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審美文化的價值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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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女聲》自推出伊始，便因為其參選條件的“不設門檻”、純“草根”、不收任何參賽費用及其表演形式和內容的開放性，因其“眼球為王”和“我形我秀”的娛樂定位，因其與現代信息傳播技術與手段—影視(含微電影)、網絡、短信、微博、廣告、炒作等的緊密結合，而使其迅速地在國內影視節目中讓大眾空前地參與和關注。應該說，在這場文化秀中，湖南衛視用足了其一切的現代傳播與媒介手段，既包括選秀活動的組織主體，也包括選秀活動的參與主體，還包括廣泛的社會大眾這一那觀賞主體(包括現場的大眾評委、網絡評委和電視機前的觀眾)，都已經主動或被動地被迫參與其中。因此，基于這樣一個前提，足見其社會影響之深遠。而在此前提之下，其所裹挾的社會審美文化與價值評判是及具示范性與滲透力的。

首先，《快樂女聲》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秀”所代表的審美文化現象，體現了市場、經濟、物質至上的消費主義文化價值選擇，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社會文化領域的深刻變化。其具體的體現是消費主義文化語境下:“以現代主義藝術為代表的精英主義審美理念日漸式微，大眾文化吞噬了高雅文化，雅俗界限日趨模糊、藝術生活的邊界變得難以辨別。’，①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語境之下，《快樂女聲》為代表的大眾娛樂文化毫無疑義地與商業化的市場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合謀。在“市場經濟”的指揮棒之下，在對精英文化的消解過程中，《快樂女聲》的審美文化價值歸旨，自然而然地就會背離審美的無功利性，而直接地指向審美的功利性欲望化、物質化的經濟利益的滿足。而在這一前提之下，娛樂大眾的行為往往又表現出了人性這中潛意義的一面—原來人生的價值和物欲的滿足可以通過這樣一種不需艱苦努力和精心準備的偶然性來實現—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因為大眾自身審美能力和水平的參差，日常生活審美化導致的審美準則的多元化、感性化和經驗化，進一步解構了美的形而上學之追求。

其次，《快樂女聲》所代表的大眾審美文化價值選擇所奉行的那種“草根”意識、全民偶像意識、那種與精英的結構性對抗及對權威的反叛中的自大與偏狹，反映了實用主義的工具理性審美規則裹挾之下當下大眾審美文化領域內的人格分裂與價值混亂。這一方面反映出在社會主流文化話語缺席之下，知識精英所標舉的人文關懷與人生價值的終極追求在大眾世俗化的訴求之中已經被日益背離。社會文化審美主體在個體層面的欲望滿足與功利主義、理想追求與現實經驗在市場經濟之下的背離，導致了大眾價值訴求與評判的日益世俗化旨歸。在這里，真與偽、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的界限在這樣一種主體價值訴求的世俗化、功利化前提下徹底消失了，大眾認為:“存在即是合理。”因此，審美主體的個體性利益考量，那種對本質主義的反撥反而使得觀照對象本身不再那么重要。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2011年《快樂女聲》的選手宣言中、從現場評委的相互背離中、從網絡評委的感性對立中、從大眾評委的好惡判斷以及選手們網絡粉絲的相互地、偏激的攻擊中得到最好的見證—喜歡就是喜歡，“沒理由地”就是喜歡(當然，“沒理由地”背后的潛在規則，外界是永遠也無法知曉的)。較之于精英化的審美感受，大眾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過程之中越發地感受和追求一種視覺的外在的快感與體驗，趨向于一種形而下的現狀的滿足。因此，實用主義的工具理性審美規則取代了傳統和精英主義的審美經驗與審美法則。它既反映了多元化社會語境中當代中國社會人們文化審美觀念、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與長足發展，又暴露了當下中國大眾審美文化價值判斷能力的不足與準則的缺失。

