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資辦學經費分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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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的歷史演繹

國際上，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經歷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一）18世紀以前，教育主要由私人投資辦學，經費主要由受教育者承擔，政府管理上放任自流。18世紀以前，雖然也存在政府投資辦學和主要承擔教育經費的現象，如古希臘時期，斯巴達為7歲至18歲的男子設立兵營式的教練所，為18歲以上的男子設立青年“士官團”（即“埃弗比”），借軍事編制行尚武教育。但主流卻是私人辦學，受教育者自費承擔教育經費，就學任選，政府不求整齊劃一。如古雅典由私人設置了包括體操學校、音樂學校、文法學校、修辭學校、哲學家學校等多種類型的學校；早期東方的中國、日本等國則主要實行私塾教育；早期歐洲的教會和其它宗教團體舉辦的學校教育也很有名。

（二）19世紀開始，政府開始對公民教育負責，實現了教育由私人投資辦學體制到國家控制下的多元化辦學體制的轉變，國家在教育中的地位凸顯。早在1763年，德國（普魯士）就率先開始實施義務教育政策。十九世紀開始，政府應該對公民教育負責的觀點在歐美被廣泛接受，美國（馬薩諸塞州）于19世紀50年代、英國日本于19世紀70年代也分別開始實行義務教育。19世紀的德國更進一步將初等學校、中學和大學教育逐漸改由國家管理，并于1872年的德意志帝國的教育規章中，明確將6至14歲的八年初等教育定為強迫義務教育階段。二次大戰后，許多發達國家大力推行福利國家政策，各級政府不僅實施年限更長的免費義務教育，而且實施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政策，為數量龐大的大學生提供幾乎免費的教育，從而使教育成了許多國家財政開支最大的部門。

（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方面各國發展多元辦學體制，下放辦學自主權，積極發展私立學校和實行學校私營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教育經費撥款減少，學校教育經費多渠道籌措。美國一方面大力推進特許學校政策，重新改造現行公立中小學體制，實行自主管理，吸引財團或企業合作辦學，另一方面試行教育券制度，支持中小學生在公私立學校之間選擇就學。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援助計劃”和學校自我管理的政策，則在財政和管理權方面給私立學校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空間。

二、國際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的三種模式

教育投資辦學公私立并舉，教育經費由財政、社會、個人分擔既是世界各國的現狀，也順應時展的潮流。但各國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由于歷史條件、人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口因素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大體可以歸并為三種模式：

（一）高福利模式，重政府集權、輕市場競爭，國家在教育經費上投入較多。典型國家包括德國、法國、瑞典、蘇聯及中國。以德國高等教育為例，在德國聯邦制架構中，大學主要由州財政資助。聯邦和州兩個層次的高等教育撥款都依法行事，并受5年期的規劃指導。1969年之后，聯邦政府通過頒布《高等院校基本建設促進法》和《高等教育總法》等教育政策方面重要法律，確定了政府與大學的關系，成立了高等院校建設規劃委員會，強調對特別項目進行支持，一般負責大學建設的一半資金（用于基本建設和配備大型設備），另一半則由州政府負擔。聯邦政府還通過諸多的科研資助方案對大學給予科研撥款。此外，聯邦政府還向德國研究協會、馬普協會、弗勞恩霍夫協會等機構提供科研資金，而這些資金的相當一部分撥付給了大學。與此同時，聯邦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還通過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洪堡基金會等機構向高等學校提供資助。

（二）第二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國、日本，政府主要負責提供義務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市場化程度是比較高的，且無論公立或是私立學校都能獲得國家的資助，并且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美國為例，美國奉行的“公私立并舉”的國家教育方針，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形成投資辦學主體多元化的特點。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是以國會立法的形式確定的，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教育大眾化以及民主化并使一些重要學科的教育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私立大學經費來源主要是接受捐贈和收取學費，還可以通過科學研究、經營及其它服務獲取一定收入。美國鼓勵大企業家興辦教育，美國稅法規定捐給教育或其它公益事業的錢可以抵稅。

（三）第三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韓國等，這些國家和地區特別重視教育對科技和經濟的促進作用，一方面政府對教育的投入較高，另一方面特別重視私人力量和資金對教育的投入。以韓國為例，2001年韓國對教育的總投入占到GDP的8.2％，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位。其中，政府公共資金對教育的投入為4.8％，私人教育投入則占GDP的3.4％。韓國教育市場化程度很高，國家主要投資于義務教育階段，市場化則只是解決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需求多樣性的補充形式；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教育部分，韓國市場化程度較高，私立中等教育約占一半；高等教育（初級學院和高級學院）部分，政府主要負責舉辦一些精英大學，75％--80％高校屬于私立韓國教育的市場化參與程度是很高的，大部分的學生都就讀于私立大學，而且從趨勢上來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參與程度也是逐年加強的。

三、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的國際趨勢分析

縱觀國際上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機制的歷史演繹，橫向比較三種不同的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模式，可以得出結論，較高市場化的教育投資辦學和經費分擔模式是大勢所趨：

（一）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積極支持私立學校（尤其是中高等學校），鼓勵公私立學校平等競爭。除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能夠獲得必要的國家投資保證外，各國廣泛吸引和利用各類社會資源投資辦學，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資辦學體制。公私立并舉的多元化投資辦學體制減小了各級政府的財政壓力，也有利于形成滿足人們不同需求、充滿生機活力的中高等教育體系。

（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逐漸減少對公共經費的依賴，增加非政府的資金來源，經費來源多樣化。各國教育經費的來源，隨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不同而異，但從整體上看，各國教育經費的來源主要包括幾個方面：①國家<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②社會各部門和社會團體、組織以及私人等的資助或直接投資辦教育；③受教育者交納的學費；④通過其它形式籌集的教育資金；⑤教學與教學活動有關的銷售和服務收入；⑥學校附屬企業及其它經營活動收入，等等。

從不同教育層次看，發達國家義務教育階段的經費，基本上由各級政府，特別是州（省）和地方政府提供；而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后階段，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經費，大多經多種渠道籌集。從教育經費結構變動趨勢看，學費比例、捐贈收入比例逐年增長，政府撥款比例逐年下降；銷售和服務收入呈不規則變化，但變動幅度不大。從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對比看，私立學校的學費比例、捐贈收入比例明顯高于公立學校，而政府撥款比例明顯低于公立學校。

以大學為例，由于政府（納稅人）的投入越來越少，高等教育正逐漸減少對公共經費的依賴，增加非政府的資金來源，如來自家長、學生、捐助人、校辦企業。伯頓·克拉克將這些經費來源稱之為“第三條渠道”——相對于政府基于公式計算的和基于績效的撥款（第

一、第二渠道）來說，并寫道：“世界范圍的趨勢表明，大學的收入從幾乎完全依靠第一個渠道轉變到更多地依靠一系列來源，特別是……第三個渠道。”

（三）各國紛紛開展教育投資多元化和經費分擔機制和手段的創新。第一，等級學費。根據學生家長收入狀況，將他們分成若干等級，收入越低，繳納學費越少，收入越高，繳納學費越多。第二，學費稅收優惠。采用此種辦法，學生家長可以獲得稅收減額，在公立或私立學校上學均包括在內。第三，教育券制度。教育當局發給適當年齡的學生各種有名義貨幣價值的憑證，家長用憑證支付全部或部分學費，教育當局或其它有關機構根據憑證向學校兌現收入。第四，改進或實施學生貸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