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增強文化自信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增強文化自信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對于我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其提出的許多命題本身，在我國近現代的文化發展史上，也具有極為深刻的長遠理論意義。基于張岱年文化哲學的視角，深入理解這一意義，我們能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只有熱愛和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才可能真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自信的前提確立之后，文化自信就更為重要。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張岱年文化哲學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于我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當下實踐意義，而且其提出的許多命題本身，在我國近現代的文化發展史上，也具有極為深刻的長遠理論意義。本文擬基于對張岱年文化哲學的簡要概括和闡發，從愛國主義與傳統文化、民族命運與文化自信、綜合創新與文化根基三方面，對當前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增強文化自信的問題，談一些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各方面的專家學者。

一、愛國主義與傳統文化

張岱年（1909-2004），中國現當代著名哲學家，對中國哲學與文化問題研究的造詣極高、建樹廣泛。他早年以《中國哲學大綱》（1937）確立了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獨特地位，晚年則以《中國文化精神》（2015）彰顯了新時期中國文化研究與普及的最高水準。特別難能可貴的是，自20世紀30年代從事哲學研究開始，張岱年就始終以會通“中西馬”的思想架構，從30年代的“文化創造主義”，經40年代的“文化均衡創造”論，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綜合創新論”，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體系建構作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1]成為當前我們提高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的一種寶貴思想資源。例如，對于“愛國主義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張岱年一直強調：“在現今時代，做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是具有愛國意識。而愛國意識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必須感到祖國的可愛，才可能具有愛國意識。而要感到祖國的可愛，又必須對于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有正確的理解。”[2]在當代文化和學術發展空前豐富多元的條件下，這段話顯得太普通，似乎沒有什么“學術含量”，“卑之無甚高論”。但實際上，“必須感到祖國的可愛，才可能具有愛國意識”這一樸素的命題，在近百年來中國文化曲折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不僅體現了張岱年作為一個哲學家個人的強烈愛國情懷，而且具有普遍的文化哲學意義，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么說的根據在于，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始終是中國人民的最強烈夙愿，是中華民族的最偉大夢想。就客觀基礎而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需要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條件，而且在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斗的不同歷史時期，這些條件中的焦點和重點也會隨之發生相對和特定的變化。令人欣慰的是，在經過了漫長的艱難曲折之后，當今中國在政治上已經穩步走上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中國也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這樣，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比較確定和明顯之后，進一步創造其社會條件特別是文化條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日益凸顯了出來。而所謂“文化條件”的實質，就是要弘揚中國精神，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至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關系，其中愛國主義為改革開放奠定文化土壤和道德根基，改革開放賦予愛國主義以致力方向和實踐活力。如果上述理解能夠得到確認的話，那么也就可以說已經初步揭示了張岱年關于“在現今時代，做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是具有愛國意識”命題的文化哲學意義，它要求我們努力去探尋確實能夠培育廣大公民愛國意識的思想基礎，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真學習和正確理解，使他們發自內心地感到祖國的可愛。

實際上，對于愛國主義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這種深刻和內在聯系，許多著名學者也持類似觀點。例如，季羨林就認為：“傳統文化與愛國主義這兩件事看起來似乎沒有什么聯系。但是別的國家我先不談，專就中國而論，二者是有極其密切的聯系的。這里面包含著兩層意思：一層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把范圍縮小一點，在中國傳統的倫理中，愛國主義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二層是，唯其因為我國有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我們這個國家才更值得愛，更必須愛。”[3]由此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確實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的思想和情感基礎，那么我們如何做到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正確的理解”呢？筆者認為，在此我們可以從張岱年關于“文化發展的辯證法”的思想中獲得進一步的啟示。他認為，文化發展過程包含一系列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主要有：文化的變革性與連續性、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與獨創性、文化的整體性與可分性。上述文化發展辯證關系的兩個方面，都不可或缺和偏廢，在差別和對立的同時，有一種相輔相濟的關系；但是在其辯證運動中，基于實踐的需要，往往有一個方面被作為重點。從而，在當代中國，強調文化發展的變革性、時代性、交融性、整體性，有助于我們弘揚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強調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民族性、獨創性、可分性，有助于我們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文化發展的辯證法，并由此闡發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性，以下對張岱年關于“文化的交融性與獨創性”的論述作一簡要探討。他認為，由于世界的文化中心不止一個，因此“從文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文化交流有益于文化的健康發展。必須虛心吸收外來的文化的成就，藉以豐富自己。同時又應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藉以保持民族的主體性。一方面，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所必需，這可謂文化的交融性；另一方面，又須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這可以稱為文化的獨創性。既要重視交融性，也要發揚獨創性，這也是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4]這里提出的“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命題具有特別重要的實踐和理論意義。例如，中國古代的佛教中國化過程，實現了吸收外來文化異質性和保持本土文化主體性的統一，在新的層次上重建了中國文化的獨立性，豐富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與此不同，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守舊派的盲目排斥和西化派的全盤接受，特別是老調重彈的“全盤西化”思潮，都無助于豐富新時代的中國文化，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奠定必要的文化前提。因此，在當今日益復雜的文化發展中，在堅持文化交融性的同時，我們必須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否則，“那就真正要提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不會失去自己的精神獨立性的問題了。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

