遭貶而棄官歸隱具茨山;從父詹事公晁說之“元符中，上書，居邪中等”;從父崇福公晁詠之亦“元符末，上書，居邪等”⑤。“邪等”為崇寧元年，蔡京黨羽對異己之稱。《宋史紀事本末》載:“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⑥公武父輩均入“邪等”，備受打壓。北宋后期，黨爭局勢愈發嚴峻，而排斥異己之手段也愈加殘酷。哲宗與徽宗時期，元祐黨人遭受到殘酷的打擊。據《通鑒續編》卷11載，蔡京執政期間，曾先后10余次對元祐黨人不擇手段實行打擊報復，其中包括貶謫、書禁、立黨人碑、禁元祐學術、除元祐子弟等。經幾番打擊，元祐及元符間入“奸黨籍”者幾乎消亡殆盡。此期間也曾頒布解除黨禁之令，但解禁并不徹底，直到靖康元年元祐黨禁才得以全面解除。南渡后高宗為了籠絡人心與穩固統治，曾以“朕最愛元祐”、“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⑦等語，表達其對元祐黨人之同情與對王氏變法之痛恨。晁公武父輩在北宋巨大的政治浪潮中均身涉黨禍而遭貶，因此《讀書志》對舊黨、新黨存在著明顯的愛憎。在黨爭的背景下，《讀書志》對晁氏家族文學成就的批評也頗值得注意。《讀書志》“自序”便自豪地記載文學世家晁氏一族在宋代的延續與發展。“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者七世，故家多書”⑧，晁氏自公武六世祖晁迥以來世代在朝為官，故時人有“天下甲門”⑨之美譽。作為宋代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晁迥的人品、學識自然成為后世子孫效法之對象，昭德晁氏子孫皆以守“文元家法”瑏瑠為榮。晁迥無詩文集傳世，然從《全宋詩》錄詩56首來看，亦知其雅好詩文。關于晁迥之詩文成就，公武在“總集類”《西昆酬唱集》下評道:“右皇朝楊億、劉筠、李宗諤、晁某、錢惟演及當時同館十五人唱和詩，凡二百四十七章。”瑏瑡提要中之“晁某”即晁迥。景德二年，晁迥為翰林學士，因參與編修大型類書《冊府元龜》，與楊億、劉筠等人詩歌唱和。《讀書志》為了突出晁迥的地位，把他置于錢惟演之前，出于家族感情和利益而對事實作了一番改造瑏瑢。晁迥外，《讀書志》尚存晁氏一族六人著述。分別是公武“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從父詹事公”晁說之、“族父吏部公”晁補之、“世父封丘府君”晁伯宇、“從父崇福公”晁詠之，以及“先君子”晁沖之之作。《讀書志》提要充分展現了晁氏族人的才識與文學成就。如在“《晁氏新城集》十卷”下，公武便引蘇軾“其詩清厚靜深，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①之評，贊揚了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詩歌藝術造詣。昭德晁氏以詩文名世，至公武父輩至鼎盛。胡應麟曾有“晁氏最多才。說之、詠之、沖之、補之，皆兄弟也”②之贊;全祖望亦有“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游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盛有名”③之評。父輩的文學成就，《讀書志》亦有所體現。比如在晁無咎《雞肋編》提要中，晁公武引述了王安國、蘇軾、宋神宗、張耒等對族父晁補之的肯定評價，展示了晁無咎“凌厲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之才華④。又“《晁氏具茨集》三卷”下，公武亦引呂本中、晁說之、喻汝礪之評介，詳盡介紹了父親晁沖之文學成就⑤。《讀書志》對族人文學成就之介紹，充分展現出晁公武的家族自豪感。

三、《讀書志》對歷代文學的批評

晁公武《讀書志》之文學批評，比較集中體現在集部提要。前人對《讀書志》集部的著錄數量有不同說法。筆者據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一書統計，集部共著錄352部計6263卷。其中唐前20部172卷，唐五代165部1614卷，宋代167部4477卷。《讀書志》集部收錄并加以品評的歷代作家、作品，皆有文學批評意義。從數量上看，《讀書志》對唐宋文學的批評尤為重要。它或反映出南宋社會普遍的文學批評風氣，或反映出晁公武個人特別的見解，頗有批評學術史價值。提到《讀書志》的文學批評史觀念，人們首先會關心它對《文心雕龍》與《詩品》的看法。不過，《讀書志》因私藏所限不收錄鐘嶸《詩品》，而對劉勰《文心雕龍》一書評價也不高，頗令人意外。《文心雕龍》提要謂:評自古文章得失，別其體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贊云。