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管理與人文精神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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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管理者首先應該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是具有獨立人格，有基本權利，并且意識到自己對社會有基本義務的人。每一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而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里，這是一個契約社會，因此，公民是一個社會人。每一個公民應該意識到自己對社會有起碼的義務，做一件事要有起碼的道德規范，遵守起碼的法律，行為要有一個底線。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和昆體利安都認為,對公民進行人文精神的培訓能夠引領整個社會，能夠讓公民理解并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認同的行為規范，而這些行為規范的獲得方式是通過學習一批從古代傳承下來的體現文化價值觀和道德觀的著作。學生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閱讀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精神教育致力于培養道德品格、灌輸社會價值觀。到18世紀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規范人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和道德準則，從而能夠逐步灌輸“虔誠、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則，愛國、仁慈、普遍的善，清醒、節約、純潔、適度和節欲以及其他能讓人類社會更加美好并賴以建立共和憲政的美德”。

在美國，二戰以后的工業化擴張呼吁高等教育要變得更加實用。這使人們更加強烈地認為人文學科課程早就不可救藥地過時了，無法再適應現代美國人的需要。有些人為傳統課程辯護，認為它們仍然是一種有助于培訓人的思維方式或者開發通用知識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則強調對技術專業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認為人文學科應該承當起打造“全面發展”之人的角色。在管理教育的早期，人文教育被人視為美德和道義的堡壘。但是，二戰以后，旨在強化分析型和技術型技能的專門化傾向日益加劇，最終導致了管理學與人文學科脫節的后果。管理教育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只是一些職能塊上的受教育者，他們對于自身對整個社會所應承當的更廣泛的責任一無所知。人文精神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個社會中教育角色變化的壓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學生們就開始提出通過大學教育掌握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能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為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到的產品，因此消費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夠得到最高的回報。隨著教育的目的從打造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轉變成為人們提供具體的與雇傭相關的培訓從而幫助他們在職業市場上有所斬獲，關于人文教育的整體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擊。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進行的有關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質》一書揭示了管理活動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質。在明茨伯格看來，所謂的白領，與泰勒筆下使用鏟子的工人一樣，都是其時代的奴隸，異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級賦予的任務掌控。哈佛商學院教授羅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內西在題為《加強管理規避經濟衰退》一文中認為，管理學教育一味強調管理學是一門科學最終產生“一個錯誤而又淺薄的觀念，使得專業的管理者，其實是‘假專業人士’，錯誤地以為自己貿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過推行嚴格的財務控制、利用投資組合概念和市場驅動策略這幾招就能夠成功地經營好該公司”。隨著股東價值和短期財務結果成了公司業績唯一有效的衡量標準，芝加哥學派的市場驅動哲學充斥著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討論。從20世紀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學家對商學院的影響逐漸增強，理論主導了MBA課程。通過建立一家公司，所有者可以享受因為減少交易成本而帶來的利潤。

