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投資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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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府公共投資概念與范圍的界定；我國政府公共投資的經濟與社會福利效應；政府公共投資的國際比較；結論與啟示，對政府公共投資作用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政府投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新背景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政府公共投資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公共投資既包括政府的公共投資，也包括社會組織的公共投資，即政府和社會組織均可作為公共投資的主體、政府公共投資具備經濟增長效應，是指公共投資作為國民經濟最終需求組成之一的直接產出效應、美國公共投資主要包括四類：教育投資；道路及高速公路投資；污水處理設施投資；公共事業投資、從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政府公共投資的實踐看，教育領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比重呈現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趨勢，政府越來越重視通過公共投資發揮社會效應，以應對貧困、人力資本投資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等。具體材料詳見：

摘要：本文從政府公共投資的概念和范圍入手，探討我國政府公共投資的經濟與社會效應，然后對此進行國際比較，并對我國政府公共投資決策進行新的審視，提出要借鑒國外政府公共投資的經驗和做法，積極引入私人資本，加大對基礎設施、教育業和公共事業的投資，實現公共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努力提高公共投資效率。

關鍵詞：政府公共投資；經濟與福利效應；國際比較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公共投資在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推動經濟增長、調節經濟周期、調整經濟結構和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經濟快速發展、政府投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新背景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政府公共投資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

一、政府公共投資概念與范圍的界定

公共投資既包括政府的公共投資，也包括社會組織的公共投資，即政府和社會組織均可作為公共投資的主體。公共投資按資金來源分為政府公共投資和社會公共投資。在我國的經濟實踐中，由于社會組織相對政府來講發展較慢，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弱于政府，所以絕大部分公共投資均由政府完成。一般地說，公共投資主要投向一些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的純公共產品上。就純公共產品的建設而言，為避免“搭便車”問題的發生，必須向全體受益者進行課稅。但由于人們對公共產品的范圍及政府行為的不同理解，對公共投資的內涵與外延的界定存在不同觀點。

TrishKelly(1997)認為，公共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的支出，包括公路、橋梁、給排水、電信、港口、航空港及相關的服務設施。DouglasHo-ltz—Eakin(1994)認為，公共投資按照其最終用途應分四類：教育投資；道路及高速公路投資；污水處理設施投資；公用事業投資。EtsuroShioji(2001)認為，公共投資主要投向有：教育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涉及公共房屋、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水的供給、城市公園、道路、港口、機場、工業用水等方面。AlfredoM.Pereira(2001)將公共投資分成五部分：高速公路、街道等基礎設施；電力和煤氣設備、運輸系統、機場等基礎設施；污水處理和水供給系統等基礎設施；教育、醫院建筑物及警察局和消防站、法院等其它建筑物。

我國學者對該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林家彬(1996)根據日本1967年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認為，公共投資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公社、公團、公庫等政府團體及經營水道、交通、發電、醫院等事業的地方公營企業的投資總和。公共投資可分為行政投資和政府企業投資，其中行政投資根據投資的目的可進一步分為生活基礎設施投資、產業基礎設施投資、農林水產投資、國土保全投資、其他投資幾個領域。秦輝(1999)認為，公共投資是政府根據公共事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投資活動，資金主體來源于政府財政性收入，投資行為體現政府的意圖。劉國亮(2002)認為，公共投資一般被界定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形成的固定資本，由于政府不能在微觀層次上直接介入市場競爭領域，這些政府投資往往被限定在公共服務領域，因此這些資本被稱為公共投資。

本文研究的是資金來源于政府部門的公共投資，政府公共投資一般是指政府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對具有經濟外部性和社會效益的領域進行投資。如，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基礎教育等，其最終結果是形成公益性資產，其投資主體是政府，但受益對象是整個社會公眾。