余嘗題其后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譏之，然不足怪，詩賦蓋卒爾之作故也。今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自負不淺，乃《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后人追題”。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其疏略殆過于王、杜矣。⑥《讀書志》對《文心雕龍》除了“評自古文章得失，別其體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贊”數語客觀事實的描述外，未一語談及其優長之處，而主要指摘其“疏略”，諷其“自負”。晁公武以《尚書》中已有“論”字來批評劉勰《文心》“論說篇”中“《論語》以前，經無論字”之說。其實，劉勰的“經無論字”，是指經典中“論”尚未成一體，而不是沒有出現“論”字。晁氏于《讀書志》中對劉勰的評介不盡準確，比如將“南朝梁”劉勰言成“晉”人;將《文心》“論說篇”中所言之“論”體誤解為“論”字等，然其從當時文學風尚角度對《文心》“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的批評，則反映出《文心雕龍》在宋代受到冷遇的情況。宋代文人涉及《文心》之論極少，即使偶有論及，評價亦不高。比如宋人黃庭堅在《與王立之》中就曾以“未極高”⑦三字評價《文心》;晁補之在評劉勰論《離騷》時亦以“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為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⑧一語批評之。《文心》在宋代的冷遇，是與宋代的時代思潮與文學風尚密切相關的。明人曹學佺在《文心雕龍序》中曾以“文之一字，最為宋人所忌。加以‘雕龍’之號，則目不閱此書”概言之。曹學佺從宋人對“文”的輕視角度來解釋劉勰《文心》在宋代的地位，這是較為可信的。曹學佺所言宋人“目不閱此書”，雖為夸張之語，卻大致揭示出了《文心》一書在宋代的接受情況。宋代文人繼承了中唐韓、柳以來“古文運動”的傳統，倡導古樸文風，再加上理學家嚴重的重道輕文傾向，致使用駢儷之文寫成的《文心》在宋代得不到足夠的重視。楊明照先生曾就宋代文獻中涉及《文心》之內容進行過統計，他認為:“宋人于《文心》，著錄者八書，品評者七家，采摭者十二家，因習者八家，引證者十一家，考證者三家。”①由于與時代思潮、文學風尚相左，故有宋一代三百余年涉及《文心》之論屈指可數。正是基于此，晁公武對《文心》做出了“疏略”的評價。《讀書志》對《文心雕龍》的評價，從目錄學角度反映出宋人獨特的審美傾向。《讀書志》集部提要不僅注重考證，也常將文人身世、創作背景以及文學淵源相結合，對文人文集做出比較全面的反映，與傳統文學批評之知人論世、追源溯流等方法是相通的。比如“《楚辭》十七卷”提要詳盡介紹了屈原其人及《離騷》之創作背景，并以《離騷》為源，介紹了“楚辭”一體自楚至東漢的發展歷程②。文后有晁氏屈賦篇數考證，較為公允。又“總集類”《李善注文選》提要，對《文選》內容、李善其人以及《文選》唐宋時期之傳播與接受都做了介紹③。晁公武在書籍著錄時往往引述歷代史書及前人之評為佐證，不著一字，意在其中。比如晁氏對“初唐四杰”的批評就是如此。楊炯《盈川集》提要云: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杰”。炯自謂:“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后，信然;愧盧前，謙也。”④楊炯及張說之言，俱見《舊唐書·文苑傳》⑤。單從提要看，晁氏對四杰之先后順序未置可否。然若從《讀書志》“別集類上”對四人文集楊、王、盧、駱的排序，以及提要中對楊炯“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之語的引用來看，即可大致窺見晁氏對四杰“楊王盧駱”排次的認同。楊炯“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之語，從《舊唐書》“當時議者，亦以為然”之載中可知是頗受時人認可的。關于“四杰”之排序，當時除“王楊盧駱”、“楊王盧駱”外，他人尚有不同意見。比如奉唐中宗之命編集《駱賓王集》的郄云卿便曾于集《序》中云:“高宗朝，與盧照鄰、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為‘四杰’。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⑥用“盧駱楊王”排列四子。