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中外文化的交流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美國語言學教授薩皮爾（Edward Sapir）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由此可以看出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一方面，語言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文化得以建構和傳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無時無地不對語言有制約作用和決定性影響。
一、借詞反映中外物質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質文化產品的交流。古代中國從西方引入的物產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現代從西方引入的物產更為豐富，如：維他命、嗎啡、盤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夾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國的物產，于漢代時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各種異域物產的借詞，便很自然地出現在上古書中。例如：葡萄――《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見這兩種東西都是張騫帶回來的。葡萄《史記》《漢書》作“蒲陶”，《后漢書》作“蒲萄”，《三國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據楊志玖考證，葡萄一詞當由《漢書?西域傳》烏戈山離的撲桃國而來。撲桃字應作“撲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說就是《漢書?大月氏傳》的“達”，照沙畹說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對音。因為這個地方盛產葡萄，所以后來就用它當作這種水果的名稱。
二、借詞反映文化藝術的交流
文化藝術，包括舞蹈、音樂、體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時期，這方面的交流已相當活躍。古代借詞，如波羅球（一種馬術球戲）、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現代借詞，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撲克、卡拉OK、舞廳等。
柘枝舞――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記各種教坊樂舞里有一種叫做“柘枝舞”。唐沈亞之《柘枝舞賦》序說：“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晏殊也說這是一種胡舞。《唐書?西域傳》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記有柘羯，當亦石國。凡所謂者舌、赭時、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語Chaj一字之譯音……
琵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此為名。”它與今天的樂器琵琶的形狀似不相同。
三、借詞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國界，宗教文化更是沖破國界，在世界各地自由傳播開來。古代中國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漢語中有大量借詞源自印度佛教語匯，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災八難”等。近代漢語借詞，如基督教、也里可溫、伊甸、耶和華、撒旦、夏娃、亞當、教堂、伊斯蘭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譯作“迦沙曳”，梵文音譯詞。唐代《玄應音義》對這個詞的字體變化作了介紹，“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譯詞，也譯作“藥叉”“夜乞叉”，佛教認為夜叉是一種吃人的惡鬼。不過，夜叉的種類有好幾種，有一種夜叉是護佛的天龍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譯為“路迦”。《楞嚴經》（四）曰：“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法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個時空概念，后來只有空間概念，成為漢語的習用詞。
四、借詞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國便與西方進行過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國四大發明傳入歐洲便是一個證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識文化大量傳入中國，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識的交流，使近代漢語出現許多過去所沒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詞。如機器、幾何、風扇、重心、螺絲、地球、齒輪、比例、起重、測量、曲線、自動、數學、標本、赫茲，等等。
總之，借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記錄，它為我們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種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蹤跡。
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1-0163-01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它是一個承前啟后、大放異彩的重要時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為以蛻變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時代。
一、唐三彩、越窯青瓷對外銷售起到的影響
唐代陶制瓷技術非常精甚，有“皓潔如玉”、“紅霞滿天”之稱。銷售國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窯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藝美術中成績最卓著者。無論是器物的造型、裝飾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據考古證明，唐代陶瓷在當時的亞洲各國受到普遍的歡迎，遠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進口中國的陶瓷。輸出國外的陶瓷被異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時，許多國家開始模仿中國陶瓷生產各類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窯場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國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線紋陶器，福斯塔特窯藏的七十萬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國陶器的。八九世紀時，當唐三彩輸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現了多彩彩紋陶器和多彩線刻花紋陶器，人們將這種華貴的陶器形象地稱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縣山道郡都祁村神龜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壺殘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稱謂的“奈良三彩”也是學習中國唐三彩的制作技藝的基礎上而產生的。朝鮮仿唐三彩燒造出“新羅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亞、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古代遺址中都發現有唐三彩。
（二）越窯青瓷