二、我國政府公共投資的經濟與社會福利效應

政府公共投資具備經濟增長效應，是指公共投資作為國民經濟最終需求組成之一的直接產出效應。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一般分兩個層面：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上，公共投資能減少生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增加企業利潤。在宏觀層面上，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理論分析表明，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刺激效應，我國1998年以來實施的以增加政府公共投資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力證明了這一點。“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間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9.4％、16.5％和32.3％。這一時期較高的投資增長率，對同期保持平均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進入“九五”時期以后，我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受國內外因素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經濟增長速度迅速回落，通貨緊縮趨勢明顯加劇，國民經濟運行陷入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困境。1998年7月，國務院果斷決策，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通過發行建設國債、增加政府投資、引導民間投資等措施來拉動經濟增長。1998-2002年間，我國共發行建設國債6600億元，并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充實國有銀行資本金。在政府公共投資的帶動下，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回升為13.9％，1999年又降為5.1％，2000年為lO.3％，2001年為13.1％，2002年上升為16.1％。在政府公共投資的直接拉動下，我國制止了經濟增長率下滑趨勢，保持了持續的高速增長態勢。1998～2002年期間，GDP增長率分別為7.3％、7.1％、8％、7.3％、8％。根據財政部的測算，以增加公共投資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對GDP增長率的貢獻，1998～2001年分別為I.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

政府公共投資也具備社會效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公共投資總額持續增長，社會福利水平不斷提高。按可比價格計算，基礎設施、教育、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文化廣播和國防事業近15年來年均增長速度如表1所示。

由表中的數據可看出，從1990年以來，我國在基礎設施、教育、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文化廣播和國防領域的公共投資年均增長速度最低的為9.39％(國防)，最高的達年均24.36％(文化廣播電視電影)，而同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37％，說明90年代以來我國各項公共投資的增長遠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具體表現在：基礎設施投資1990年為753.56億元，到2004年則增加到6592.22億元，增長近9倍；教育投資由1990年的89.81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961.49億元，為1990年的近10倍；而2004年衛生體育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水平達245.36億元，為1990年38.44億元的6倍多。而2004年按可比價格計算的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990年的近4倍。表明我國在經濟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的社會生活水平、福利水平也在逐漸改善和提高。

三、政府公共投資的國際比較

美國公共投資主要包括四類：教育投資；道路及高速公路投資；污水處理設施投資；公共事業投資。在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中，近50％是用于收入支持和社會保障項目；州和地方財政支出的最大項目是教育，其次是收入支持和社會保障支出，兩項合計比重在30％左右。此外，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在三級財政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英國公共財政主要承擔的職能有：提供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反壟斷、糾正由于缺乏遠期市場和保險市場所造成的影響、消除長期經濟不均衡、糾正外部效應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的公共投資發生一些變化，在以城市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多個領域引入了私人投資。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兩個特點：一是非競爭性，二是非排他性。然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具備這兩個特點。如，公共交通、公共住宅、教育、上下水道等，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不支付費用便無法享受服務。此外，在自然壟斷領域，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進步，致使生產成本下降，邊際收益遞減的狀況減輕，通過市場競爭可達到有效配置資源的目的。而政府對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卻遏制了產業的發展。在對傳統公共產品理論反思的基礎上，新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有時可以分離，政府對公共產品的提供并不是一定要由政府直接生產公共產品。

法國在財政體制上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整個國家預算由中央預算、地方預算和國家社會保障預算三部分組成，分別反映各類行政機構的財政收支情況。2005年，這三部分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7％、11％和26％。可以看出，在法國國家財政預算中，具有公共投資效應的社會保障預算比重最大、地位最高。

日本政府近年來在公共投資領域引入了私人資本，直接效果就是減少了財政投融資規模。2003年的財政投融資計劃為26.79萬億日元，是1987年以來16年中的首次大幅縮減，總規模已降到泡沫經濟以前的水準。2004年，日本財務省將財政投融資計劃進一步削減10％以上，最終調整為23萬億日元。日本經濟也從2002年初開始進入景氣恢復局面。2002年在前年度負增長基礎上，實現了0.8％的GDP增長；2003年GDP增長2.0％；2004年經濟增長率達為1.9％。日本的公共投資項目到2005年5月已達197項，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文化設施行業。新晨

四、結論與啟示

從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政府公共投資的實踐看，教育領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比重呈現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趨勢，政府越來越重視通過公共投資發揮社會效應，以應對貧困、人力資本投資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過去，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由政府承擔，使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非效率化成為比較普遍現象。英國和日本在公共產品生產中引入私人資本的做法克服了上述弊端，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增強了公共產品生產的競爭性，提高了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

在我國的公共投資中，政府占主要地位，物質資本投資比重過高，人力資本投資比重過低，社會福利投入嚴重不足。這些問題對公共投資的轉型造成不利影響。因此，要借鑒經濟發達國家在公共投資方面的經驗和做法，積極引入私人資本，加大對基礎設施、教育業和公共事業的投資，實現公共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并在如何提高公共投資效率方面探索新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