但是當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時，委托—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所有者沒有親自去監督管理者，他如何才能知道管理者是在做他最感興趣的事情？實際上，在企業內部存在著股東—董事會—經理—工人這樣一個委托—鏈條。根據理論，股東是委托人，公司的管理者是人，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往往存在沖突。根據現有的激勵理論，要有效地調和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就要設計有效的激勵合同。研究 委托—的目的是科學設計激勵機制，解決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導致激勵問題的因素有三個：一是人的行動難以觀察：委托人只能觀察到結果，不能觀察到行動，因為有外生要素的干擾使得結果不能準確地測度努力程度，這就是前面講的“隱藏行動”問題;二是人的類型不能準確觀測，這就是前面講的“隱藏信息”問題；三是人風險厭惡程度不同。人存在三種不同的風險態度：風險愛好，風險中性，風險規避。典型情況下，一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得到股權和其他直接與利潤相關的獎金。盡管支付給大公司CEO巨額報酬存在爭論（特別是此次金融危機下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薪酬方案），但是，現代經濟學認為，以績效為基礎的報酬對股東和CEO都是有利的，而且減少CEO這樣的報酬可能減少公司利潤。按照以上邏輯，管理者對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誠感，相反，他們視自己的工作為由市場驅使的完全的交換行為，不帶有任何道德成分，不包含任何信托責任。借用德魯克的話來說，公司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你得帶著自己的大砍刀來。”這一市場驅動一切的理念也滲透進了商學院，MBA項目也開始在一個更大的市場上相互廝殺，將希望入學的學生視為潛在的“客戶””。成為一名MBA學員不再是為了掌握某些技能或者學會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相反，其目的變成了擁有一個能夠帶來巨大利益的校友關系網。人類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這標志著“信息社會”終于名副其實。在現代管理中，我們收集的所有數字信息現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大數據的出現，使得通過數據分析獲得知識、商機和社會服務的能力從以往局限于少數象牙塔之中的學術精英圈子擴大到了普通的機構、企業和政府部門。但正如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教授在其新著《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中所指出的“：大數據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它使得目前用以保護隱私的法律手段和核心技術失去了效果。”“在一個預測的時代里，人類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這一點不可輕視。我們不僅需要承認個人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還要強調個人應為自我行為承當責任。”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將價值觀看得比技能、戰術或各門學科更加重要。他堅信，人文精神是道德和價值觀的守護者。盡管德魯克從來未曾公開地揭示管理學和人文學科兩者之間的關聯，但是，他關于管理學是人文學科的這一理念還是將人文學科培養道德品格的理想與管理學培養有效領導者的目標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我們認為，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對人類存在的本質有著透徹的理解，能夠在制約權力濫用的同時，將組織里的人培養好。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能夠認識到，盡管人性本身是不完美的，但是由人組成的組織必須努力創造一個“尚能容忍”的希望社會。杜維明先生指出：“說中國傳統中的‘儒’的概念，在當代近似于人文科學的學者，也許并不牽強。”①他還指出：“在儒家看來，學就是學做人。誠然，我們無可逃避的是人，并且在自然主義的意義上說，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但是，從美學意義上看，成為人卻必須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因此，學做人意味著審美上的精致化、道德上的完善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深化。”②筆者亦認為，儒家思想的傳播基本可以認為是人文精神的培養。人文精神的培養離不開教育。康德指出“，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一種存在”。③按康德的看法，人之外的動物只須以本能的方式來運用它的天性，無須像人那樣經受教育的過程。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騰文公上》）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知善，以便進而擇善。孔子更是提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到達“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的地步。孔子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可見，從“人的完成”這一方面看，教育不僅涉及知識的接受與傳授的問題，而且與德性的培養相聯系，因為道德是社會能夠維系、延續的必要條件之一，社會秩序的建立無法離開道德的維度。荀子就是中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因為他跟霍布斯一樣相信人性本惡，相信“人對人就像狼對狼”。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以為人生而有好利，嫉惡之心，耳目聲色之欲。若聽其發展，不加節制，則爭奪殘賊，淫亂隨之升起，“正理平治”之社會生活難以實現。可是荀子的聲音在孔夫子的國度卻很少有人傾聽。其實，荀子的思想與孔孟思想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以說是相得益彰。因為正是人性本惡，才需要不斷修身，才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所以，孟子重心體之仁的呈現發揚，荀子重禮教之善的潛移默化。前者講究“集義”，后者講究“積善”。

