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早期茶畫出現時間的推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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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畫，是人們以視覺形象來專門或主要記述、反映茶葉題材以及畫中繪及茶文化內容的美術作品。從茶文化的角度說，它是以圖畫的形式，把人們社會生活中的有關茶事內容，客觀地記存下來。我國飲茶、茶業起源甚早，但在最初很長一個階段，一直囿于巴蜀地區。秦漢統一全國后，開始由巴蜀向外主要沿長江向東部中下游地區逐步傳播開來。但是，限于上古的社會經濟條件，這種傳播是十分緩慢的，直至唐代初期以前，我國茶業和茶的飲用，主要僅流行于長江和淮河以南一帶。所以，上古中國的茶文化，主要是巴蜀、后來才慢慢發展成為南方的一種文化，而直至唐代中期，茶才真正發展形成為我國全國性的一種事業和文化。正是因為我國南方和黃河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差距，我國茶畫和茶的其他文獻記載都反映較遲，保存積淀較少。尤其是畫，保存更為困難，以致直到今天，尚未發現唐代以前的茶畫。因此著名茶文化學者陳文華教授，在其有關著作中指出:“茶畫的興起與詩一樣，都是在唐代。”[6](P505)
茶詩、茶畫“興起”或崛起于唐，這是事實。但這不等于說，我國的茶畫就開始或起源于唐。茶畫既然是記述、反映社會生活中茶事內容的畫，那么，從先秦茶業和飲茶在巴蜀的最初興起，至秦漢以后到南北朝茶業、茶文化由巴蜀經荊楚順江直達東海之濱吳越的整個南國的傳播和發展，在如此長遠、廣袤的時間和地區范圍內，要所有的畫家、畫匠不畫茶的內容，過去畫過的畫作中沒有一幅觸及茶器和茶事，這應該說是絕對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不應牽強將漢以前青銅器的飾圖植物枝條上的芽葉，定之為“茶”，[7]也不應將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雙人跪獻托盤上所置的羽觴(耳杯)，稱之為茶器[6](P505)，但這里仍有三點理由可以證明我國的茶畫開始或起源于唐之前:
一、唐以前茶葉入畫已具備充裕的時空條件
茶的栽培、飲用，在巴蜀地區早于先秦就已發展形成為業、約定成俗，及至兩晉南北朝，茶的飲用和文化，也由巴蜀傳播伸展到長江下游。在當時作為“六朝之都”的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帶，茶業和茶文化，無論是從商品性生產還是由物質到精神層面的拓展，或是名茶品種的增加及茶禮、茶儀和尚茶等民俗的構建，都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和提升。總之，在這一時期，特別是兩晉和南北朝，茶在南方的一些地區和都城，已經深深發展和浸滲到人們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猶如藥物、果品、米飯、酒脯、湯羹一樣，成為一種待客、饋贈、作供等物質方面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這樣的時代背景為茶葉入畫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時空條件，使茶葉已經具備了能夠入畫、易于入畫的基本要素。
二、隨繪畫依托物質的增加、優選，以人物和生活為題材的畫卷獲得了突出的發展，茶畫題材應更不例外
西漢至南北朝，隨著我國經濟、文化和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繪畫依托的物質由早先陶瓷、金屬器物表面，以及地面和山丘巖體，日漸發展為主要采用墻壁、絲絹和紙張，特別戰國以后毛筆的采用、墨線造型和平涂敷色等繪畫技法的出現，這些繪畫物質和技術條件上的進步，使我國繪畫在內容或題材上不斷拓寬、豐富的同時，也明顯在深化和向專業發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完善。這一時期壁畫風興，畫面的綿延為宮廷畫、寺廟畫、人物畫在生活題材的創作方面，帶來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從而也為茶這項主要生活題材內容的入畫，帶來了有利的時機和條件。這一點，從近年河南、河北宋遼墓葬中出土的多幅“煮茶”、“飲茶”壁畫，也可獲得某些反證。
三、隨著飲茶、尚茶的普及和風行，一些畫家生活在濃郁的茶文化圈中，作畫和畫作，不可能不涉及茶
舉例來說，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約345－406)，晉陵無錫(今江蘇常州)人，字長康，小字虎頭。多才藝，工詩賦，尤精繪畫，嘗有畫絕、文絕、癡絕之稱。曾被引為雄踞長江上流的將軍桓溫帳下任大司馬參軍，擅肖像、歷史人物、道釋、禽獸、山水等題材。畫人物主張傳神，重視點睛，認為“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桓溫(約312－373)，明帝婿，駙馬都尉，一生以恢復神州、留名青史為人生終極目標而奮斗，滅亡成漢，三次北伐，鎮守西府，為穩定南朝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樣一個高門權臣，卻如史籍所載:“溫性儉，每宴惟下七奠，瞲茶果而已。”[5](列傳第六十八＜桓溫列傳＞)桓溫和吳興(今浙江湖州市)太守陸納一樣，尚茶、崇茶，以茶為標榜儉樸的象征。顧愷之在其幕下，不會不作畫，不會不為嗜茶的大將軍桓溫作相關茶的畫作。因此退一步說，即使一般畫家和畫工不重視沒有畫及過茶，但這些如顧愷之一類生活在特殊茶葉人際和社會生活環境的畫家、畫匠，應該會畫涉及茶的內容的。
由以上推測和分析，認為唐代以前至少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我國當有茶畫的產生，這大致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不過，言之鑿鑿，但還是限于實物資料不足，無法具體考證。這僅是一種可能的推測和分析，但我們相信終有一天，考古將會為我們提供翔實可靠的證明和支撐依據。（本文作者：王樂慶單位：西安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