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體育文化傳播交流中的異化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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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以中泰綜合格斗賽的中文媒體報道文本為素材，闡釋了中外體育文化尤其是武術和泰拳文化交流傳播的異化問題。研究認為，將商業性綜合格斗賽上升為傳統文化之間的對抗，能夠通過國族象征等層面使得觀眾產生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且賽事中關于運動員、賽制等充滿話題性的文本，亦能獲得更大的關注度。但實際上，一些虛假的“中華民族被挑釁”和“抵御外侮”言論被消費，而中外體育交流中的技戰術層面的美學價值并未得到有效挖掘，武術文化與泰拳文化交流所蘊含的積極意義也被忽略。

關鍵詞：體育傳播；體育新聞；文化交流；民族認同；異化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體育文化傳播與媒介技術形態愈發多元化、動態化。體育媒介和體育傳播多樣化的結果，讓體育傳播傳遞出積極價值，但也呈現出娛樂化和媚俗化的導向，導致公共倫理、社會素養和游戲精神的消弭。這其中涉及到體育媒介與民族認同的研究，是政治學、社會學和新聞傳播學等學科交叉形成的新的重要研究領域［1］。諸如奧運火炬傳遞遭襲、劉翔退賽等大部分引起“圍觀”的體育新聞事件都裹挾著商業利益的炒作，但其迎合大眾何種心理需求，如何界定輿論關切和群體情緒宣泄的社會背景、如何厘清體育媒體文本和潛話語之所指，如何歸正體育賽事的惡意炒作及其宣傳信息的虛假夸大等問題都值得思考與探討。對類似體育傳播異化問題的認識，不僅對中泰兩國文化友好交流十分重要，對中華傳統體育的跨文化傳播亦具有借鑒意義。基于此，本研究以“昆侖決”、“武林風”等商業拳擊聯盟舉行的中泰綜合格斗競技項目相關新聞報道和社評為素材，采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2］，對上述媒體文本和訊息中所包含的身份認同以及民族意識進行了解讀，并闡釋了中泰體育文化———尤其是武術文化和泰拳文化交流傳播的異化問題。本研究所取文本對象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國日報等傳統媒體，還包括新浪體育、騰訊體育等新媒體。

1中泰體育文化傳播的批評話語分析

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不同文化間的傳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多文化間傳播（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國際傳播等范疇［3］。成功的體育文化國際傳播都是主動調適自己以適應外部環境的結果。強有力的推動者能夠促進體育文化國際傳播，體育文化國際傳播有必要充分利用國際舞臺的影響力［4］。中泰體育交流是兩國文化與社會交往中的重要內容，最早可以追溯至1921年，中華總商會籌辦中泰高手比武，上海精武會教練陳子正與泰國拳師乃央相互切磋技藝。2015年是新中國與泰國建交40周年，泰國在中國舉辦40場系列慶典活動，拳王爭霸賽、KO爭霸賽、正宗泰拳賽等綜合格斗類賽事，都是兩國建交慶典活動的組成部分，這些賽事不僅吸引了體育迷的關注，還形成了階段性的媒體聚焦。其中，2009年12月中泰搏擊爭霸賽的相關新聞報道和評論，不僅在網絡媒體和社交平臺廣為流傳，還被全國多地傳統媒體轉載。

