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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有一種說法，認為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陷入了危機。在筆者看來，這種“危機感”的產生雖然有現實人文環境的擠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學術范式的影響下，就文學而言的“文學性”的內涵發生了膨脹、扭曲或游離，以至文學的內涵發生變化，外延發生移位了。所謂文學性問題，其實是探討“什么是文學”的一種方式，它試圖辨析文學區別于其他活動的特質，同時從邏輯上提出了“成為文學作品的標準有哪些”的問題。“文學性”問題之所以重要，理論家們之所以不斷思考這一問題，往往并非真正確認哪些文類包括在文學之內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時代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而是在于探討文學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規范作為志業的文學研究活動。因為文學性研究可以作為理論導向和方法論導向的工具，運用這一工具，可以闡明文學的基本風貌，能夠進一步指導和規范文學研究。

一、西方的“文學”形成于19世紀

“文學研究”成型于20世紀;而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則是在20世紀初民族文化與學術隨著民族國家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工程)從古典一步步卷入現代的結果。至少在20世紀以前，傳統文學尚未完全從文化領域中析出，專業的文學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尤其是對于文學與非文學的理解，有著較為穩定的內涵。雖然并未運用“文學性”這個詞，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在古人的觀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學的內涵也比較復雜，但潛在的“文學性”指向卻依稀可辨。在儒家經學話語中，文學性指向在先秦兩漢時期定型為“詩言志”、“發乎情，止乎禮”、“主文譎諫”等禮樂文化和傳統秩序的內涵。在被后人說成是“文學自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性指向“錯采縷金”、“聲偶為文”的語言形式和文體樣式。在唐宋道家釋家文論話語中，文學性指向“法天貴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的“興會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蘊。到了元明清各類文論話語那里，文學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牽掛于理學家的“文以載道”，或者落實為古文家的“氣盛言宜”，或者收縮為儒家學者的“文德忠恕”、“修辭立誠”而已了。

20世紀對于西方與中國來說，可謂是文學研究全面體制化的時代，往往被人們稱為“批評的世紀”。就20世紀西方上半葉而言，“文學性”作為一種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使文學進一步從社會文化系統中逐漸分析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研究系統，乃至文學理論(批評)的亞系統。不管科學主義文論還是人文主義文論持如何不同的文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學性”的大致確定和默契，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大系統中文學研究的版圖呈現出大體清晰和穩定的面貌。此中，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提出“文學性”術語，英美新批評提出“文學本體論”，功不可沒。它們將內涵確定為文學語言自身或文體形式等，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基本范式，影響巨大。

隨著20世紀初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開始，中國的文學研究開始出現。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黃侃和魯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潛在的“文學性”指標來把握文學，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解、文學主張和發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內涵。“五四”以來，隨著社會、政治和文化形勢的變化，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蓬勃發展，一步步體制化，文學研究先后沿著西方化和蘇俄化的方向發展，文學性的內涵也漸趨復雜和細化，并富于高度的現代性張力。80年代以來，在西方范式影響下，“文學性”舉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審美活動，故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或特征，逐漸成為共識。如同先鋒派寫作一樣，文學理論在當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急先鋒的作用。表面上，這種文學理論研究相對于新中國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邊緣化，但自主化與自律化的努力卻有著非常濃重的現實內涵和歷史內涵，即采取與社會或政治隔絕的方式，轉而從另一整體生活的、審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現實。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紀之交，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意識逐漸加強，文學理論獲得了自主性和相應的現實性。人們反思單一主體思維的獨斷性，注重主體間的對話，文藝學開始走向開放、多元和對話，文學研究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紀下半葉，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興起，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指向發生激烈而根本的變化，即從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的關注，一步步轉向人類學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辭性和現實的文化批判。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的加強和文化語境的保守化，文學理論和批評趨向于把文學看作是作品與產品的結合體，即把文學作為具有審美風貌的作品的視角，與文學作為機構和產品的視角融合起來，對作品進行“文學性”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批判。與此同時，在羅蘭·巴特式的神話學批判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下，文學研究出現“革命化”傾向，試圖解構資本主義文化實踐，為工人文化正名，“文學性”開始反叛自身，開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出現了“后現代”、“全球化”、“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理論風潮。這些思潮鼓吹“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義、消費主義、媒介主義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一步步搶占現代或后現代思想的后臺，并把“文學性”等同于“裝飾性”，把“審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語境”。所以，這里的邏輯就變成:文學=審美=裝飾=媒介=感受=消費=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權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學終結了，死亡了，而“文學性”、“審美性”開始了全面的后現代統治，文學研究據說要開始其他領域未曾開創的事業，把“文學性”研究貫徹到所有的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領域。

