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秘書直書精神文化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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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筆直書，歷來是中國古代史官（秘書）遵循的道德準則，也是他們堅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譽為中國史學和秘書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價值與優良傳統，推進了史學文化、秘書文化的純潔和社會歷史的進步。
中國人歷來講究道德（或叫德行），強調敦品立德，并強調不同行業本身特有的職業道德。縱觀中國古代的秘書工作，特別值得贊賞的是，歷代的許多秘書（史官）大都能堅持以求實為榮、曲筆為恥的職業道德和史學人格，擬文記事秉筆直書，成為中國古代秘書工作的優良傳統之一。
一、秘書史上載入史冊的直書典范
我國歷代的許多優秀史官（秘書）歷來都把秉筆直書視為持大義、別善惡的神圣事業和崇高美德。為了直書，他們不畏風險，不避斧鉞，求實求真，善惡必記，忠于職守，表現了中國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風亮節。文天祥在《正氣歌》里，把“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塞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表現之一。這兩則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揚著一種誓死遵守史官的職業道德、捍衛史官直書實錄傳統的精神。
齊太史的故事，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齊國大臣崔杼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刪改，史官堅決不改，崔杼大怒，殺了齊太史。齊太史的兩個弟弟繼承兄長遺志，前仆后繼，仍然秉筆直書，也遭到殺害。接著，太史的小弟又大義凜然，直書如故。崔杼懾于太史秘書兄弟仨的浩然正氣，無可奈何，只好由他直書下去。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對歷史和后代負責，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不畏強暴，不惜以身殉義，視死如歸，成為秘書史上秉筆直書的著名范例！
“董狐筆”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607年，晉靈公是個昏君，而晉國正卿（宰相）趙盾（趙簡子）是個正直的大臣，經常諫勸晉靈公。晉靈公嫌趙盾礙手礙腳，多次派刺客去暗殺趙盾。趙盾只得逃亡，不過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時，趙盾的族人趙穿便起兵弒殺了晉靈公。晉太史董狐便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弒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趙盾對董狐說：“我并未弒君。”董狐說：“你是正卿，逃亡沒有出境，國君就被殺了，你回來后又默認事實，并未法辦弒君的人，當然就等于是你弒君了。”趙盾毫無辦法，只好長嘆一聲，聽任董狐書寫自己弒君了。后來孔子稱董狐為“古之良史”、“書法不隱”。同時，孔子也認為，趙盾不干涉史官秉筆直書的權力，也是“良大夫”。董狐這種不畏權勢、剛正不阿，堅持直書實錄的史筆精神，自古以來，都是史家和士人學習的典范。①
像上面提到的齊太史和董狐這樣“寧可枝頭抱香死，不隨落葉舞西風”的史官，在中國歷史上不勝枚舉，他們這種不為權勢所動搖，不為淫威所屈服的直書精神，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精神之先河。
二、秉筆直書始終是史官、史家效法的優秀傳統
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在《史通》中，專門寫了《直書》、《曲筆》的專篇，來總結唐以前史官（秘書）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他極為推崇三國時期的韋昭、唐代的禇遂良和吳兢等史官。韋昭在主撰《吳書》時，當朝權貴孫皓要求他為其父孫和作“紀”，韋昭堅決不答應，其理由是，孫皓的父親孫和雖然執政，但沒有登上帝位，按照名實相符，應該作“傳”；②唐代貞觀年間，褚遂良負責記錄唐太宗言行，太宗要索取過目，褚遂良堅持原則，不讓太宗觀看所記的內容。因為中國古代有規定，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記的關于他自己的實錄的。禇遂良以“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為由，當面加以拒絕。太宗問他，“如果我有不足之處，你也一定記錄上去？”褚遂良回答道：“我為諫議大夫，兼記您的起居行為，您的一舉一動，我都得如實記載”；③《貞觀政要》的作者吳兢曾參與《則天皇后實錄》的撰寫，他曾如實記載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張說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讓史官“刪削數字”，吳兢義正詞嚴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④可見，“直筆”歷來是秘書史官的職業和學術道德。這種“直筆”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與史家自覺效法，并付諸實踐。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治史中的曲筆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一個客觀存在。《史通》的作者劉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種種表現，或者以實為虛，以是為非，或者虛美諱飾，任意褒貶。在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給史官造成曲筆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史官為當權者的威勢所懾。統治者尤其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因所處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關系不等，故有時容易與秘書史官發生“曲道”與“直道”的矛盾。統治者希望“曲筆阿時”，佞臣希望“諂言媚主”；正直的史官卻要堅持奉守仗義直書的傳統道德，于是往往會發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級、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統治者和佞臣總是不擇手段懲罰史官。自古以來，只有“直筆被誅”，極少“曲筆獲罪”。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多少秘書史官的千古奇冤。所以，劉之幾感慨道：“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⑤
但是，透過中國古代幾千年撲朔迷離的歷史煙云，我們可以看出：曲筆在任何朝代、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可能成為公開提倡的行為，任何得計于一時的作史曲筆，終究要被后人揭露和唾棄。唯有秉筆直書的精神，千百年來，始終成為史家效法的傳統，從而成為中國史學文化、秘書文化的主流。
三、秉筆直書精神的傳統文化價值
在中國古代史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許多優秀的史學文化傳統，它是古代優秀史官們立德修身和學識智慧的集中表現。因此，我們常說的批判地繼承古代史學文化遺產，即不僅要研讀古代史家所積累的史學研究成果，而且應從中概括和總結出體現于古代史家身上的優秀史學傳統和文化價值。不容置疑，秉筆直書、剛正不阿，歷來是古代秘書史官遵循的道德準則，也是他們堅持真理的精神支柱。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跡，曾激勵歷代秘書史官前赴后繼、一往無前；秉筆直書、剛正不阿也被譽為中國史學和秘書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價值與優良傳統，世代倡導之，秉承之，發揚之!