1．1“搏擊即戰爭”的批評話語分析

這些比賽通常以“中國功夫vs．泰國泰拳”作為體育新聞的關鍵詞進行編碼，而在國際體育文化跨國傳播中，部分國內媒體報道會利用國家主義、民族認同等方面的潛話語，來幫助新聞報道或評論獲得更多的關注。以2015年新聞報道為例：“中泰拳王K－O爭霸賽落下帷幕，中國隊以8：0全勝泰國隊。最近，應世界職業泰拳聯盟的要求和賽事組委會提議，中泰雙方代表約定于7月5日再戰廣州，屆時泰國將派出更具實力選手‘一雪前恥’……在新聞會上，中泰雙方代表舉行了戰書簽約儀式。”可以看出，“中泰對決”、“戰書”、“再戰”等文本，將中泰綜合格斗賽事演繹成為一場“虛擬”或“微縮”的戰爭，這種文本的編碼充分展現了搏擊的特征———強烈的對抗性和斗爭性。被譽為“西方兵圣”的德國軍事理論家、軍事歷史學家克勞賽維茨曾經闡釋“搏擊與戰爭”的關系：“我不打算一開始就給戰爭下一個冗長的政論式的定義，只打算談戰爭的要素———搏斗。戰爭無非是擴大了的搏斗。如果我們想要把構成戰爭的無數個搏斗作為一個統一體來考慮，那么最好想象一下兩個人搏斗的情況。每一方都力圖用體力迫使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它們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對方，使對方不能做任何的抵抗。因此，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5］搏擊作為一種運動項目，在競技過程中能夠充分模擬出戰爭的各種要素，可以稱之為“一種擬態的戰爭”。雖然兩者都追求勝利，但戰爭強調“對抗”與“結果”，體育則強調“交流”與“過程”，這也是兩者本質的區別。綜合格斗比賽本質上是具有交流技藝、商業展演性質的體育賽事，將其等同于“模擬戰爭”并不恰當。例如“武術”、“功夫”、“泰拳”等代表著各自文化傳統的符號，都被借用來闡釋民族間的沖突和對抗，在上文相關報道中，泰拳運動員被構建成一個想象的“入侵者”，并在搏擊賽事中成為“戰爭”的主導者———此外，從“泰拳最強五天王組團向中國武林挑戰”、“泰拳王叫囂秒殺中國功夫中泰爭霸戰重慶擺擂”、“泰拳王嘲諷少林要在李小龍故鄉打敗中國”、“泰拳白蓮斬來華復仇威風少俠領銜昆侖決”等新聞的標題中，都可以看出，中方隊員、泰方隊員通常被新聞文本分別建構成“防守者”和“進攻者”的角色。

1．2“我弱敵強”的批評話語分析

在文化學層面上看，無論是中華武術還是泰國拳術，都具有濃厚的人文精神，以制服對手為主，護人護己。但泰拳的文化理念還具有一種“用強烈的取勝欲望換取生存權利”的意識，即便致殘、致死亦被早期的賽場文化所默許［6］。這一點在具體技術上也有所顯示，劉創、鄭國華、黃文英（2010）通過信息技術研究了第5屆國際武術搏擊王爭霸賽，對武術和泰拳的技術進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中國武術在腿法、拳法和組合動作中優勢明顯。泰拳在摔法、膝／肘技術中優勢明顯。而在國際拳擊賽場，膝／肘技術通常被認為具有較大的危險性［7］。中文媒體文本會強調外來挑戰者的強大，如采用泰拳規則，讓泰拳成為進攻方，或者說是占利者（至少是規則的占利者）。這種中方隊員處于下風、“以弱打強”、但依然“斗志昂揚”的狀況，與我國近代史的被動戰爭狀況不無二致。報道文本描繪的中方隊員所處場景，并隱含賽事是在一場“非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展開的，能夠獲得長期受到屈辱歷史教育的觀眾認同，實現球迷、運動員之間的共情。此外，媒體文本還嘗試附加給泰拳選手更多的“強勢”，譬如“泰拳王雅桑克萊說：中國功夫與泰拳，就象是蚊子與大象打架，蚊子專門抓住大象的弱點———不與大象直接對抗，專門往大象身上叮，只要大象身上一動，蚊子就跑了，這是弱者的表現。雖然大象打不著蚊子，但畢竟蚊子還是弱者……”（新浪體育，2014年08月15日）。這其中，“蚊子”和“大象”的比喻，明顯帶有對抗性質，而且充滿了歧視意味，這種由媒體自造的報道文本，不僅對泰拳文化進行了構陷，而且解構掉了泰拳選手的運動家精神。