越窯青瓷釉色青翠，類冰類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贊譽。如顧況的“舒鐵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甌”；猛郊的“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鄭谷的“茶新換越甌”。這些都反映了越窯的特點，和唐代的飲茶之風盛興及朝廷對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窯青瓷質量也不斷提高。1974年在浙江寧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撈出一艘唐代沉船，從中起獲數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的青釉彩瓷。據專家考證，這些瓷器是準備銷往日本或朝鮮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與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榮的經濟，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備的制度，對隔海相望的東鄰日本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成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些“遣唐使”學者和僧侶們，把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進日本，有力的促進了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進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國使主要職責是政治上發展與中國唐朝的和睦關系，經濟上交換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產物，文化上積極吸收豐富的文物制度，隨使入唐的還有留學生、學僧是一群熱情的民間使者，他們為探求新的知識不畏艱險，橫渡大海來到長安，如饑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們在學習中國陶瓷技術的同時，注重將中國陶瓷文化與日本民族文化結合，在學習與交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日本傳統陶藝的基本格式。
外來文化對唐代陶瓷藝術的影響：
外來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裝飾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唐代陶瓷藝術家在構思產品、設計器型，總是和使用對象所處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習慣愛好、欣賞水平等緊密聯系起來。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顯變化，逐漸趨向實用性如器皿的頸部加長，或安上把手，壺類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漸加長，為了更適合倒出液體。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進步。造型中也運用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線，陶器的造型近于球體，造型變得朱圓玉潤。
唐代陶瓷藝術家為了適應出口的需要，往往會根據當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設計出一些社會適合的紋飾，從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見證。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風頭壺，吸收了波斯薩珊王朝金銀器的造型，壺身堆貼和刻印的聯珠，忍冬、葡萄餓身披輕紗，揚手舉足做舞狀的，也是波斯器常見的紋飾，但配上龍風裝飾卻融化為中國的風格。長沙窯一些器物的裝飾也出現了伊斯蘭風格。在揚州出土的黃釉綠背水壺上寫了意為“真主偉大”的阿拉伯文。這些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裝飾上表現出來。
吸收外來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藝術特征，唐代藝術家在吸取外來文化營養時，善于把它和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使得中國陶瓷藝術不斷的推陳出新。這一時期風格很有特色，古樸雅致 朱圓玉滑，光彩潤澤，每一件都展示了東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現了古人的審美觀，美學理念，是瓷器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里程碑，是藝術史上的顛峰。
第3篇
首先，回顧近十年高考試卷，其與本專題有關的主觀題如下：
1.2002年全國卷第40題：通過呈現“絲綢之路示意圖”，考查有關絲綢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藝術成就，及西漢和唐政府的管轄機構。
2.2005上海歷史卷第34題：通過列舉鄭和、徐光啟、林則徐對外交往的史實，歸納他們對外部世界理解的變化，進而理解“從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19世紀中葉的，中外文明的交往變化起伏”。
3.2008廣東單科卷第27題：以啟蒙運動時代、后的近代不同階段，西方對“中國形象”的不同看法為切入點，考查不同時期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影響及原因。
4.2009海南單科卷第27題：通過簡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發生的歷史背景及其評價，從中洞察西方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5.2012年廣東文綜卷第39題：以“science”“代議制民主”等詞語和概念的變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
6.2012年天津文綜卷歷史部分第12題：以佛教和道教對唐代儒學的影響，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國新課標卷第41題：以“沖擊—反應”模式，考查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慶文綜卷第37題：以唐代、近代中國、近代美洲的留學生為切入點，考查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在國家發展和國際交往中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從考題數量看，2002年以來，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題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對該內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趨勢。從考題內容看，試題不斷加強了對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關鍵事件的理解。從命題立意看，試題突出強調了不同文明交往間的認同、融合，互贏共進的文化精神。這些提示我們在復習中外文化交流史時需要特別關注的那些人和事。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是由普魯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來的。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會的大帝國。來往于這條道路上的有商隊與僧侶、朝圣者與游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絲綢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濟各會），以及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經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和自然科學等無數內容也是經由該路傳出去的。①研究絲路史，既涉及歐洲大陸，也涉及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么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幾乎覆蓋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見，“絲綢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課程教材、教學都重點強調了新航路的開辟，但并未突出“絲綢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中簡略提及。因此，我們在教學中必須高度關注，以下三點尤為不應忽視：