二、民族命運與文化

自信做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國意識，愛國意識的基礎在于感到祖國的可愛，只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正確理解的人才會感到祖國的可愛；而要能夠正確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必須堅持文化發展的辯證法，“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張岱年之所以能夠提出上述樸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哲學思想，是與其基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始終抱有的強烈文化自信密切相關。“民族自大狂是應該反對的，同時民族自卑心也是應該努力克服的。一個民族應該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這樣的民族才有希望。如何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呢？那就必須對于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有所認識。”[6]張岱年成長于20世紀上半葉多災多難的中國，但并沒有因此喪失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而是對民族危機感受極深，走上了學術救國的道路。20世紀下半葉雖然也有曲折，但“對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國文化的昌盛，充滿希望”。[7]因此，針對“1988年前后，反傳統的思潮風起云涌，黃河長城都成為詛咒的對象，不少人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有人愿當外國殖民地的順民”[8]的全盤西化現象，張岱年從“民族命運與文化自信”的角度，多方面論證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對提高中國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性，強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基礎，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據，也是中國文化自我更新向前發展的內在契機。……幾千年來延續發展的中國文化必將顯示出新的生命力”。[9]

具體來說，對于“民族命運與文化自信”關系問題的理解，張岱年是從概括分析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著手的。他認為，中國文化，從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以來，不間斷地發展了5000年，直到15世紀以前，始終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之后，促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此后西方文化開始突飛猛進，而中國則落后了。19世紀40年代之后，中國受到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中國各界志士仁人，還有廣大民眾，奮起抗爭，努力尋求救國的道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斗，以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為標志，終于取得了確定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化延續發展，雖然曾經一度落后，但又能奮發圖強，大步前進，這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內在的思想基礎。”[10]這里，張岱年概括了5000年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其論述即使從當下的視角來看，仍然是十分合理的。民族和文化的命運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充滿曲折的。身為中國人，既要對民族文化的消極衰朽方面有清醒的認識，堅決地加以改革；更要對其輝煌成就而自豪，使其發揚光大。“如果中國文化僅僅是一些缺點、病態的堆積，那么，中華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過去，一些帝國主義者正是以此對中國進行惡毒的攻擊。我們在嚴正地予以反駁的同時，應當注意考察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積極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指導作用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力量。”[11]

至于這種使中國文化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雖飽受磨難、多經曲折，但仍然能夠發展更新的思想基礎，“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何謂精神？精神即是運動發展的精微的內在動力。中國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觀念，在歷史上起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成為歷史發展的內在思想源泉，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內涵是四項基本觀念，即：（1）天人合一；（2）以人為本；（3）剛健有為；（4）以和為貴”。[12]“天人合一”指人與自然界既有區別又有統一的關系。人生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認識自然并加以調整，但不應破壞自然。“以人為本”則是相對于宗教以神為本而言的，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覺悟，這構成了中國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獨特傳統。“剛健自強”即不懈努力、積極進取，堅持人格尊嚴，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以和為貴”表明中國古代以“和”為最高的價值，包括肯定多樣性之統一的“和而不同”，主張人民的團結是勝利決定性條件的“人和”等，對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和融合起了積極作用。從以上的概括來看，張岱年以其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精湛研究，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等方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其中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作了深刻的解讀；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確實給予我們正確地把握中華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和中華人文精神以獨特的啟發。