正由于有了中國古代秘書文化的“直筆”精神，通過歷代諸多史家的努力，不僅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實可信的文化史料，而且留下了許多舉世罕見的、內容宏豐的精神財富與瑰寶。在筆者看來，“秉筆直書”精神所體現的優秀傳統文化價值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求真求實的經世致用精神。中國古代史官（秘書）和史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標，可以用“學兼天人，會通古今”這八個字來描述。因此，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作，一般都具有恢宏的歷史視野。他們以秉筆直書的精神、包容一切的氣勢來闡述歷史的發展過程；用求真務實的精神，探究歷史的前因后果；他們對國家治亂興衰給以極大的關注，表現出飽滿的求真務實情懷。這種秉筆直書的品質、求真務實的情懷，成為了后世學者以“經世致用”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傳統治學精神。考試大收集整理
2．德、識、才、學并舉的史學人格。中國古代史學的興旺發達，固然得益于儒家歷來推崇的“經史并重”的文化傳統，但顯然也與歷代優秀史官們自覺追求德、識、才、學并舉的理想人格分不開。史家十分注重自身的德性和學識修養，而秉筆直書、剛正不阿的崇高精神，正是史家以修身立德為己任、重視德、識、才、學之修養的結果。張載的“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秘書史官心境的真實寫照。他們不僅崇尚“史德”，而且才華橫溢、學富五車；他們用“直筆”折射出的史學人格和道德觀，成為中華優秀傳統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秘書學的又一優秀文化傳統。
3．對皇（王）權產生一定的制約力量。歷代史官直書實錄的優良傳統，不但保證了我國有著一以貫之的真實記載史事的大量歷史著作，而且這類歷史著作對權及頂峰的最高統治者和權重位高的大臣來說，多少總要使他們有所顧忌——擔心見不得人的事情被載于史冊，繼而遺臭于后世；反過來，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統治者都公開倡導秘書史官“直筆修書”。因此史官的“直書”，既是統治者“鑒往知來”的可靠保證和載體，也能對皇（王）權產生某種制約力量。
4．推進了史學文化、秘書文化的純潔和社會歷史的進步。直筆載于客觀公正的史冊，尊重歷史，還原歷史，呵護著歷史的進程。它強調以事實為依據，反對杜撰、歪曲和偽造，其思想基礎是唯物的。直筆也反過來顯襯、凸現當時那個年代曲筆的種種劣跡：無恥的文人、昏庸的皇帝、顛倒的事實、彌天的謊言、諂媚的奉承……。這對統治者、尤其是最高當權者，也有一種心理的震懾和歷史的威脅：即使禁書、焚書，也無濟于事；即使坑人、腰斬，也家喻戶曉。“書”網恢恢，疏而不漏；直筆耿耿，傳而不絕！因此，直筆所表現出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對促進秘書文化的純潔、社會歷史的進步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
今天，我們新形勢下的各級各類秘書工作，雖然是奉命而作、應事而作、代機關立言，但秘書仍要繼承和發揚不為名、不為利、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保持“淡泊名志、寵辱不驚”的心理常態。前人曾說：“無欲則剛”，又說：“人到無求品自高”，確實如此。如果一個秘書有權欲，則不免越位攬權；有利欲，則不免以權謀私；有名欲，則不免顯示炫耀；秘書如有多欲，則必困于名韁利鎖，或走權門，找靠山，拉關系，送財物，卑詞厚顏，低三下四；或被人利用，看人眼色，仰人鼻息，沒有自尊、自重和自愛，更談不上骨氣和氣節。秘書要剛正硬直，就要無貪欲、權欲、名欲、利欲。唯“無欲”，則可剛正不阿，才能做到“窮不移志，危不改節”。因此，一個理想的、優秀的、對時代和人民負責的秘書，應當既具有堅強的黨性、純正的品德、謙虛的態度、細致的作風，又具有思想開放、與時俱進、說實話、干實事的精神；既勤敏誠實、埋頭務實、富有創造性，又長于辭章、嫻于辭令，善于出謀劃策；既尊重領導、服務領導，又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個性。
注：
①《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二冊203—20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②《三國志·韋曜傳》
③④⑤《史通·直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