一是絲路的開通是路線兩端帝國共同推動的結果。《新全球史》記載：古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漢帝國維持著中國的秩序，使中亞大部分地區處于和平狀態。帕提亞王國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權威擴展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羅馬帝國給地中海地區帶來了秩序。而在印度，貴霜帝國和其他一些小邦國也為遠距離商貿活動提供了安全和穩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區。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③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通。
二是絲綢之路的負面影響。《新全球史》記載：同一樣，傳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斷蔓延。附著于長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體有機會離開它們原初的環境，攻擊那些對這種疾病沒有遺傳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這種傳染病往往導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紀至3世紀，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染病。最具破壞力的疾病應該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這時可能也爆發了。而這一時期，人類沒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藥物對抗這些疾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兩個帝國遭受了疾病的蹂躪，人口數量急劇下降。④
三是絲綢之路的興衰。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明代鄭和下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點，以后逐漸衰落。
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1]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古典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都處在一個或另一個古典社會的影響范圍之內。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連接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歷史學家把這些商路統稱為絲綢之路，因為在這些商路上交換的最主要的商品是來自中國的高質量的絲綢。對商人和他們的商品來說，絲綢之路就是令人矚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東西，也利用了絲綢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進行長途旅行的機會。商人、傳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帶著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念和宗教信念來到遠方。同時，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過絲綢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時引發毀滅性的瘟疫。到古典時代末期，在絲綢之路上蔓延的傳染病引起了中國和地中海地區人口的急劇下降，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也同樣導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元代又開創了對外交通的新局面，達到了所謂“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極”的地步。明初，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空前繁榮，其中最為壯觀、影響最大的，要數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間，歐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險之旅將他們帶到了世界上除極地以外的各個海域。航海事業是昂貴的事業。然而私人投資者與政府卻有極強的動力經營海上保險業，并且為船隊提供先進的航海技術。探險還帶來了額外的好處：歐洲的水手繪制了世界海圖，對世界地理狀況的認識也更為精確。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網絡，并且從中大大獲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分析絲綢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響。
（2）根據材料二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指出絲綢之路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3）根據材料二、三并結合所學知識，說明兩種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結局及原因。
參考答案：（1）因素：漢代絲織業的興盛；張騫通西域的促進；古典帝國擴張的推動；遠距離貿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訴求。
影響：促進了雙方經貿、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引發了疾病的擴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的混亂。
（2）原因：宋元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科技發展，造船工藝進步；政府實行積極的航海貿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權并立，戰事紛爭。
（3）結局：鄭和下西洋后，航海事業衰落，絲綢之路不再興盛；歐洲的探險之旅（或新航路開辟）后，航海事業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斷擴大。
衰落的原因：朝貢貿易，不計經濟效益；貿易環境的惡化（如海盜、倭寇等）；政府對外政策的變化。
擴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勵；商業動機的驅動；航海技術的保障；航海知識的進步；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頻繁。
命題解析：此題圍繞“絲綢之路”和新航路的開辟這兩條文明交往的路徑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兩點：一是絲綢之路開通原因的復雜性及其消極影響；二是從文明交往的角度進一步理解新航路的開辟。回答此題，既要仔細閱讀并善于歸納材料，還要全面思考。如第（2）問既要考慮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原因，也要兼顧陸上絲綢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問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擴大”的原因。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將絲綢之路特別是鄭和下西洋所倡導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與新航路開辟后的文明擴張思想進行比較設題。
中國文化不僅在內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發展，而且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受到了中亞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系統或以外來文化作補充，或以外來龍去脈文化作復壯劑，使整個機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統也在與中國文化的廣泛接觸中汲取營養、滋潤自身的肌體。”①梁啟超指出：“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②這兩次中外文化大交匯，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因此，我們理應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復習中突出這兩個階段。
