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文歷史分期及其演進規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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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本文試圖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考察中國公文的歷史發展過程，而對公文的歷史分期、演進的根本動力和一般規律提出了初步看法。
一、中國公文歷史發展的分期
目前研究公文（或以公務應用文為主導的應用文②，以下行文中只出現“公文”，省略“應用文”亦或只提其一）的歷史分期的著作，我以為，大致有三種分期方法：
一是按歷史朝代結合社會形態來分期：先秦時期公文；封建社會時期（從秦漢至清朝末葉）公文；中華民國時期公文（自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1949年被人民革命推翻為止）；新中國成立后時期公文。③
二是按歷史朝代并結合公文的自身發展規律來分期：應用文發展的成熟期（秦漢時期）；應用文發展的自覺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應用文發展的繁榮時期（隋唐宋時期）；應用文發展的穩定時期（元明清時期）：應用文發展的變革與現代化時期（含三階段：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后；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④
三是按社會形態、歷史朝代并結合應用文自身發展規律來分期：原始社會是應用文的孕育時期；從奴隸社會到秦統一中國以前的戰國時期是應用文的發端時期；秦漢時期是應用文的發展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應用文的成熟時期；隋、唐、宋時期是應用文發展的高峰時期；元、明、清時代是應用文發展的穩定時期；前夕至現代是應用文的重大變革時期。⑤
以上三種分期方法，這里只就其方法論談點看法。什么是“分期”?從邏輯上講，就是以時間為序，采取劃分或分類的方法，將說明對象分成若干時段加以說明的方法。中國公文歷史是一個屬概念（母項）．按照歷史發展的一般屬性或者本質屬性將其分解成若干種概念（子項），前者叫劃分，后者叫分類。分類是劃分的特殊形式，它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質特征。歷史分期采取劃分或分類的方法均可，但“分”的標準只有一個，而且前后是統一的，分出來的子項之和應相當于母項。上述三種分期方法采取了兩個以上的標準，同時前后又沒有堅持同一性，因而造成了“分”的邏輯混亂。
筆者認為，公文是政治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同社會發展是同步的。因此研究中國公文的歷史分期，離不開中國社會的歷史分類。
中國社會同世界各國一樣，有它共同的發展規律，既從無階級的原始社會進入到有階級的階級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公文，自夏商產生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長河中，公文作為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為各個階段的社會和社會階段的各個時期的統治者、管理者、領導者服務，其歷史發展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奴隸社會公文時期，約從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即從夏代開始，經商（殷）、西周、春秋，共經歷近1600年。中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初的甲骨公文及金文公文，最早的公文典籍《尚書》出現在這個時期。
（二）封建社會公文時期，從公元前475年至1840年鴉片戰爭，共經歷了2300多年。封建公文發端于戰國，到秦漢正式確立，以后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階段。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公文時期，從1840年至1949年，共經歷100多年。在此期間，一方面隨清王朝的繼續存在到瓦解，封建公文由穩定走向沒落，另一方面隨辛亥革命后政局的變化，資產階級公文從開始形成，發展直至衰落。在這個期間的后期，產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公文．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共產黨機關和革命根據地政權所形成的公文。
（四）社會主義社會公文時期。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今。在新民主主義公文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創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公文系統．應當說明的是，社會主義的公文系統僅限于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的公文本著“一國兩制”原則并行于世，不在內地公文系統之列。
按通常的歷史分期，我們可以把我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公文稱為古代公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公文稱為近代公文；社會主義時期的公文稱為現代公文。
有同志會問，按照中國的社會形態來劃分公文的歷史發展是否“政治味太濃”？不會，因為這是客觀事實。由于公文的行文主體是法定作者，它是為了滿足法定作者需要的工具，是從屬于法定作者及其社會管理活動要求的。在階級社會中，法定作者及其社會管理活動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而任何階級的利益又通過政治集中體現出來。因此，在階級社會里，公文不是一般的社會管理的工具，而是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管理工具。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思想觀點，制約著公文的內容，公文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要求并為政治服務。這就是說，公文作為社會管理的工具，具有政治的從屬性。無論是古代、近代或現代公文，這種政治上的從屬性是很明顯的。總的看，封建社會公文主要是反映最高封建統治者皇帝、封建官吏、地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資本主義社會公文則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治國方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文則反映了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它社會階層的利益，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