《舊唐書·文苑傳》“王勃”下言:“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⑦，認為四子當為“楊盧駱王”。而王安石則直言“稱呼前后不足以優劣人”⑧，認為排名之先后不足以優劣四人。從《讀書志》的著錄情況看，晁公武并非未見上述“四杰”排序。⑨面對諸多“四杰”排序，晁公武選擇了符合己意之材料進行著錄，從而將晁氏主觀之評與前人之論水乳交融，不露痕跡。《讀書志》往往從文獻考據入手，對前人之論提出有文學批評意義的辨正。如《王維集》提要謂:“李肇譏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之集無之，豈肇之厚誣乎?”瑏瑠李肇認為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句“竊”自李嘉祐，晁氏以李嘉祐集未載此詩為據，從文獻內證提出質疑，頗有說服力。又如《呂溫集》提要謂:“溫從梁肅，為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后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后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后雜文，非禹錫本也。”瑏瑡呂溫集由劉禹錫編次成書。劉禹錫序中，認為“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后體物”，將議論文體放置于文集之首，詩賦文體置之于后。《讀書志》以今本《呂溫集》編撰順序證之劉禹錫之序，從而推斷出其非劉禹錫所編次之本，考證精當，立論有力。《讀書志》多引前史，或加辨正。《蕭穎士集》提要:“《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墻，奸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后果階祿山之禍，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返加以貶詞，何哉?”①晁氏就《新唐書》對蕭氏之貶斥進行了質疑，認為蕭氏預見安祿山之禍，乃“知幾”的正直之士，不滿史書“宜褒而返加以貶詞”之舉。又如陸龜蒙《笠澤叢書》提要云:“著作之博，《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時，隱幾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②今按其集歌詩為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疏漏如此。”③《新唐書》只記陸龜蒙之著述而略其詩歌④，《讀書志》以其詩歌成就辨正《新唐書》著錄以偏概全之不足。歐陽修、蘇軾在宋代地位很高，晁公武非常崇敬歐、蘇二家，但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上，卻有獨立的思考，并不盲從。比如他對唐宋詩僧的批評，就顯示出迥異時人與二家的觀點。《讀書志》“集部”共著錄了唐宋間詩僧詩集八部68卷，其中“別集類”七部67卷、“總集類”一部1卷。雖著錄數量不算多，但其提要大體反映了唐宋間僧人詩歌創作的總體成就。尤其是針對時人對詩僧以及僧詩的批評晁公武提出的不同批評意見，對正確認識詩僧群體的文學地位以及僧詩的藝術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讀書志》“總集類”《九僧詩集》提要云:“歐公曰:‘進士許洞因會九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風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惜乎歐公不盡見之。許洞之約，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政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于飚風云霓……莫不犯之。若使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閣筆，矧其下者哉?”⑤此所引許洞與九僧之逸事，出自歐陽修《六一詩話》⑥。雖然晁公武非常尊敬歐陽修，但對此說也不盲從，認為歐公有失公允。許洞為宋初進士，《中吳紀聞》載其“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⑦。由于許洞恃才傲物，對九僧詩歌題材內容狹小有所不滿，故出約以困之。