佛教文化是漢唐時期輸入中國的外來文化的主體。佛學的系統傳入，對中國哲學以至整個中國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啟迪作用。中國人對于佛教哲學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學的同時，把中國傳統哲學融入佛教，使佛學本土化。宋明時期，新儒學派又從佛學中汲取養料，傳統儒學與外來佛學相摩相蕩，產生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學，這是文化交流史上創造性轉化的一個范例。中國文化系統不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學，而且還在創造的基礎上，又反輸出給其他文化系統。大量的佛教譯著和論著輸出到東北亞（日本、韓國）、東南亞。這一“輸入——吸收——輸出”的文化流動，顯示出中國文化系統的強勁生命力。①佛教繪畫傳人中國后，隋唐畫匠（如吳道子）迅速地從佛畫的絢麗色彩與宗教題材中汲取營養，大大提高了民族繪畫的技巧與表現力。魏晉隋唐的雕塑壁畫，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著名的云岡、敦煌等石窟藝術，都有印度藝術的影響。
中外文化大交匯的第二次開端是明朝萬歷年間的耶穌會士來華。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包括歐洲的古典哲學、邏輯學、美術、音樂以及自然科學實驗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歐氏幾何及其演繹推論對中國思想界來說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世界輿圖使中國人擴大了視野，獲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遠鏡等儀器的介紹和應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徐光啟等科學家努力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加以“會通”，晚明的數學家與天文學等面目為之一新。②
為了體現以上理解，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2]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西漢末，佛教傳入后，最初只被當做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而在皇室及貴族上層中間流傳，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觸……東漢末年，佛教開始流向民間，在社會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傳播。隨著西域來華僧人的增多，譯經事業日趨興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時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在中國得以進一步發展。外來佛教和各種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規模涌進內地。可是在它的傳播過程中，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傳統思想——儒學發生了激烈的對抗，在儒、釋、道之間迸發了廣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論戰和斗爭。佛教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與中國傳統思想融合，至宋元時代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政治、倫理、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明代中葉，羅馬教廷配合歐洲殖民勢力向世界擴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過澳門，派出成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出入京師宮禁，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傳布天主教。據統計，自1581年至1712年，來華耶穌會士共249人。在早期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者，是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隨著歐洲傳教士的東來，西方的醫學、光學、建筑學、美術、工藝、哲學、音樂、語言學等也紛至沓來。
——摘編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摘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漢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國發展狀況的特點，結合所學知識簡析其在中國得以傳播的原因。
（2）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指出明代文化領域出現的突出現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據材料并結合具體史實，談談對梁啟超觀點的認識。
參考答案：（1）特點：佛教信仰由上層擴大到民間，再滲透到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發展為中國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義適合古代中國社會發展需求；統治階層的提倡；知識分子的理論加工、改造；佛教內容的不斷漢化、儒化。
（2）現象：西學東漸。
原因：文藝復興促進了西方文化的發展；宗教改革促進了西方傳教事業的擴大；一批為宗教事業獻身的耶穌會士來華；中國開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啟超認為，晉唐與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這是符合事實的。
晉唐之際，隨著佛教在中國進一步傳播，中國文化不斷吸收、消化了佛學。如：佛學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思想中，出現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態勢，最終導致宋明理學產生；石窟藝術深受佛教影響；隋唐繪畫題材多與宗教有關；隋唐樂舞也受印度藝術影響。
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了西方文化，影響了中國社會。如：利瑪竇、徐光啟合譯了古希臘數學名著《幾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識使中國人開闊了視野；歐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現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講求實證，重視實際的學風影響了明清學者。
可見，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活力，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命題解析：晉唐之際佛學對中國的影響與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是教材編寫者沒有強調、教師教學并不注重的兩個重要問題。筆者以此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到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回答第一問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原因時，要注意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的需求、佛教內容的發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個角度；回答第二問“西學東漸”的原因時要考慮西方與中國兩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問時要注意找準史實，并突出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可單獨設題考查佛學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及“西學東漸”的具體概況，或者直接考查晉唐與明清兩個階段的文化特點。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過人實現的，而傳教士則充當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時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影響最大。耶穌會士來華，固然意在傳教，卻帶來了范圍遠比宗教廣泛的歐洲文化，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成為當時“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系的最高范例”。①他們的傳教活動產生了三大影響：一是他們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啟發了中國文化開始步入近代化的歷程；二是他們為了傳教，必須研究中國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學習漢語滿文、讀經賦詩，成為第一批西方漢學家；三是他們將來華見聞和中國古籍介紹給西方，向西方傳播中國現行制度、社會狀況、禮儀風俗等，起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②