荀子說“：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荀子•儒效》）這句話無異于儒家所強調“擇善固執”才能成就圣人。儒家一方面重視禮樂所形成的外在規范,另一方面強調人性本有的內在要求,然后兼顧內外,肯定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也有責任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以經驗事實來說，我們發現：人間有善行也有惡行，人有行善與行惡的自由，同時，行善使人心安，行惡使人羞愧。以理性反省來說，這些經驗事實告訴我們：個人的快樂在于心安理得，群體的和諧在于大家行善避惡，因此，人性要求也是向善的。從理想途徑來說，如果肯定人性向善，就要多做存養省察的工夫，讓個人內心的指示清楚呈現，同時還要妥善安排道德教育，使大家樂于遵守外在既成的規范。儒家的人性論因此成為我國道德思想的主流。這套人性論常被稱為“性善論”，其真正涵義則是肯定人有“善端”（《孟子•公孫丑上》），需要努力實踐，以成就善的行為。換言之，人性是向善的。孔子是主張人性向善的，如孔子在描述有德者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功效如下：1.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2.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3.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中國歷史上對人文教育的作用一直是非常肯定的。儒家經典《大學》開篇就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已故著名政治學家蕭公權先生詳細論述了孔子人本主義的政治觀，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學說,從根本到枝節，都以人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對象和目的。在他的學說中，政治生活是人的人性的表現，是人性發展的過程，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是滿足人類要求的努力。這種人本主義思想同樣適應于現代管理。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教育往往有空洞說教之嫌，重做人輕做事。在孟子看來，做實事是“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經典也很少有教人做實事的內容，相反，倒不乏鄙視做實事的人的言論。“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只須““上好禮”、“上好義”“、上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由于儒家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傳統，造成勞心者只務虛言，干不了實事。勞力者能干實事，卻盡是文盲。這種社會的手和腦嚴重割裂的傳統一直貫穿中國整整兩千多年，直到西方人用手腦合作造成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人這才逐漸覺悟到中國傳統教育手腦割裂的大禍害。在科舉制度背景下，中國人的知識指向更多的是關注社會秩序的建立及與之相關的內容，包括人如何維護這種社會秩序。因此，起碼從制度化儒家建立的漢代開始，中國的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如何灌注這種思想傾向，即《中庸》所謂“修道之謂教”。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馬克斯•韋伯對于中西考試的內容的分析，充分說明了它們之間的巨大差別：“中國的考試，并不像我們西方為法學家、醫師或技術人員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義的考試章程一樣確定某種專業資格。中國的考試，目的在于考察學生是否完全具備經典知識及由此產生的、適合于一個有教養的人的思考方式。”

④但是，科舉制度這種只注重人文知識培養的理念在西方的經濟強勢面前，很快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在鴉片戰爭的屈辱面前，已經日趨腐敗的科舉制度乃至整個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知識傾向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儒家所著力培養的人才根本無法應對洋人的“堅船利炮”。廢除科舉，設立新式學校，引進西方人的科學技術知識，成了維新人士首先考慮的事情。正因為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因此,廢除科舉,引進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和現代教育模式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格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顯地把人生意義的指針指向了權力。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能夠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無不圍繞著權力轉，這當然也與中國的皇權和科舉制度存在必然的聯系。黎鳴指出“：兩千多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人類中典型的官場化社會。社會中的一切，無論官場、市場、情場中一切人們的活動，無不受到私有化的專制權力的威懾。”⑤權力壟斷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除了聽命于大人、圣人，永遠不會有自己的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圣人孔子、孟子本人也都成了權力的工具。這樣，中國的人文傳統被權力裹挾，人文精神被權力閹割。因此，當代人文精神的培養，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掙脫傳統文化的桎梏。人文精神的培養需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先秦時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可以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騰文公下）。但由于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這并沒有成為中國人的人文精神。中國的皇帝是金口玉言，中國的老百姓只能勞作、吃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允許有異議，只能絕對服從，中國人的人文精神早就喪失了原創力。哈耶克認為“人民和各社會階層，只有在長期享有自由的情況下，才會有高尚的道德標準———這與他們所擁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過來，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個偉大社會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動受著強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導時，自由社會才會良好地運作。”早在20世紀40年代，哈耶克就認識到：“在物質環境迫使我們做出選擇時有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以及對按照自己的良心安排我們自己的生活自行負責，這兩者是道德情感能夠賴以培養、道德價值在個人的自由決定中賴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所威逼出來的責任心……以及對自己所作決定的后果負責，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道德實質。”故此，哈耶克一直相信“：自由不僅是一種特殊的價值，而且是大多數道德價值的源泉和條件”。

