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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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外資，并對外資進行適當的區域導向，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對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尤為重要。

1問題的提出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跨國間的資本流動規模持續大幅度增長，其中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國際資本的主體部分，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UNCTAD)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中統計，2013年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增加9%，達到255000億美元。與此同時，貿發會議預計2014年全球直接外資流動量將達到1.6萬億美元，2015年將達到17500億美元，2016年將達18500億美元。隨著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和進一步擴散，發達國家直接外資預期將進一步增長，盡管如此，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在今后幾年仍將保持高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在世界外資流入量最多的20個經濟體排名中占了幾乎一半。中國的流入量達到歷史新高，繼續保持全世界第二大接受國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的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的255000億美元中，流向發展中經濟體的直接外資達到了7780億美元的新高，占全球總流入量的54%，而亞洲發展中國家仍然是直接外資流入量最多的地區，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大陸與特別行政區的總量竟已超過美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得到了全球矚目，年均9.7%的GDP增速讓大量外資紛紛涌入國內，FDI作為主要的外資引進形式以1979年為起點，到1992年投資環境逐漸成熟，截至2013年底，數據顯示中國實際引進的FDI存量已達到20967.67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巨額的FDI中，平均80%都落在了東部沿海地區，2000年前，占比差距尤為突出，東西部地區占比差額最高可達81%。FDI在中國的地區分布表現出兩極分化現象，這種極不均衡的分布特征成為了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研究對象。可以初步推斷東部地區的利于運輸的地理位置，相對發達的地區經濟，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等有利條件成為了吸引早期絕大多數境外投資資本的原因。但近年來，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在2005年更是一舉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部沿海有些地區的經濟指標已經與一般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持平，由于早期投資中國沿海的外商企業很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在東部地區不斷竄高的成本促使下企業們逐步在遷址和轉型期間做出選擇，于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在政府大力開發政策下，基礎設施逐漸完善，加之政策的扶持與仍舊較低的工資水平，成功吸引了部分想從東部撤離的外資——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考慮把工廠從東部遷移到中西部省份，但出人意料的是，截至2013年底東部地區的占比仍有70%左右，且伴隨著超過10%的年增長率，顯然吸引著外資的不再僅僅是低廉的成本了。FDI在中國地區的性質和數額分布轉變成為國內外經濟學者研究的新的熱點。

2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依據

2.1國際投資理論演化國際投資理論的專門研究始于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Hymor)所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他在其博士論文《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率先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來研究跨國公司的海外經營行為，從而奠定了后人對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研究的基礎。隨后，大量針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發生原因與條件的理論相繼涌現。其中，較為突出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壟斷優勢理論和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以及日本經濟學者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等。這些著名理論主要研究方向為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總體來說古典國際投資理論主要研究討論并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發生的條件和原因，并沒有把投資的區位選擇的研究作為核心的系統性理論。

2.2新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區域經濟學興起于近二十年，屬于相對新興的學科，長期以來，主流古典經濟學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都忽略淡化了區位問題的研究。早在四十多年前，艾塞德的一句“一個沒有空間維度的空中樓閣”就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的巨大缺陷，缺少精密嚴謹的數學論證，大部分建立在推斷猜想和語言描述的解釋層面，沒有令人信服的數據來推斷證實。過去主流經濟學派對區域經濟學的忽視，首先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范圍和規模都還有限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研究的重要性并沒有很好地突顯出來；其次在大規模統計活動沒有數字化的大背景下，且缺少現代的數學工具，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難以系統地開展。但是，在近二十年中，全球跨國資本的活動范圍和規模都有了劃時代的增長，且身處在信息時代缺少數據工具的精準計算狀況也不復存在。空間區位經濟理論的研究和發展空前地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成為當今經濟學家新的研究熱點。最為典型和著名的理論來自克魯格曼(PaulKrugman)的“新經濟地理學”(NEG)，他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中合理穿插了“冰山”運輸成本理論并成功建立了結構豐富合理的一般均衡模型來衡量探究產業集群、城市集中化以及國際貿易的形成機制，從而將古典經濟學導向了空間維度擴展的進程，興起了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以及更多經濟學派的復興運動。新經濟地理學結合了古典學派的理論基礎加之新經濟環境的影響因素，配合數學模型驗證，與古典經濟學缺少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環境考慮的模型不同，不但提高了理論說服力，同時滿足了現代經濟學對嚴謹和實證性的要求。