在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的是利瑪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掀起了“耶穌會士研究熱”，利瑪竇研究首當其沖。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呂同六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先驅者——利瑪竇》一文。該文認為：利瑪竇“為我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稱他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統計，從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陸地區出版的有關利瑪竇的專著（含編、譯著）有30余種；發表的論文達350余篇。世紀之交，美國《生活》雜志評選出千年來對中國歷史進程及中外關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外國人有4個，利瑪竇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馬克思、列寧、馬可波羅）。③
對于近代傳教士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抹殺其對中國近代化的作用。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3]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最初，利瑪竇以為和尚是中國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發為僧，披袈裟。結果和尚裝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來了麻煩。他及時吸取教訓，改成儒者裝扮，頭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稱道人，行秀才禮。他摸準了中國高級官僚的脾氣，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贈送或展覽陳列當時中國沒有或者比中國質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動那些貪財官吏及皇帝的心，從而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找到保護人，站穩腳跟。當時中國一些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富國強兵，渴望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交往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成了利瑪竇的好友、學生或信徒，成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柱石。經過多年努力，利瑪竇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能用中文撰寫文章和著作。萬歷三十四年（1606），利瑪竇在北京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這是利瑪竇首次把古希臘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幾何原本》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利瑪竇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八年，寫了十六種譯著，其中流傳最廣、史料價值最大的是《中國札記》，后被譯成多種文字。
——摘編自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材料二：傳教士譯介中國情況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四大類：中文語法、會話和字典；中國儒家典籍譯介；有關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會務報告、信件和日記等；中國文學藝術的譯介。根據英文《中國叢報》（美國傳教士創辦）1849年的書目，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傳教士向西方譯介的出版物達400余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工作的30余年間曾譯介了139部科技書籍和工具書。當時與傅蘭雅先后合作翻譯和編輯的中國學者有徐壽、徐建寅（徐壽之子）、華衡芳、李善蘭、王德均等20多人。在舊中國十幾所著名的教會大學里，中國教師的比重遠遠超過外籍教師。例如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經辦的燕京大學，曾重金禮聘一批中國籍教授到該校執教，昊雷川、劉廷芳、陳垣、顧領剛、馮友蘭、梁士純等學者都曾在燕京大學教過書。教會醫院的大部分醫療和護理工作是由中國籍醫務人員擔任的。其中貢獻較大的有黃寬、石美玉（女）、顏福慶和張孝賽等著名醫生。
——摘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為在1898年曾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于李提摩太（英國傳教士，1870年來到中國傳教）和林樂知（美國傳教士，1860年來到中國）的著作。戊戌后，康有為也是靠了傳教士的幫助才逃脫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強卻把洋教當成他們“借以張國威”“借以廣土地”“為商業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畢竟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存在著明顯的扦格（隔閡），之后不到一年，中國北方就爆發了一場針對洋教的反侵略斗爭。
——摘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成功的原因。
（2）根據材料，簡要評述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
參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從中國的風俗民情；拉攏和投靠上層統治者；籠絡知識分子階層；熟悉中國語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傳播基督教文化；譯介中國作品；介紹西方科技；創辦報刊、教會學校、醫療機構；聲援民主運動；進行思想文化侵略。
擴大了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有利于中國學習西方，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向西方傳播了中國文化，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為列強侵華的工具，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抗。
命題解析：此題圍繞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到外來文化在中國成功傳播的策略（材料一），及傳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回答第（1）問時要注意仔細閱讀材料，全面歸納要點；回答第（2）問時先要“述”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再加以全面評論。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選取艾儒略、南懷仁、李提摩太等傳教士的相關活動命題。或者關注近代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貢獻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