當然，我們講公文具有政治從屬性，并不是指每個文件都要講階級的政治的大道理，也不是對每個文件都要貼上政治性的標簽。社會管理活動是紛繁復雜的，除了政治性的管理活動外，還有非政治性的管理活動，如公共秩序的管理，日常事務的商洽和聯系，本單位需告知社會的諸如地址搬遷、變更電話等事項，都是非政治性活動。以公文作工具進行這些公務活動，不應勉強賦予這類公文以政治性。我們講公文具有政治從屬性，是從總體上或者基本方面來講的。
由此可見，按照中國的社會形態來劃分公文的歷史發展時期，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說得通的。當然，這不是唯一的方法，比如可以按照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古代、近代、現代）或以公文自身發展的規律來分期，也未嘗不可，但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和一貫性。
二、公文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
有學者認為：“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動力。歷史上，每個王朝、每個政權在建立之初，為了理順政權機構內部各組織間的關系，為了發展生產、穩定政權，實施有效管理控制，就必然對公文這一管理工具作些改革調整。”⑥即隨著政權的更替，統治者實施社會管理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動力。這種說法有相當道理，但如果從公文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長河看，將社會管理視為公文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性的動力是值得商榷的。
社會管理，包括決策、計劃、指揮、協調、控制等，都是屬于國家的意志、統治者的意志．這是屬于精神的東西，它確實是公文改革和發展的動力。歷史唯物主義是充分肯定“精神動力”的，但它不停留在這一點上，還要進一步弄清“動力的動力是什么”。恩格斯說得好：“不徹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于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⑦
那么隱藏在社會管理需要背后的動因是什么呢?就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的運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作用生產力，兩者構成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政治的上層建筑（即政治、法律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組織與機構）和思想的上層建筑（即宗教、藝術、哲學等觀點和學說），并要它為自己服務，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總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既是統一的，又是對立的，它們是對立的統一，在矛盾中發展。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物質生活的方式制約著整個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⑧社會管理是屬于政治上層建筑的范疇，社會管理的需要推動公文的變革，其根本原因在于為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發生變革所引起的。所以公文變革的“動力的動力”不是社會管理的需要，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發展的結果。只要我們堅持唯物史觀，就不難看出，中國綿延數千年的公文的變革和發展，從公文內容到形式、從公文的組織機構到制度、從公文文種到格式、從語體風格到時代文風，其根本動力都是植根于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社會形態的演變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們的觀念里。
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公文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和國家政權的更替而變革
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公文也相應地發生變革。從歷代公文的內容看，經歷了為剝削階級服務到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變革過程。社會主義運動和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根本區別在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⑨據此，可以認為，制發公文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少數人謀利益還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這是區別剝削階級掌權的國家公文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家公文的分水嶺和試金石。我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歷了4000多年，其間無論統治者發生多少次更替，公文的主要內容也呈現出千差萬別，但公文為少數剝削者謀利益的社會職能是沒有改變的。只有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并建立自己的文書工作之日起，公文內容才發生質的變化，轉到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軌道上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公文內容從局部質變量變的階段，發展到全面質變階段的飛躍。在利益主體已多元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文為載體制定各級黨和國家機關的方針政策時，對各方面的利益要統籌兼顧，但我們決策的著眼點必須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絕大多數的人謀利益，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立黨建國的根本宗旨提出的要求。