3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具體狀況

如圖1所示，從九十年代初至今，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大部分聚集在中部沿海地區，其占比最高峰值出現在2003年的86.15%，從2004年起一路下降直至2013年的68.15%，與其相對應的是中部地區占比的上漲從2001年的10.51%至2013年25.22%，實現了1.5倍的增長。西部地區的占比雖一直處于低位，但也從2003年3.18%上漲到了2013年的6.63%，增幅超過一倍。從大體上看，雖然東部地區仍然占據著主要地位，但是近年來的占比在不斷地下降，與之相對的是中西部地區的逐步上升。2000年以來，中國開始對區域發展進行政策調整，旨在開發內陸中西部地區，縮小地區差異，穩定長期地發展。2000年，中央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當年的1月，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在國務院的組織下正式成立；而后在2004年，為了進一步平衡我國東、西、中部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格局，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方針。政府大力的優惠政策引導，基礎設施投入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也合理地解釋了21世紀初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區域選擇上的轉移原因，特別地在2004年數據有了明顯的地區轉移現象。東部地區FDI的性質也發生了轉變，中西部地區靠著逐步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低水平的要素成本成功實現了FDI數額的逐年遞增。與之相對的是沿海地區不少城市的經濟指標已然達到了一般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但令人意外的是東部地區的FDI水平并沒有發生大幅度跳水，占比雖在近年有所下滑，但仍然占據著絕對的眾勢，且東部FDI總額一直保持著超過10%的年增幅。顯然可以推斷東部地區的FDI性質不再是以勞動密集出口型為導向(VFDI)，市場和技術導向的FDI(HFDI)將逐步成為東部地區FDI的主體性質。以韓國對華外商直接投資為例，韓國對華投資主要地區為：山東、江蘇、遼寧、天津、廣東、上海、浙江、北京，不難發現排名靠前的全部都屬東部地區，故我們以韓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作為東部地區接受的FDI的代表，并依據《韓國對外貿易統計年鑒2013》，以韓資企業開辟市場為導向的FDI成為主導性質，廉價勞動力導向的平均占比僅為35%。依照近期韓國企業調查顯示，多數韓企表示雖然西部地區實施政策支持的企業稅收減免，并有各項優惠措施，如土地使用稅和產稅減免等，但消費市場產業環境等因素仍不成熟，因此就算有政府扶持比起發達的東部地區仍然沒有太高的投資吸引力，未來的投資規劃將持續專注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并在長遠規劃上，對使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投資比例會越來越低。

4我國FDI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模型

4.1影響我國FDI的區位決定因素新經濟地理學的建模技巧為跨國投資商提供了新的區位選擇框架理論和研究方向。基于上文描述的國內情況，本文借鑒Markusen&Venables的跨國公司投資模型對垂直和水平FDI的處理方式，并同時借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工具，兩者相結合試圖提出一個更加綜合的FDI區位理論模型，即公司特定因素和區位特定因素共同決定的FDI區位選擇模型。該模型對FDI區位影響因素的衡量表述將具有綜合性，將集聚效應和產業結構分布因素納入FDI區位的影響因素系統來進行整體考量，主要對東道國的工資成本、交易效率指數、聚集經濟效應、市場規模水平、勞動力質量和產業結構分布對垂直FDI及水平FDI的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