以上概括的張岱年探討“民族命運與文化自信”問題之論述，使我們在理解《意見》關于“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13]的重要論斷時，有了系統和深刻的學理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專家學者發表了大量的論著，使我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呈現了“百家爭鳴”的可喜景象，但比較起來，很少有人像張岱年那樣，能夠把熾熱的愛國意識和冷靜的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使其學術成果直接成為廣大讀者增強文化自信，弘揚為中華民族復興與中國文化昌盛而奮斗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思想資源。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對于中國文化中的等級觀念、渾淪思維、近效取向、家族本位等“陳陋傳統”，他也直言不諱，這就為我們全面地確立了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方法論。

三、綜合創新與文化根基

所謂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方法論，也可以說是如何增強文化自信的方法論，從政治思想上講，就是《意見》對“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等的重要規定：“深入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汲取中國智慧、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14]而為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上述“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我們同樣也可以從張岱年文化哲學的系統學理中獲得啟示。關于這方面的內容，除了上述堅持文化發展的辯證法，即正確處理好文化的變革性與連續性、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與獨創性、文化的整體性與可分性等辯證關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張岱年文化哲學核心思想之“綜合創新論”的開拓性探索。“新中國文化的建設的基本方針應是綜合中西文化之長而創建新的中國文化。這個觀點，針對‘東方文化優越論’與‘全盤西化論’，可以稱為‘綜合創新論’。”[15]“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指導之下，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的同時，努力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16]

“綜合創新論”又稱“綜合創造論”，是總結了自16世紀以來由于中西文化接觸而引發的論戰中的各種文化主張，特別是吸取了徐光啟的“會通以求超勝論”、魯迅的“拿來主義”、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等觀點，揚棄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國粹主義、全盤西化等思潮的基礎上，張岱年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文化哲學探索之思想結晶。“拋棄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排除盲目的‘華夏中心論’與‘歐洲中心論’的干擾，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和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統的組成要素及結構形式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經過辯證的綜合，創造出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化。”[17]要知道，這些論述寫于1990年。經過當時“全盤西化”思潮一時甚囂塵上的筆者，現在回過頭來看，不得不承認其思想的合理和遠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張岱年的“綜合創新論”中，其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系的理解，不僅特別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華民族化的成熟與深刻要求，而且也包含著增強文化自信的辯證法：“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與中國革命實際密切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文化方面，馬克思主義應與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結合，應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18]

現在，離開張岱年系統闡發其文化哲學的“綜合創新論”已經近30年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在中國也滄海桑田，今非昔比。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由于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19]思想的大力倡導，廣大人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性大為提高，中國人民普遍的“文化自信”意識也開始逐步增強。作為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種大轉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當下和歷史根源。就其最直接的經濟原因在于，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而從最重要的政治原因來看，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顯然，正是這種經濟發展和政治成就不僅賦予中國人民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又為廣泛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客觀社會前提。近百年來，雖然許多有識之士持續地倡導文化自信，但毋庸諱言，全盤西化的思潮在我國始終沒有退出歷史舞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文化獨立性遲遲未能充分確立起來。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長期沒有擺脫窮困落后，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低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沒有落到實處的緣故。現在，這種情況終于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當代經濟發展、政治進步的基礎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可能得到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認可。

進一步說，就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而言，只有建立了客觀的能夠保障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經濟和政治前提，廣大人民的文化自信才可能被充分確立起來。否則，只有少數像張岱年那樣的思想先驅才可能有自覺的文化自信；但要克服我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流行的文化自卑心理，僅有少數“先知先覺”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們要通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廣大人民的愛國意識和文化自信，首先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建設。這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之間辯證關系的一個基本方面，我們萬萬不可忽視。當然，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確立之后，文化自信就更為重要。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本身就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只有熱愛和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才可能真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文化自信是事關“民族文化的獨立性”的大問題，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張岱年的文化哲學對此作了很好的闡發，我們應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1]杜運輝.張岱年文化哲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摘要.

[2][4][9][15][16][18]當代名家線裝自選集•張岱年卷[M].北京：線裝書局，2003：1，13，24-25，9，15，32.

[3]季羨林文化沉思錄[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3：163.

[5]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88.

[6][8]張岱年.中國國學傳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2，1.

[7]張岱年自傳：通往愛智之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

[10][12]中國文化書院九秩導師文集•張岱年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160，160.

[11]張岱年.心靈與境界[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19.

[13][14]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7-01-26.

[17]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06.

[19]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作者：陳澤環；李艷峰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