公文內容的變革推進了公文形式的革新。公文形式即公文體式，包括公文文種、公文格式和語言表達方式。從公文體式變革的歷史演變趨勢看，最突出的是從封建等級森嚴到打破以至根除封建等級制。先秦以前的公文體式體現等級、尊卑觀念尚不明顯。秦統一六國后，嚴格規定了封建皇帝頒下和大臣上呈的各種公文的名稱、使用范圍和格式，體現了至高無上的皇權思想和封建政治等級。秦以后的歷代封建王朝不僅保留了秦制，而且越來越等級化，君臣兩級的公文無論是文種、格式、稱謂、用語、載體都有嚴格的規定．而且還按封建等級劃分。各有自己的專用文種，不能混用，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文種繁多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革除了封建公文中那些體現皇權不可侵犯和等級森嚴的體式，制定了體現資產階級民主、平等思想的新體式。這種體式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以雇傭勞動者把勞動力自由出賣給資本家，以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使用雇傭勞動為其生產剩余價值為基礎的。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公文變革的成果遭到了北洋軍閥直至國民黨政府的踐踏，他們雖然沒有完全復辟封建公文，但公文體式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余毒。只有新中國建立后創立的社會主義公文才完成了革除封建等級制的任務，代之以社會平等、便利公務和服務民眾的原則。公文的文風經過不斷變革，是朝著簡明、實用、通俗的方向發展的。公文屬于應用文體，重在實用，言簡理周，為大眾所明了。這一要求是在曲折發展中逐步實現的。發端于夏商周，經春秋戰國，至秦漢奠其基的中國古代公文寫作，遵循“辭尚體要”的準則，以簡明、樸實為文風的主流。尤其是司馬遷《史記》問世后，其文辭精煉、條理清晰、說理周到、通俗易懂，這種具有文采的散文體式，對當時和后世的公文撰寫帶來了很大影響。漢武帝渲染其文治武功、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崇尚浮華、繁冗的文風。至東漢，這種文風更甚，并以一種以雙句（即儷句、偶句）為主，講對仗和韻律的駢體代替散文體。南北朝時期駢體盛行，以至影響到以后各朝代。駢體偏重追求形式美，崇尚夸飾和用典，不重視思想內容，促成了一種浮夸艷麗的地主階級文風。對這種不良文風，隋朝的兩代皇帝——文帝和煬帝曾以行政手段，提出糾正，對內容空泛不實之華艷文風予以治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得到根本糾正。至唐初年，因唐太宗祟尚麗辭，用駢體寫公文的梁齊遺風又盛行起來。一直到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等針對駢體文提出“文以明道”、“陳言務去”等主張，才使駢體的浮華之風有所收斂。到宋，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等對形式主義的駢文又掀起了革新運動，提出了“事信言文”、“辭約而理精”等主張，對公文文風的改革起了積極作用。北宋以后，公文體向散文體轉化，以至代替駢文成為公文的主體。盡管如此，繁冗的遺風仍未完全消除，加以明清時代在封建科舉考試制度下產生的“八股文”的流毒，使不少官府的公文只注重形式，死板老套，空話連篇。
在近代，太平天國時期開了反封建公文中那套浮文巧言的先河。太平天國的多數公文，使用白話文，開門見山，直書不曲，使人一目了然。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封建王朝統治，不僅廢除了封建文種和封建惡稱，而且確定使用白話、標點，文風朝簡明、實用、通俗的方面邁進了一步。“五四”運動時期，人們起來打倒老八股、老教條，推動了文風大大解放。國民黨政府時期接二連三地進行的公文和公文工作的改革中，雖對革除公文中的形式主義、虛夸不實、云云抄錄等提出過糾正，但因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沒落，文風日漸繁瑣、冗長、空泛、僵化，連語言也是半文半白的。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根據地時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經濟基礎和政權性質的改變，由于發動的對洋八股和黨八股的不斷批判，才有可能通過全面的公文改革。不斷消除舊公文中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響，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新文風，較好地實現了公文向簡明、實用、通俗化的轉變。當然，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社會主義公文將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
（二）公文在變革中繼承和發揚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
事物的變革不是否定一切。公文的變革也是這樣，它一方面要拋棄過時的、落后的東西，另一方面則要繼承和發揚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縱觀公文發展的歷史，無論是公文文種、公文格式、公文管理制度、公文理論等方面，都可找到今人繼承和發展前人成果的軌跡。在公文文種方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文法規所規定的現代法定通用文種共19種。其中除公告、會議紀要等2個文種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實踐中創建的以外，有決議、決定、意見、指示、通報、公報、請示、批復、規定、辦法等10個文種是從建國前中國共產黨機關和革命根據地政府那里移植過來的，有通知、通告、報告、議案、條例等5個文種是從中華民國政府那里演進過來的，有命（令）、函等2個文種來源于古代。若追本溯源，不少文種的歷史演變相當久遠，且存在著實同名異的現象。比如“報告”，可溯源于古代，產生于民國。在古代，陳請性的上行文種，相當于報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沿用古代公文呈。國民黨政府時期在雜文體中出現了“報告書”。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黨的機關和根據地的政權機關將報告作為上行文種使用，建國后沿用至今。但是，1956年前報告歷來是陳請性文種，兼具陳述與請示兩種功能。1956年后才將報告與請示分開，使報告不再具有請示問題的功能。這說明，繼承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要發揚它有生命力的東西。