4.1.1工資成本從古典區位理論開始成本就成為投資商的一個重要選擇標的：城市土地之所以要進行最優規劃，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給廠商投資區位選擇提供方便，而其重點就是通過這種優化來降低投資商的成本支出。理所當然，工資成本作為廠商運營成本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成為了東道國選擇區域時的重要決定因素。很明顯，垂直FDI的產生就是源于東道國與被投資國之間的巨大人力成本差異，其必須大到足以彌補中間品運往投資國與其他對產品最終消費的市場的交易成本。在現實的跨國投資活動中，發達國家的投資商選擇發展中國家為投資地區多是基于勞動力低成本的考慮，尤其是進入拉美、亞太地區的早期跨國資本更是如此意圖。從行業基本面來看，那些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尤為看中。因此，勞動力成本在地區間的產業轉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可以調節外資企業在東道國地區間的流動。

4.1.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越大意味著市場的容量和需求越大。對于市場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其最終目的就是把產品銷售給消費者。有些商品，例如即食類的食品、飲料或精密的儀器其不便于運輸性讓公司不得不在靠近市場的地方建造廠房便于盡快流入市場銷售，這時，市場規模越大對企業的吸引力也就越大。通常情況下用當地的GDP值來衡量其市場規模水平，其值越大，市場規模越大。

4.1.3勞動力質量上文提到，勞動密集型企業尤為偏愛低工資成本的地區，但往往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換來的也是較低素質的勞動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成為了實際勞動力成本的隱形上升因素。反之，勞動力水平高，對于東道國投資者來說，在付出同等薪水的同時會得到更多的回報，某種意義上也壓縮了生產成本，不但如此，較高的勞動力水平更是開展高層次創新生產的根本要素，沒有良好的高素質勞動力基礎“，高精尖”的生產活動將難以維系。

4.1.4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商在東道國除了商業生產以外，進行交易、運輸、辦理各種手續方面的效率水平，也是用來衡量交易成本的指標。其影響因素綜合包含了政策制度、交通通訊水平和教育層次等。

4.1.5聚集效應同類產業在地區的聚集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外部經濟，對于新進入的企業已有現成的較為成熟的生產模式和生產環境，可以在生產上有上游、下游、和水平聯系的供應商、生產商和銷售商之間的緊密合作，減少開拓市場的諸多成本和時間。對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進行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者不得不面臨諸多經營風險，例如市場及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文化與距離引起的信息不對稱，顯然規模經濟即聚集效應可以給予他們外部經濟與技術外溢，從而減少外商在華投資的競爭劣勢。因此，早期進入中國的跨國資本多為偏好于可以獲得外部經濟的產業集群區域。但是聚集效應在降低生產風險提高產業協作的同時，也會使競爭變得愈發激烈，壟斷效應也隨之消失，對于市場導向的投資資本來說反而可能并非完全的利好因素。地區產業的競爭狀況越小，替代彈性越小就直接意味著企業將擁有較強的壟斷優勢，但此時東道國的市場進入壁壘較高，企業同時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投資挖掘市場，建立開辟早期的產業生產環境，并可能需要較長的周期才能收回投資成本進入盈利，但一旦成功打開市場將獲得超額的壟斷利潤。

4.1.6產業結構特征有的地區以生產高利潤的精致商品模式為主流，而有的地區以低利潤走量的普通商品為主要商品模式，即傳統的中國商品銷售模式——薄利多銷。一、二、三產業的分布占比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的商品利潤率不同。

4.2解釋變量的選擇上文已設定可能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6個因素，結合了對上述因素的代表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定以下六個解釋變量。

4.2.1工資成本各個省市地區的平均工資，最直觀地體現了各個區位的工資成本水平。

4.2.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地區的總體消費購買能力，這不能簡單地取決于工資水平還有人口因素、消費觀念等。但歸根溯源很大程度上，一個地區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起到決定性作用，故選取各個省市地區的GDP總量作為衡量市場規模的解釋變量。

4.2.3勞動力質量社會勞動生產率，簡單通過下式得到。這樣得到的是地區平均每個人每年的經濟產出，直觀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勞動力水平。