1．3文本構建“身份認同”的批評話語分析

認同（Identity）是一個反思性的自我意識概念，是“對模式無區別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認可，這包括在其自身統一性中的所有內部變化和多樣性。該事物被視為保持相同或具有相同”。認同是生成性的、歷史性的，是社會互動的產物，人們通過社會交往，對自己的地位、形象、角色、他者關系等進行明確判定。隨著社會交往“差序”漣漪，自我認同逐漸上升到群體認同、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進而形成自我意識、集體意識、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8］。“外來挑戰者”———泰國泰拳選手強大并進攻性十足，“防守者”中國搏擊運動員處于劣勢但“斗志昂揚”并且敢于“硬碰硬”地對戰，可以明顯地看出嫁接中華民族近代歷史進程的痕跡。這種嫁接一方面引發觀眾的危機感、焦慮與創傷，使得觀眾的情緒處于積極與敏感的位置，并試圖誘導其通過購票觀看中方選手取勝，來滿足國家與民族認同感，平復個人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這種嫁接將中泰搏擊對抗作為“近現代中國戰爭史”的重新演繹———擂臺成為戰場，運動員代表國家，鼓勵新聞傳播信息的接收者前來觀看一場“擬劇化”的表演。這些錯誤的信息通過臆想的重新拼貼，形成了新的敘事空間。約翰•菲斯克認為在這個傳播框架中，個人、民族與民族被緊緊聯結在一起，抽象的文化皈依被納入到這場濃縮的儀式（RitualCondensation）中［9］。“……在全場觀眾山呼海嘯般的助威聲中，楊建平以矯健的身姿飛身躍過圍繩，登上擂臺，引起現場觀眾又一次分貝更高的喝彩聲…‘中華戰虎’榮歸故里，不負眾望，再度以一場蕩氣回腸的‘完美絕殺’盡情演繹中國武術源遠流長的俠者風范…”但“所有的符號都是不好的符號”［10］，這種新的象征物或符號將體育傳播的客體、主體都感染成另外一種傳播非善的客體與主體，并進行重新編碼和敘事，惡、對抗、戰爭和“文化優劣論”成為新的敘事空間中的關鍵詞。例如“昆侖決”搏擊商業組織的定位，十分明顯地揭示了這種重新編碼過的、新的敘事：“……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尚武意識往往是實現國家意志、凈化民族品質的有力武器。因此，尚武意識的強弱，也就成了衡量民族興衰成敗的重要指數。然而，自明清以降，尚武之風漸弱，文弱奢華之氣上行，以致社會靡靡無向上奮發之力。到了近代，更是受制于以前來華拜服的‘夷狄’，列強欺凌，大片河山更是淪于日本鐵蹄之下長達八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武風不勝，文弱化的中國猶若破碎的玩偶只能任人擺布…正是一代代國人秉承尚武精神，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我們的民族才得以重新站立，國家才得以重新富強。然而，安逸使人忘憂，三十余年的國富民安使得國人忘記了尚武以自強，精武以內剛……”