⑥如果認為當今社會中的商業倫理缺失和人們道德水準下降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這實在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誤解。因為，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做出決策時才有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也才能對自己所作決定的后果負責。市場化改革出現的社會商業倫理的缺失，不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按照哈耶克的觀點，把自由當作法治保障下的個人經濟社會活動中的一種私人領域、一種人的生存狀態，這一論辯的邏輯就是說，只有在法治社會之中，人們的道德情感才會得以展示和再造，社會的道德水準才會不斷提高。而法治首先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而我們當前的現實是，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又不容易受約束，權錢交易，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腐敗尋租案件大面積發生，法治還不夠完善，這才是社會商業倫理缺失的重要原因。人文精神盡管無法成為治愈現代管理實踐之病的神藥，但是還是能夠使身處權力崗位的人重新關注價值觀、倫理道德和品格問題。通過重建現代管理與人文精神之間的由來已久的聯系，能夠為現代管理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現代管理強調人文精神就是基于這樣的理念，我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之人，因此，現代管理實踐需要解決有關人格發展、美德和價值觀之類的宏大問題，還要理解我們作為人無法實現亞里斯多德關于德性行為所提出的目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有所提高、有所進步。人文精神的培養與具體管理技能和方法的培養以及專業技術的培養應該有機結合，不可偏廢。核心價值觀的傳授和勞動技能的傳授，這是教育的兩項基本的社會功能，現代管理教育也不例外。現代管理分工越來越細，也越來越專業化。博弈論、信息技術、大數據挖掘、云計算等現代管理方法和技術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在管理教育和管理實踐中重視人文教育，能讓我們的管理者理解“我們的決策背后的終極價值觀”以及批判性思維技能，當然還包括提升他們說服他人的辯論能力。人文教育對品格的培養和對美德的塑造使其成為現代管理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管理本質上是一種關乎人的活動，不只是關乎技術和數據。但人文精神的培養又不能只是通過空洞的說教，而要與現代管理技能的培養和具體管理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在某種意義上人文精神的培養更多地需要示范來引導，因此，道德典范的示范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孔子要求“見賢思齊”，也就是說，當我們見到有德性的人（賢人）時，就要考慮怎么向他看齊。亞里士多德也提到，要使自己的行為達到正義（道德）的層面，我們就要“像正義的人”那樣去做。這就需要在現代管理教育中加強案例研究和使用案例教學，通過典型的案例來傳播和彰顯現代管理中的人文精神。

在德性培養過程中，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引導和涵養。引導主要表現為個體之外的教育、指引，它更多地體現社會的影響和社會的約束。比如，社會逐步擺脫權力指向的文化，逐步形成尊重財產權、誠信、平等、自由的現代商業文明。涵養主要是個體自身的體驗、反省、覺悟，主要表現在企業管理者在經營實踐逐步形成的經營理念、商業道德和良好品質。外在的社會影響和約束以及自身的體驗、涵養在廣義的德性培養中相互關聯、彼此互動。進而言之，人文精神的培養涉及美的品格的形成。在美的品格的形成過程中，又涉及真、善、美三者的關系。在美和真的關系中，一方面，真隱含著美；另一方面，美往往體現真。美和善內在地相互聯系，一方面，它體現了道德上崇高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給人以一種審美意義上的美感。宋明理學家常常講“圣人氣象”，其中便包含形之于外的人格美。楊國榮認為，從中國思想史看，相對而言，道家比較強調“美”和“真”之間的統一，儒家則更注重“美”和“善”之間的互動，所謂“美善相樂”。⑦中國人還必須進一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的人文精神，因此,還需要“啟蒙精神”繼續在中國萌芽、生長和鋪開,從這個意義上說，啟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與此同時，還必須創造性地培養現代中國人對永恒的真、終極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來構筑中國人的人文精神。

作者：胡少華單位：云南財經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