4.2.4交易效率由于這個因素綜合了政府政策的便利完善程度、交通通訊能力和當地勞動素質等多重因素。我們難以用現成的簡單可獲得數據直接替代。本文參考取用國內學者馬慶在其博士論文《中國交易效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2014)一文中對交易效率指數的研究成果來作為衡量區域交易效率的解釋變量。

4.2.5聚集經濟我們很難精確地用一個變量反映一個行業在華某個地區的聚集程度，本文初步采用各省市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來衡量。因為城市化水平能反映出企業在當地的運行條件和配套基礎設施。城市化率用各地區的城鎮人口比重來代表。

4.2.6產業結構特征是選擇高利潤率的優質商業結構還是低利潤率以量來取勝的傳統“薄利多銷”模式？如此，利潤率的高低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了當地的產業盈利能力狀況，所以，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用工業企業成本利潤率來代表。我們將上述解釋變量及其含義進行梳理后得到表1。

4.3計量模型的建立由于在經濟問題中常用的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模型要求樣本數據具有相同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與研究樣本實際情況有所出入，所以選取能分析這些異質性的面板數據(PanelData)模型作為本文的分析工具，PanelData模型為多維時間序列數據由對數個橫截面單元作連續觀測組合而成的統計模型。其優秀的變量間關系檢查及其動態特征捕捉能力來源于參數估計的有效性。關于模型種類，PanelData模型分為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Model)，固定效應模型主要適用于所推斷的對象與橫截面相關的問題；隨機效應模型適用于推斷的對象是整體的問題。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東、中、西三個地區的FDI區位選擇因素分別對區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顯然是與橫截面相關的分析，故應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結合上文分析，對于跨國投資商對中國地區的選擇而言，影響因素包括工資成本、市場規模、交易效率勞動生產率、聚集經濟和產業結構特征這六個變量。

5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實證分析

5.1樣本數據來源及變量描述性統計

5.2計量結果與檢驗本文所用的原始數據中交易效率的數據直接取自馬慶(2014)的論文中，其余變量數據皆取自《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4)和各地區2000～2014年鑒數據。表2、表3、表4為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各主要變量數據的統計性描述結果。表5的結果顯示，東、西、中三個地區的回歸方程，調整后的可決系數R2均大于0.9，說明擬合度良好；查F檢驗表可得F0.05(7,97)=2.1，F0.05(7,123)=2.08，顯然三個地區的回歸方程的F值都遠高于檢驗值，所以該回歸方程總體顯著，通過F檢驗。