2“國族象征”外衣的商業展演與國族象征失魅危險

觀賞競技體育具有情緒和情感宣泄的功能。我國職業體育的觀眾并不滿足于從激烈的身體對抗中獲得一定的美感，體驗像觀看電影、戲劇一樣的陶醉感，而是將民族意識、地域意識和個人意識作為出發點，尋求一種勝利或失敗的刺激。并在觀賽的緊張與松弛、狂歡與悲憤中，宣泄過剩的精力，重塑心理秩序。綜合國力尚未強盛的國家，急于從競技體育中尋覓突破口，是個體或社會在多元競爭力上的目標偏移，借以實現自身競爭力的強大，祛除自卑感和弱小感［11］。無論被動參與或主觀惡意，新聞媒介為了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扭曲事件本身所蘊涵的積極作用，改弦易轍，將更吸引注意力的“壞新聞”作為主要賣點，這種報道基調將消弭體育文化跨國傳播中的賽場表現、競賽精神和體育倫理。從體育傳播的背景上來講，賽事轉播報道并不是體育新聞傳播的唯一內容，但它卻一直是大部分體育報道的最基礎的內容。體育傳播首先以競技體育的賽事信息傳達為主，著力體現經濟體育的“力與美”之本質［12］。由于我國目前的搏擊競技賽事，既沒有西方職業拳擊的流暢感，也無自由搏擊的肉搏畫面，更缺乏西方職業摔跤手的身體魅力，亦無鐵籠搏擊賽的極端嗜血性、暴力性和殘忍性刺激，這樣的比賽由于缺少和諧化、舞蹈化、自然神教化的國學文化支撐，顯得觀賞性缺失［13］。通常認為，體育在國家認同形成與強化中的正面作用是，通過體育比賽展示國家的優越地位，增強國民的凝聚力；利用體育來尋求認同和合法性；提高公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團結感［14］。消極作用則表現為過度將民族悲愴情感和民族振興寄托在一場賽事的勝負之上，難以培養真正的運動球迷，形成現代化、商業化的職業體育模式［15］。體育賽場根本不需要國家榮耀、民族氣節和文化優越性彰顯之沉重，需要的僅僅是對體育比賽本身的欣賞和對選手個人魅力的崇拜。在經歷民族精神蕩滌、移位、毀壞后的治療性、安撫性和重建性程序之后，中國將會表現出對競技成績理性而淡然的態度，成為更具游戲精神、生活情趣與審美能力的中國人。中國體育應該從展示“頑強拼搏、敢于超越自我、挑戰強手的良好的精神風貌和自信、自強的民族精神”，轉向納入“親和、開放、寬容、友善”等新元素，重新塑造友好交往的態度、并回到對運動員競技技術本身的關注上［16］。尤其是對綜合格斗類搏擊比賽來講，其技戰術精彩與否，這是最簡單、最直接也是最本質的理解方式，不應賦予其太多特殊的含義。

3亟待重塑體育文化附魅的中外搏擊賽事

文化和種族再無優劣之分，所有的體育運動也都無需扮演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角色———戰爭的替代品———進行區域文化生態侵略（EcologicalInva－sion）以及彰顯霸權，擾亂了正常與友好交流的宗旨，把賽事變成民族情緒宣泄的工具。將自己的文化看做是“理所當然的”，在其他群體、種族、民族和文化面前充滿優越感，并對異文化充滿歧視與敵意。這種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為不同體育文化間交流的帶來嚴重障礙［17］。“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尤其是在文化場域，強調“文化的沖突”、“自我中心論”或“主—客”模式，都不合時宜。正如巴赫金（1998）所揭示的，尊重差異性、理解差異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對話，才能將走向割裂的、浮于表層的中泰體育文化交流推向更深層次：“我們給別人的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來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文化中尋找我們的問題的新解釋。”只有這種“外位性”，能夠讓雙方在對話和交鋒中彰顯自己的深層次底蘊，也能讓不同的文化在對話和交鋒中相互得到豐富與充實［18］。在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媒體事件還是文化沖突，都能在短時間內激化情緒，引發輿論效應，這種傳播機制出于利益目的被商業機構運用，成為事件擴大化的推手。事件本身所蘊涵的積極社會價值被忽略［19］。體育文化傳播中，需要規避剛性廣告的弊端、放棄惡意營銷的思維，在塑造良好印象和公共關系的基礎上，促進正態、積極中外文化交流模式的形成［20］。同時，公共關系在體育組織中比其他任何領域中更重要，體育被賦予了強烈的公共利益和媒體利益，許多細微的問題在體育領域完全可能成為危機。中泰綜合格斗類賽事本身具有文化體驗的性質，比賽本身承載著雙邊交流、培養觀眾公民意識和休閑生活方式的責任。此外，體育新聞媒介還需對自身主導的傳播內容和效果進行技術和價值觀升級，在中泰體育交流乃至體育文化國際傳播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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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慧濤1；陳穎2；張俊濤3 單位：1.泉州師范學院，2．華僑大學體育學院，3．福建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