在公文管理制度方面，古代以至近代的一文一事制度、主管官員署簽制度、公文用印制度、公文正副本制度、公文編號和登記制度、公文承辦和催辦制度、文書傳送制度、文書檔案保管制度和保密制度等。我們經過改革，至今仍沿襲下來。
在公文寫作的技巧和理論方面，有許多好的傳統仍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鑒。古代就知道“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說不注意修辭，內政外交就推行不下去。我國歷代不僅出了許多撰寫公文的高手，而且還不斷有人研究公文寫作理論，其中南朝梁劉勰寫的《文心雕龍》，是文章與公文理論研究最突出的代表。筆者統計，《文心雕龍》論述了20類，53種文體，其中屬公文體的有12類、41種。書中的許多論述至今對公文寫作仍有借鑒意義。例如，作者主張平時要多積累，做好寫作的準備；在草擬文稿前，要認真構思，設計好文章的整個主體；寫作中要注意篇、章、句、字的有機配合，相得益彰；用字和語言要注意通俗化，避免怪異難懂；要注意反復刪改，直到不能再刪為止，力求達到簡明恰當，通俗易懂。
劉勰以后，繼續有人研究公文寫作。如宋朝王安石著《尹師魯河南作序》中提出“章奏疏議”的寫作標準是“辭約而理精”；南宋陳驥在《文則》中提出“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清朝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應用文”這一文體概念，并將應用文分為上行、平行、下行及行文中的“七戒”，等等。這些對我們仍有啟發、借鑒和參考價值。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們對歷史上的舊公文傳統不應采取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態度。而要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創新。我們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時，也取其精華，這是建立和發展現代公文的重要源泉和規律。
（三）公文運行周期的有序律支配著公文的處理程式
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普遍形式。公文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中的客觀事物，具有相對獨立性，也具有運動屬性。任何公文都有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它在這個周期從始至終都處于運動狀態之中。其運動周期的長短取決于行文目的與公文內容的要求；運行的范圍，主要是在發文與收文之間進行。當一份公文的行文目的和內容要求實現或基本實現時，公文的運行周期也就結束了。如果下級要通過制發本級的文件來貫徹執行上級來文，則公文（發文）又開始了新一輪運行周期。我們通稱的“公文處理”，其運行過程同公文的客觀運動規律是一致的，它對公文運行起著組織和推進作用。在一份公文的完整生命周期中間，公文處理的運行過程，大致分為公文撰制、公文傳遞、公文辦理、公文實施、辦結公文處置等階段；每個階段又由若干有序的環節構成。從古代公文到現代公文的處理過程的環節有少與多之分、不完善與完善之別，但它們的共同屬性，即公文處理程式的有序規律是不會改變的。這一規律表現為公文處理的各個環節相互依賴、相互作用，以至形成有序高效的“公文流”。比如，現代公文處理在繼承過去好傳統的基礎上，根據現行公文法規的規定精神，它的發文過程依次包括以下程式：領導交辦一醞釀準備一擬稿一修改一審核一簽發一復核一繕印一用印一登記一分發；從收文的處理過程看，依次是：清點簽收一拆封一登記一審核一擬辦一批辦一承辦一注辦一立卷歸檔。一般說來，這些環節既不能省掉，又不能錯亂，否則就會給公文的運行帶來混亂。
（四）公文的發展直接受“國家權力運動”的制約
縱觀古今歷史，大量使用公文的首推國家機關。所以，公文的發展必然要受國家發展規律的制約。恩格斯說過：“經濟運動會替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⑩恩格斯這里講的“政治運動”就是“國家權力的運動”。公文的運動是包括在國家權力運動之內的。國家權力運動由經濟運動所決定，同時又反作用于經濟運動。公文經國家機關制定后，作為一種權力工具，也像國家機關所起的作用一樣，對經濟運動產生影響。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公文中，大致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過促進作用；另一部分則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過促退作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那些反共反人民、制造內戰、苛捐雜稅、抽丁拉夫、喪權辱國等為內容的公文，也是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在革命根據地政府和建國后人民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公文，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深得群眾擁護，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當然，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時期，也有個別公文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了不好的作用，但這不是主流，也不反映依附于人民政權的新公文的本質屬性。
注釋：
①《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頁。
②應用文分為公務應用文和私務應用文。目前研究應用文歷史分期的著作中，從其論述和舉例看，主要是研究公務應用文（即公文）的分期問題。因此，這里將公務應用文與公文的分期放在一起來探討。
③⑥四川省檔案局編《公文管理》，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4、24—25頁。
④劉俐、李銳青主編《應用寫作》，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⑤洪威雷、王穎主編《應用文寫作學新論》，武漢大學大學社2001年版，第28-31頁。
⑦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262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