5.2.1東部地區的檢驗結果及因素分析(1)東部地區FDI選擇與工資成本從工資成本來看，在2000～2013年間東部地區的FDI選擇決策受工資成本的影響極小，其相關系數僅為-0.71496，t值更是只有0.08，完全不顯著。這與前文的推論相符，21世紀以來，外商對東部地區的垂直投資已轉向內陸地區，已主要以水平投資為主要導向和趨勢，即不再對低廉的勞動水平敏感。但從相關系數仍然為負數可見，現階段仍有部分垂直投資產業留在東部地區尚未進行撤離或轉移。(2)東部地區FDI選擇與市場規模依照表5的數據顯示，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部市場規模的彈性系數為0.41149，t值為1.031，雖然彈性系數為正，但數額小且不顯著。這與前文我們對水平FDI對市場規模的敏感程度猜測有所差距，思考過后，究其原因我們認為其原因是中國東部地區的市場規模和消費需求對于投資者來說大多已經十分充裕，縱觀近年中國游客出外旅游的消費數額可以推斷，只要產品有優勢和消費點，東部地區的市場需求規模已完全達標，所以比起其他的因素，決定性較低。(3)東部地區FDI選擇與交易效率東部地區的FDI選擇與當地的交易效率密切相關，彈性系數達到2.6185，t值達到5.772為所有因素之最。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不難猜測，交易效率系數由政府政策便利完善程度，當地勞動力素質和交通通訊能力等因素共同決定，皆是水平FDI，即高端產業投資在當地發展不可或缺的高層次要素。例如一個高精創新產業想要在一個地區發展，如果募集不到符合要求的人才，政策手續處處受阻顯然是給原本就高的產業壁壘更加上一層磚。而在東部地區中間，交易效率方面顯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如超一線城市上海和北京與同為東部地區的河北、遼寧省，所以交易效率成為東部地區FDI選擇的重要依據。(4)東部地區FDI選擇與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是決定FDI在東部地區選擇的第二重要因素，彈性系數為1.3368，t值為3.4997。勞動生產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地區勞動人員素質的體現，顯然服務于高層次水平FDI產業的人員需要的是高素質的精英人才。(5)東部地區FDI選擇與聚集效應聚集效應對東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系數為-1.29579，t值為-1.994，一個地區的聚集效應越大，東部地區的跨國外商越不喜歡。這支持了前文我們對東部地區的FDI已大部分轉化為水平FDI且其目的是占有市場，在遠期獲得超額壟斷利潤。(6)東部地區FDI選擇與產業結構特征產業結構的系數為0.116678，t值為1.215，對外商在東部地區投資起到正向作用，雖然并不顯著，但可見東部地區的FDI偏愛利潤率高的地區，從側面體系的FDI性質的為高利潤率的精品產業。另外，2000～2013年間，是東部地區水平FDI企業的起步期，有部分企業通過前期努力已進入超額利潤的狀態，但是很多企業仍然在前期的投資鋪墊期，所以轉型期的利潤率還并沒有拉開差距，這可能就是系數還不顯著的原因。

5.2.2中部地區的檢驗結果及因素分析(1)中部地區FDI選擇與工資成本工資成本在中部地區系數為-0.520798，t值為-0.9776，對FDI的選擇起反向作用，這與前文對中部地區多為垂直FDI且偏愛低工資水平的猜測相符，但較小的t值我們認為原因在于中部地區整體工資水平夠低且差距很小，所以相對其他有差距的因素來講顯著性就有所下降。(2)中部地區FDI選擇與市場規模對于主體FDI為垂直FDI的中部地區而言，較大的市場規模不但不能給外向型生產帶來任何顯著便捷，反而大幅度提升了運輸成本和當地獲得原材料的成本。這就解釋了市場規模因素系數為-2.9118，顯著性達-2.16385的原因了。(3)中部地區FDI選擇與交易效率以垂直FDI為主體的中部地區顯然也對交易效率并不敏感，彈性系數僅為0.10499，t值也并不顯著，高素質的人才，便捷的溝通，寬松的政策并不是它的主要決定因素。(4)中部地區FDI選擇與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力對中部FDI的影響系數達2.8326，t值為2.001，產生顯著影響，垂直FDI導向的中部地區并不需要高素質的人才，但卻需要可以高效率重復工作的流水線工人，如果缺少了高生產率的流水線工人，基本的生產將難以維系。(5)中部地區FDI選擇與聚集效應同類產業在地區的聚集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外部經濟，對于新進入的企業已有現成的較為成熟的生產模式和生產環境，可以在生產上有上游、下游和水平聯系的供應商、生產商以及銷售商之間的緊密合作，減少開拓市場的諸多成本和時間。垂直FDI的目標從來就是不壟斷市場，聚集效應的外部效應和技術外溢明顯是其最佳選擇。這就是為什么聚集效應成為中部地區FDI最具決定性的選擇因素(彈性系數4.25276，t值6.15919)。(6)中部地區FDI選擇與產業結構特征垂直FDI的銷售模式多為薄利多銷，利潤率卻并不那么的重要，所以產業結構特征在中部地區完全不顯著。