再次，《快樂女聲》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審美價值所奉行的娛性功能，反映出了當下大眾文化審美中內容和形式相背離的二元對立悖論。作為一種消費性的文化，“內地大眾文化生產在滿足、適應多樣文化需求的同時，也存在著價值混亂、唯利是圖、題材雷同、品格低下等問題②。’，這一點我們從目前國內的各檔選秀節目可以觀其全貌。在娛樂性訴求之下，表現主體在這過程之中正所謂花樣百出而無所不用其極。《快樂女聲》形式創新上奉行的不設門檻，確實應該博得社會大眾的大聲喝彩，但這種形式的創新，其實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為主體參與其中提供了最廣泛的可能，任何人，不分年齡、不分職業、不論職位、不分教育程度、不論審美旨趣都可以通過這樣一個選秀平臺去“我行我秀”;另一方面，這種不設門檻，沒設標尺的娛性追求卻又客觀上導致了社會大眾的廣泛批評，使其從內容上與人們的審美期待相背離，甚至使人反感、反胃。特別是海選階段，其為收視率而進行的各種炒作，其負面的、消極影響是值得引起深思的，而其決賽結果中的“一個初中生的勝利”卻又可能在更深層次上導致人們對自身文化心理與價值認同的錯位—原來成功是可以這樣的:成功可以不在于追求成功的過程，而在于你是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人的眼球，能讓大伙兒高興;至于你的行為本身、至于你的表現內容甚至是你的唱功與水平，這都無關重要。只要形式乖巧了，至于思想、信仰、價值觀念上怎么樣似乎都可以接受。毫無疑義，在今天這樣一個泛大眾文化的時代，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必然會導致人們限人一個極端:大眾就是一個消費群體，對他們而言，不需要關注消費對象本身，而在于審美對象這一被觀照的客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滿足大眾審美主體對“快感”的要求，去滿足他們內心深處的欲望，哪怕是“過把癮就死”也行。這恰如2011年《快樂女聲》選手王家跳的宣言:“要現在，不要未來。”或許這種完全建立在感性的快感滿足之上的大眾審美文化心理才是今天我們的擔心和憂慮所在。

第四，《快樂女聲》為代表的當代大眾審美文化價值選擇，既是當代中國大眾日常生活審美需求持續高漲的表現，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更是當代中國社會主流價值式微與精神追求日益“形而下”的警示。在看到大眾文化在對大眾精神需求的多元化滿足的同時，在充分激發社會公眾主體性意識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大眾文化的負面效益正日益顯現出來:受西方后現代主義及消費主義語境的影響，當代中國大眾在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精英意識的解構與消解中限人了對物欲、金錢、名利的強烈追逐之中，什么“寧在寶馬車里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非誠勿擾》女嘉賓馬諾周、“要現在，不要未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充分地反映了當下大眾審美文化心理中的價值失衡和人文衰微;大眾在娛樂之中心甘情愿地被“愚樂”了，而娛性十足的背后，人們往往只把自己當成是單個的主體的人，而非社會的公共的“人”，人的理想、信仰已經失卻，對人生意義更是不屑一顧，他們時刻都裹挾著功利、自私、自戀和自卑，希望在“愚樂”中受到別人的關注與認可。

由此可見，《快樂女聲》所引領的大眾審美文化在當下中國的發展觀，似乎也正在重蹈西方大眾文化發展的覆轍。對于當下正處于社會發展轉型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值得認真關注和對待的問題。從公民建設和公民教育以及公眾主體性人格完善層面對大眾這一主體及大眾文化這一實踐客體，加強主流文化的導引，去重塑社會的公共價值是尤其必要的。人畢竟是不同于一般動物的，在當代大眾文化審美價值的選擇與重塑應該也是要專注于人類自由意識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而其中，人的社會性屬性是毋庸置疑的。畢竟即使是大眾文化領域，它也不應該只局限于“大眾”對于快感的追求和欲望的滿足，它也應該著眼于人類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理想境界的提升。否則，很難說，哪一天我們人類將面臨萬劫不復的境遇。（本文作者：劉邦平單位：南昌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