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資所得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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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有效性分析

我們利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國民總產出等時間序列數據，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其中Y為國民總產出，K、H分別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量，A為效率因子，分別表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估算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我們將變換后得到，并對模型中變量進行如下處理：

(1)利用國民生產總值GDP代替Y；

(2)利用固定資產存量(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投資)代替K(物質資本投資)。根據相關文獻研究，我們設定1980年前所有固定資產的平均折舊率為3.5%，1980年后所有固定資產平均折舊率為5%，并采用直線折舊。

(3)用人力資本存量(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H(人力資本投資)。

由表2可以看出，在回歸分析中，R2＝0.996，表明K、H對Y的解釋能力很強，且回歸方程通過F和t檢驗，表明國內生產總值Y與固定資產存量K和人力資本存量H有顯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關系。據此，我們得到我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從上述生產函數可以看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1%，將推動經濟增長0.651%，人力資本存量提高1%，將推動經濟增長0.358%。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截止到2001年底，我國固定資產存量總額達到205377億元，在5%的折舊水平下，要維持固定資產存量增加1%，我國需增加固定資產投資12322億元，而據世界銀行估算，如果我國普及6年制初等教育和基本的公共保健及衛生服務體系，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只需要每年增加20億元的教育經費。按此推算，如果我國增加200億元初等教育投資后，200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8.43年，人力資本存量將增加5.78%，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2.1%。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教育投資）比物質資本投資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國外有關實證研究也表明，教育投資確實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如Barro(1990)對98各個國家的1960年～1985年GDP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教育投資是人均GDP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事實上，我國人力資本投資力度一直小于物質資本投資力度，據武志鴻(1999)統計，1998年我國物質資本投資比1980年增加3019.6%，而同期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280.7%。盧卡斯人力資本積累模型指出，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社會中，較高的物質資本積累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應。因此，我國必須調整投資結構，在注重對物質資本投資的同時，要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力度。

目前，我國教育投資主要來源與國家財政性支出、企業和個人投入等，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推行以及個人教育需求的穩步增長，居民教育投資總額在不斷增長，成為我國教育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隨著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的逐步完善，可以預見，個人所得稅也將成為我國主要稅種之一。而教育投資作為一項投資，其規模大小取決于投資收益率。個人所得稅作為對個人收益的主要調節杠桿，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教育投資規模。有鑒于此，本文將從個人所得稅的角度來探討如何促進我國居民教育投資。

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方向探討

1、調整稅率，發揮調控功能

我國高收入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允許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斜性政策扶持的結果。這些傾斜性分配政策和新舊體制轉換中的漏洞造成的“暴富”階層和由于媒體炒作而形成的各種財富驚人的“星族”，構成我國高收入階層的主體。這類高收入階層所得既不是按勞分配所得，也不是資本、經營所得，對此課以重稅不會影響人們勞動、投資的積極性。因此，為體現社會公平，營造尊重人才、尊重勞動的良好社會環境，我國應將高收入階層作為個人所得稅的調節重點，提高該階層的邊際稅率。現階段的個人所得稅政策應朝“照顧低層、扶持中層、調節高層”方向發展。

(1)照顧低層。199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扣除額為800元，此后生活費用不斷上漲，2002年物價水平比1994年上漲60%。因此，這一基本扣除額應作適當調整。我們認為將個人所得稅基本扣除額定為1500元是比較合理的。

(2)扶持中層。高學歷人才投資期限長、成本較高，據中國教育和科研網統計，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19年間上海一般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平均高達10.5萬元。根據保守估算，一般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總共需要投資5萬元，而從目前的就業形勢來看，大學畢業生（包括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平均工資在1500—6000元之間，目前，我國居民高等教育投資劇增，它是我國多年來高等教育需求無法滿足的一種爆發，一旦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畢業生的未來收益將會下降，最終將導致高等教育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居民的投資熱情將會劇減。針對我國教育投資的特點，個人所得稅政策應對該階層的人群進行扶持，提高個人教育投資收益率，進而提高社會對教育投資的熱情。

(3)調節高層。月收入超過10000元的高收入階層將是我國所得稅調節的重點，我們應適當提高該檔邊際稅率。事實上，西方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達到80%—90%，即使后來普遍調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其最高邊際稅率仍高于50%，而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而最高邊際稅率只有45%，我國高收入階層居民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應適當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各檔邊際稅率進行了調整，雖然，我們提高基本扣除額，降低一般勞動階層的邊際稅率，造成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的減少，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加強高收入階層的征管和監控來增加個人所得稅。同時，我們對社會未來消費主體進行扶持，從長遠角度來看，我們正在培育穩定的稅源，因為他們已經或者將是我國社會消費和投資主體。

2、完善抵扣政策，提高教育投資收益率

驅動個人進行教育投資的主要因素在于投資后的未來收益率，而我國目前所實行的超額累進個人所得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教育投資：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教育投資成本越高，且未來收入也越高，由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增長更快，導致未來收益率有可能降低。因此，在促進個人增加教育投資時，個人所得稅政策可在兩個方面有所作為：降低教育投資成本和提高教育投資收益。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其投資成本是不同的。稅收政策應對不同文化程度的納稅人制定不同的教育資本投資費用扣除標準，允許其在稅前扣除。

我們可以按照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方法來確定受教育者投資成本的稅前扣除額。首先計算出不同學歷的平均教育投資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學雜費支出）、教育機會成本（因接受教育而放棄的工作收入）。其計算公式為：。其中為第i年學雜費支出，為第i年因接受教育而放棄的工作收入。考慮到區域經濟水平發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區課根據本地的工資水平計算出不同學歷勞動者的平均工薪，據此計算出本地區不同學歷受教育者的平均投資成本，然后將教育投資成本在規定的年限內（比如20年）平均分攤，允許其在繳納個人所得稅前抵扣。

舒爾茨在研究美國1926年～1956年經濟增長時發現，單純從自然資源、實物資本和勞動力的角度，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全部原因。他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并系統的闡述人力資本的投資成本及教育經濟效益的核算，著重強調教育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人力資本理論另一主要推動者貝克爾，則認為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途徑。他們二人均因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開拓性研究分別獲得1979年和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人力資本理論提出，揭示教育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地位，它的興起和發展揭示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各國政府在提高國民素質，加大教育投資提供理論基礎和決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