晁公武認為許洞對九僧的刁難，“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政不當爾”，并引《楚辭》以及謝靈運、王籍等人千古佳句中之意象，批評許洞“不得犯一字”之約的荒謬。許洞對僧詩的批評與晁公武對許洞的批評，分別代表了宋代兩種不同的詩僧、僧詩批評傾向。以許洞為代表的北宋文人對詩僧及僧詩所進行的批評，反映出當時詩壇對整個詩僧群體創作的不滿。宋人鄭獬批評詩僧:“縛于其法，不能閎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⑧由于受到自身身份、才力以及生活環境的約束，詩僧創作多囿于山林、水草等自然景物。僧詩與生俱來的清苦氣與山林氣，在宋代廣受士人詬病。比如歐陽修就曾用飽含譏諷的“菜氣”一詞來評詩僧之詩⑨;蘇軾亦對僧詩之“酸餡氣”、“蔬筍氣”進行過批評瑏瑠。“菜氣”、“酸餡氣”、“蔬筍氣”，均是宋人對詩僧“僧體”的總體評價，語含貶義，與許洞“不得犯一字”之約可謂異曲同工。許洞等人從題材內容角度對詩僧以及僧詩所進行的否定與批評，受到了晁公武之質疑。晁公武《讀書志》引《論語·陽貨》中孔子對《詩經》“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認識，指出了詩歌之中山林、草木題材的普遍性與重要性。《詩經》以及后世名篇尚且不廢山林、草木之境，更何況僧人。晁公武不盲從歐、蘇前輩，從《詩經》出發對僧詩題材內容的正名，糾正了當時文壇對詩僧、僧詩的片面批評，表達對其理解與寬容，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當然《讀書志》提要也并非盡善盡美、準確無誤。因是書為私人藏書家所編修之藏書目錄，故其中的點評之語難免受到個人學識以及社會風尚的影響，記憶也難免會出現誤差，其失當之處在所難免。比如《讀書志》中晁公武對“藥名詩”起源的評定之語，就存有不足。《讀書志》之《陳亞之集》提要云:“藥名詩始于唐人張籍，有‘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謂起于亞，實不然也。”①雖然晁氏以唐人張籍為“藥名詩”之源的認識代表了當時多數文人的觀點②，然而并不精準。實際上，關于“藥名詩”之源，早在唐代編修的類書《藝文類聚》“雜文部二”中就已經收錄了南北朝齊梁時期梁簡文帝、梁元帝、沈約、庾信等人的藥名詩。

四、趙希弁《讀書附志》對《讀書志》的補充價值

趙希弁(生卒年不詳)，字君錫，宋之“公族”③，太祖九世孫④。希弁為袁州(今江西宜春)人，江西漕貢進士出生，博學好古，家富藏書，是南宋著名的藏書家、文獻學家。嘗著有《讀史補注》、《資治通鑒綱目考異》、《續資治通鑒長編補注》、《建炎以來中興系年要錄補注》等書⑤，惜均亡佚，今僅存《讀書附志》(以下簡稱《附志》)、《郡齋讀書志考異》二書。《附志》為趙希弁對晁公武《讀書志》的補充。淳祐己酉(1149年)，宜春郡守番陽黎安朝欲重刻“四卷本”晁公武《讀書志》，命時任秘書省校勘書籍的“宜春士”趙希弁校證之。希弁就其三世所藏圖書，“刪其重復，摭所未有”⑥，以“已載者不復取，未有者補其缺，其間互出者，蓋詳略之不同，文義之或異，而后來諸賢之所著述，亦藉以概見”⑦為校錄原則，別編成《附志》一卷，與“四卷本”《讀書志》合刻成五卷(即“袁本”《讀書志》)。趙希弁《附志》依《讀書志》之例，于每書之下撰寫提要，記錄作者、作品之梗概以及相關故實。希弁之著錄多真實可信，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常為后人文獻考據之資。比如清代《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以及《金石萃編》在考證《紫薇雜說》一書之作者時，就引用了希弁《附志》“《東萊呂紫薇雜說》一卷”之錄，以論證世人《紫薇雜說》乃“呂祖謙撰”之誤⑧。又四庫館臣在輯南宋度正《性善堂集》時，亦以《附志》“《性善堂集》十五卷”之載為依據，將其“以類排纂，仍析為十五卷”⑨。《附志》共分為二十九類瑏瑠，收書469種。數量雖不多，卻多為晁氏《讀書志》漏收或未及見的“后來諸賢”之書，頗具學術價值。尤其是《附志》在“別集類”、“總集類”與“拾遺”部分所錄之書，更成為后人研究宋代文人、文學的重要參考。從文學與文學批評學術史的角度看，《附志》對《讀書志》有重要的補充作用:第一，《附志》著錄了大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時期文集，補充了晁氏《讀書志》未收錄之文獻，成為后人全面了解南宋文人與文學的重要參考。比如《附志》在“總集類”著錄南宋文人所編纂之《國朝二百家名臣文粹》、《宗藩文類》、《四靈詩》、《中興群公吟稿》、《中興六臣進策》、《戛玉前集》、《后集》、《二妙集》諸集，展示了南宋總集、選集編纂的盛況，也反映出南宋文學發展之繁榮。