5.2.3西部地區的檢驗結果及因素分析(1)西部地區FDI選擇與工資成本工資成本在西部地區的影響與中部地區的極其相似，為負數但并不顯著，我們推斷西部地區的工資水平已經足夠的低反而不成為西部各地區間的主要選擇因素。(2)西部地區FDI選擇與市場規模不同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市場規模因素雖仍不顯著卻有高達2.356的系數，其原因應該是，與西部地區低廉的工資成本同步的是其極小的市場規模，有的地區市場規模小到根本沒有基本的設施來服務生產，所以對于普遍落后的西部地區，在低廉工資成為普遍時，有足夠的GDP來支持基礎設施才是發展生產的要素。(3)西部地區FDI選擇與交易效率高層次的人才儲備、有效率的信息交流、寬松完善的政策法案，這些完全旨在服務高層次生產的要素完全與投資于西部地區的FDI背道而馳，需求完全不吻合，所以導致交易效率的系數為-2.31522，顯著性達到-3.3029。(4)西部地區FDI選擇與勞動生產率不同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并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在西部投資的企業規模有限，故并沒有太看重員工的單位生產率。(5)西部地區FDI選擇與聚集效應對于聚集效應，中西部地區的情況又一次同步，西部地區的FDI同樣樂于享受聚集效應帶來的外部效應和技術外溢，明顯旨在獲得低廉勞動力生產普通商品的企業不可能承受獨資開辟市場支持市場的成本與風險。(6)西部地區FDI選擇與產業結構特征類似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對產業結構特征的反應也十分地不敏感，利潤率對垂直FDI的企業來說并不重要。

6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理論結論本文模型是在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參照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沿用Dixit&Stiglitz的分析框架，以垂直FDI和水平FDI的性質為參考所建立的區位選擇模型。在FDI區位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中，將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交易成本、集聚經濟、勞動生產率、生產成本和產業結構六因素納入基本模型，在原有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基礎上更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外商投資選擇現狀。

6.2數據結果(1)推翻工資和GDP起決定作用的傳統理念，交易效率、勞動生產率和聚集經濟效應成為主要的外商投資在華各地區的投資決定因素。(2)在近二十年中，東部地區聚集了大部分的外資資金，然而東部地區的資金性質近些年已轉為水平FDI為主要導向，原來的垂直FDI資源已經轉向中西部和鄰國欠發達地區，但仍有不能忽視的占比。其中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已基本滿足垂直FDI的生產要求，而西部地區仍有落后區域，基礎設施仍急需進一步發展，才能符合跨國資本生產環境的要求。(3)具體來說，各地區主要影響因素如下：東部地區FDI主要選擇決定因素為交易效率(正)、勞動生產率(正)和聚集效應(負)；中部地區主要因素為市場規模(負)、勞動生產率(正)和聚集效應(正)；西部地區主要因素有聚集效應(正)、交易效率(負)和市場規模(正)。

6.3政策建議(1)對于東部地區應主要以扶持新進的水平FDI為主，短期內政府應著力研究水平外資在國內會發生的問題并實時跟進企業在我國遇到的困難，盡量完善新領域的法律條款，合理保護國內外企業健康順利發展；長期內應繼續擴大教育投入和教育政策改革，培養能為祖國帶來高額創新利潤的技術尖端人才，來支持國內外資本在本國的發展。(2)對于中部地區，處于東部地區的前階段，理應借鑒東部地區的發展經驗，科學合理地進行布局推進，在保證生產的同時不能忽略環保問題，為可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基礎。(3)對于最為落后的西部地區，先完善基礎建設才是開展大規模生產的前提，從而帶動地區經濟的循環發展。總體來說，我國目前外資結構從以垂直FDI為主向以水平FDI導向轉型。而水平FDI發起的外資企業壟斷實施，不僅僅是在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刻，而是一個持續開展的過程。我國目前的外資管理體制側重于建立前的審批監管，但對于建立后的持續性經營監管還有所欠缺，不能完全地在外資對華投資行為中完全做到趨利避害。但從最新的上海自貿區外資規定中可以發現，新制定的規定去掉了不必要的入市手續，加強了后續的業務與資金的監管，可見中國對于外資投資的監管正在健康有序地發展。

作者：郝潔 章哲文 單位：上海政法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