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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系統服務與生態文明的內涵及發展歷程
1972年,聯合國召開了人類環境大會,并由各國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至此,世界各國開始了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事業。我國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初步探索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道路。1987年,葉謙吉在一次全國生態農業研討會上首次提出大力提倡生態文明建設,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8]。針對我國生態惡化的現狀,1997年,總書記發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號召,黨中央對新世紀我國生態建設做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進入21世紀后,黨中央在提出政治文明并將其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同時,在十七大報告中又提出建設生態文明,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這次會議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明確提了出來。而十八大的召開,標志著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已經趨于成熟,在這次會議上,黨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并將其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目前國內對生態文明的闡述各有不同,白楊等[9]在綜合眾多學者的觀點后提出,生態文明的核心就是“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行為準則,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是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生態文明的概念,指出生態文明就是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順應自然。
生態系統服務是當前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工作進展主要涉及到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人類福祉及干旱區減貧等幾個方面,而這些工作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正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也可以說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本文中筆者從這三個方面來探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2.1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是保持生態可持續性的重要手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對這一詞的定義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其包括生態、經濟和文化可持續性。1991年,國際生態學聯合會和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將生態可持續性定義為:保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產和更新能力[10]。這一定義的實質也就在于要保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穩定性和可持續能力。可見,在管理者們制定生態可持續發展決策的過程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結果可為其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歐陽志云等[11]提出,生態服務功能是人類生存與現代文明的基礎,科學技術能影響生態服務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維持生態服務功能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此外,許多學者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如張雪英等[12]分析探討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關系,提出了保護生態服務功能的對策;劉興元等[13]對蘭州市城郊農業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機可持續發展對策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適宜于蘭州市城郊農業的耦合發展模式及產業化經營機制;胡世輝[14]以西藏工布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系統的研究了自然保護區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與功能效應價值,并通過生態足跡法研究了該區域生態承載力與可持續發展策略;孫玉芳[15]從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博斯騰濕地可持續發展的配套政策及措施,應該說這些研究對于探討生態系統服務與生態可持續性發展的關系具有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
2.2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是改善人類福祉的重要途徑2005年,MA評估小組對人類福祉這一概念進行了概括,包括過上良好生活所需要的物資、健康、良好的社會關系、安全、自由權和選擇權、精神愉悅等[6]。而人類福祉的這些組成部分幾乎都由生態系統提供,特別是在貧困地區,其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生活條件改善也受制于生態系統服務供給的程度[16]。許多學者就如何充分發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來改善人類福祉做了大量的研究,如馮偉林等[17]提出某項生態系統服務能夠影響人類福祉的多種要素,人類福祉的某項要素來源于多項生態系統服務;鄭偉等[18]從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對人類經濟福利、文化福利、健康福利等的貢獻上探討了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形成機制;楊莉等[19]通過農戶問卷調查和參與式農村評估,采用多指標評估法對農民福祉的變化進行了定量分析;代光爍等[20]發現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福祉的關系研究對于保護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維持草原生態系統持續為人類提供服務的能力,進一步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福祉水平有重要意義。
2.3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可為干旱區減貧提供理論依據MA評估報告[6]指出,生態系統服務退化對窮人的影響最為嚴重,因為他們對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程度最高,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退化最敏感;在所有被評估的系統中,旱區系統內的人口經濟狀況最為惡劣,90%以上的干旱區人口都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其平均福祉和人文發展指標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區,而旱災頻發及土地生產力的喪失甚至會引發非干旱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性。中國干旱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1/3,大約4億人口的生計緊密依賴于干旱地區資源,而干旱地區正在遭受著荒漠化的威脅,因此,我國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要把干旱地區的貧困問題放在首位予以考慮,要合理利用干旱區擁有大量的石油、黃金、銅礦、銀礦等礦產資源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積極開展干旱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評估,以期為決策者們提供參考依據。目前關于干旱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研究相對較少,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如李惠梅等[21]提出要重視貧困地區和生態脆弱區的生態系統服務研究,探尋異質性的生態服務的保障性價值和內在價值,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在維持和變化中居民的福利內涵,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機制,實現貧困人群的福祉不損失或福利均衡,最終實現區域可持續的生態系統保護和生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張貴軍等發現退耕政策的實施明顯促進了環京津貧困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提高,且沒有加重該區域人民生活的貧困程度。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和生態文明建設都是在探索人與自然如何協調發展的問題,生態系統服務是生態文明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生態文明建設可為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供政治保障,兩者之間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提高到了制度層面上,應該說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問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更有利于我們保護現有的生態系統,同時也意味著開展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將在我國掀起一股新的熱潮。
作者:沈珍秦武峰袁繼池單位:湖北生態工程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