此外，《附志》還著錄多部后世殘缺不完或散佚之南宋文集，為南宋文人、文集的考證與研究提供了依據。比如“別集類”著錄南宋寧宗時史彌寧之“《友林詩稿》二卷”，清人錢大昕在考證吳尊彝所藏宋槧本《友林乙稿》一書時，便據《附志》所載，推斷“此編只一卷，疑尚有《甲稿》而今失其傳”瑏瑡。又“總集類”載“《宋賢體要集》十三卷”，后世散佚，且不見載錄于其它書目。希弁《附志》之著錄，不僅記錄了該集之存在，更為后人研究北宋文人文章在南宋的接受、傳播提供了參考。第二，突破了《讀書志》不錄詞籍的局限，著錄包括王灼《長短句》、《碧雞漫志》以及蔡柟《浩歌集》在內的詞籍。《讀書志》除子部“兵家類”錄有《兵要望江南》一集外，集部未著錄文人詞籍。晁氏不錄詞籍，主要受當時詞體文學價值觀念以及南宋之前書目不錄詞集傳統之影響。趙希弁《附志》自覺突破晁氏局限，將詞集著錄于集部。由于趙氏家藏詞集數量過少，再加上受《讀書志》著錄體例與部類設置的影響，并未設立專門類目，而是將其與文人文集并錄于“別集類”。在《附志》所著錄之詞籍中，王灼《碧雞漫志》尤其值得關注。《碧雞漫志》，是南宋王灼于紹興年間所著之詞話。《附志》王灼“《碧雞漫志》一卷”提要云:“《漫志》可以見樂府之源委。”①由于《碧雞漫志》考論詞源見解獨到且體系完整，故在中國詞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過這樣一部重要的詞話著作，宋元時僅見錄于《附志》。趙希弁《附志》對王灼《碧雞漫志》一卷本的著錄，成為了后人研究是書版本與歷代流傳狀況之關鍵②。第三，彌補了晁氏文學批評書籍與重要文集收錄不全的缺憾。《讀書志》因私藏所限，收書有所不全，《附志》補錄了多部晁公武《讀書志》未收的文學批評書籍與重要文集，如“別集類”與“總集類”著錄之《詩品》、《古文苑》、《文苑英華》、《河岳英靈集》③等書，彌補了《讀書志》在文學批評文獻著錄上之不足，同時也反映出其文學批評史觀。如《詩品》提要:“右梁征遠記室參軍鐘嶸撰。嶸，字仲偉，《南史》有傳。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謝，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報約也。”④若按衢本《讀書志》之例，《詩品》本應入“文說類”，《附志》卻將其歸入別集之中。因“袁本”與“衢本”不同，沒有“文說類”，故將劉勰《文心雕龍》置于“別集類”，《附志》可能出于同樣的分類方式。另外，《附志》并未高度評價《詩品》，認為《詩品》以沈約為中品，乃出于鐘嶸與沈約之間個人恩怨。此說沿用史傳而未加考辨，然也看出他對《詩品》的評價不高。聯系到《讀書志》對《文心雕龍》未有一語贊賞，似反映出當時對六朝文學的一種價值觀念。《附志》一些文集的提要也比較重要。如《古文苑》提要:“右《古文苑》，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曰賦，曰詩，曰歌，曰曲，曰敕，曰書，曰對，曰頌，曰箴，曰銘，曰贊，曰記，曰碑，曰雜文，皆周、秦、漢人之作也。《容齋隨筆》嘗引之。然訛舛謬缺，不敢是正。淳熙中韓元吉之記已言之。”⑤《直齋書錄解題》亦有記載⑥，可互相補充，然《附志》所記更為詳切，可惜似未得到重視。《四庫全書總目》《古文苑》提要:“不著編輯者名氏。《書錄解題》稱世傳孫洙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于南齊，凡二百六十余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其真偽蓋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間，韓元吉次為九卷，至紹定間章樵為之注釋。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張世用得本刊之。”⑦按:《四庫全書總目》之《古文苑》一書提要，只引《直齋書錄解題》，一字未及《附志》，實際上《總目》提要也多采用《附志》之文字。

五、結語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文獻還是文學方面，《附志》對《讀書志》都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若我們將《讀書志》集部所著錄之內容與《附志》合觀，則大致可以窺見宋代文學發展之大貌，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宋代目錄學家的文學批評觀念。

作者：吳承學黃靜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