在這種“文學性”全面統治的聲浪中，剛剛引入中國、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開始出現“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費化”走向。這種“文化研究”雖然欲遠宗20世紀60年代要為工人階級文化正名的英國伯明翰學派，但如果近以美國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文化研究”為學術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接軌”，則必然認同“文學性”的普遍統治，從而要求覆蓋或取代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于是，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剛剛獲得自主性的氛圍中，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經驗和教訓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因為據說80年代以來以審美特征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為主要探討方向的文藝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表述，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里與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艱難，與資本金錢或權力專制調情、欲拒還迎、投懷送抱的理論共謀而已。

二、文化研究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生長點之一，這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可

但是，是否因為文學研究有現實訴求和采用“文本化”的策略，就堅信“文學性”已從文學領域擴展進其他領域，包括文學在內的所有文化領域都已在“文學性”的絕對統治之下呢?過去在文學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設立的相對邊界，是否已經完全模糊?審美是否已完全泛化，世界已進入后現代“文學性”全面統治的時代，全球同此涼熱了呢?文藝學是否要全面轉型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否要吞噬文學研究呢?現實世界是否要一概解釋為審美現象，日常生活是否要全面作政治分析?有沒有可能是文學的審美精神與情思訴求被消解和遺忘了呢?與資本共謀的消費主義、感性主義、肉身主義的文化邏輯，有無可能大舉抬頭或者已內化為“文化研究”的內在視野呢?“文學性”在后現代社會或當代文化中得到空前振興的想法，有沒有可能是一種過度膨脹的文化想象呢?這似乎越來越成為一個個重大的學術問題。

事實上，在當代，人們對文學的心情是比較復雜的。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當代文學已經熱潮不再，無可奈何花落去了;但仔細想想，文學也有其限度———不過是自娛娛人稍帶自化化人的東西，似乎也不必憂憂戚戚。文學本來就是娛樂、思想和精神的事業，不必是時代的寵兒，不必負擔過重，因此不必以“抵抗”或“投降”的圣戰來捍衛“純文學”及其神圣性。但是，文學和文化似乎也不必完全認同于金錢和消費，它們畢竟不是日常消費品和享樂奢侈品;文學和文化更不必倉促受命于社會規劃與階級斗爭，也不必被過度解釋或政治分析，它們不是晴雨表。一些學者抨擊“純文學”時，滿懷焦慮和熱望，恨不得“文學”化身為政治熱情的分泌物或置換物，這似乎是一仍過去社會運動的思路。也有人認為，純文學或者“文學”自治是一些值得質疑的策略上的概念。檢視百年中國文學，似乎“純”和“自治”有許多策略的意味，而且這策略往往無辜且無奈，應該可以分析和反思。但是，文學似乎還應有讓它繼續存在并適當自治的必要。雖然在90年代一度出現萎縮、無力和情調化的唯美主義的傾向，也存在著游戲主義的狂歡，更有著丟失大眾、曲高和寡的危險，但文學或純文學的積極意義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新晨

就文學理論而言，研究與教學確實要因應時展和社會轉型，學術研究、個人體驗與社會現實之間也要建立和保持一種自覺的批判關系。在現實基點上保持對當代文化的把握力，對日漸崛起的大眾文化進行解讀，對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文化進化論與趨同論以及商品拜物教和市場意識形態等保持內在的文化批判，應該有“闡釋中國的焦慮”和基于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但是，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是有其自身策略選擇與內容的規定性的。審美是文學活動的志業。文學是多樣的，必然有社會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屬性，其價值也是多元的并且結合在一起的;但審美是文學的“志業”，是文學的必要條件、基本依據和特殊屬性，文學的所有屬性和價值都必須溶解在審美活動與藝術把握中。對文藝研究而言，文學藝術是其志業。當代社會的文化語境有消費主義傾向，甚或媒體中的感性、肉體和欲望已成為當代生活的“氛圍”，文學研究可以關注審美化的生活，批判其背后滾滾而動的金錢，但對審美和精神的追求才是文學研究的志業。以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研究，既要有看到文藝源自社會文化，但或許也要謹守文學的本位和邊界。文學研究要堅持文學藝術的獨立性，高揚文學藝術中的審美精神，同時透過有問題意識的專業研究對現實發言，批判文學文化的體制化、商業化和泛政治化。從文化的視角透視文藝的內涵，從審美的高度燭照和批判當代文化，是文學研究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承擔。這既是一種學科自主性的策略，更體現了現代學術體制中人文知識分子的志業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