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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麥克盧漢所說“媒介即信息”,我們身處信息爆炸的時代,背后必然是新媒介的驅動。本文基于信息傳播視角,對信息產生的多種話語表達的可能性以及付費時代知識新媒介存在的必要性等進行分析。
一、信息傳播滯后時代:掌握信息傳播模式而非信息本身
(一)信息傳播的歷史人類創造的信息,其形式是在不斷豐富、總量是在不斷增長的。在人口流動緩慢,信息以口耳相傳、文書往來為載體的時代,信息總量雖然也在增長,但進程相當緩慢。在東方,四書五經以及從中衍生出來的文本,占據了知識的主流長達2000年之久;而在西方,希伯來傳統的宗教文獻則擁有同等重要的統治地位。東方的五經博士、理學家和樸學家們以及經院哲學家們皓首窮經,不過是在為經典文獻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無論是四書五經還是《圣經》,都被奉為自然天成的真理,“認識這一真理的是直接的直覺而非任何艱苦的批評分析過程”①。人類把自身同自然之物緊密相連,二者構成了渾然一體的象征關系。這意味著“對據理而推式批評探究的事先破壞……剖析象征幾乎就像試圖分析神圣的三位一體一樣褻瀆神靈”②。與之類似的,孔子不敢把自己與圣人相提并論———盡管他的門徒和后世的統治者違背了他的意愿———大力提倡一種“述而不作”的治學觀念。遵從這種傳統的后代學者們,不敢提出新的理論,即便有,也要反復強調自己只是在闡發圣人的觀點。東方的經學家們闡發圣人的觀點,或者西方經院哲學家就《圣經》中的某個問題反復討論,真的生產出新的知識了嗎?把這個問題擱置在一邊,至少信息的總量是增加了,直觀地說,就是書籍的種類和總的字數增多了。但信息增多不意味著獲取信息變得更加容易。信息的載體太過于昂貴。盡管口耳相傳始終是一個可選項,但是知識(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信息)想要沉淀下來,就非得依靠書籍不可。純粹由人工抄寫的書籍所費頗巨,為生計發愁的人家不可能擁有書籍,也就不可能擁有知識。
(二)信息傳播發展過程中的載體當然,人類始終致力于降低信息的價格。漢字字體演變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與制作書籍的材料相配合,以便符合省時省力的經濟原則,提高記錄信息的效率。譬如,在竹簡上刻字時,隸書較之篆書更為簡便;在紙張上書寫,楷書則快于隸書;僅從經濟的角度看,簡體中文顯然優于繁體中文。造紙術和印刷術之所以偉大,是因為蔡倫和畢昇極大地降低了書籍印刷的成本,使更多人獲得了廉價的知識,并為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王朝君主們,提供質量穩定、擁有大量知識的文官系統。與此同時,西方的知識傳播仍然受限于價格昂貴的羊皮紙。直到谷騰堡印刷術的出現,才改變了這一狀況。在歐洲,信息展現了它所擁有的強大力量。按照安德森•本尼迪克特的觀點,以民族語言印刷的廉價書籍和報刊,對于民族的想象共同體的誕生是如此重要③,決定了近代歐洲的政治格局。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生產信息的權力被牢牢掌握在少部分識字的知識分子手中。知識的價格降低了,只是方便平民成為知識分子。無論是作為中文書面語的文言文,還是歐洲的“貴族文字”拉丁文,都不是平民的語言。在平民中,低識字率和帶有奴隸制色彩的勞動剝削導致了思維的低活躍度。對這些為生活所迫而停止思維的人而言,求生和生育的本能勝過了生產信息的崇高事業。他們可能更愿意成為信息流動的終點站(信宿),而不是信息被重新編碼、再次出發的中轉站。換句話說,不是知識分子剝奪了他們參與信息生產的權力,而是他們不得不放棄這一權力。
(三)信息傳播理論化:信息的生產被定義為模式在鮑德里亞那里,信息的生產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的重述:媒介(Medium)的本質就是模式(Modéle)……是指被一種符號/形式所重述,在一種模式中獲得闡發,被一種符碼所操控④。這意味著,生產信息的前提條件是至少掌握一種模式,并使用這種模式對符碼進行操控。只有擁有這種能力,才能參與信息的生產。按照這個觀點,識字是掌握一種模式(書寫),掌握某個理論體系或世界觀,也是掌握一種模式(話語)。后者是更加深層的模式,它可以決定文字以何種方式被組織起來,表達特定的思想。低識字率導致思維的低活躍度,把大多數人擋在了信息生產的專業領域之外。即便是經學盛行的漢代,熱衷于解經論經(即基于經典文獻進行知識再生產)的太學生,其規模始終被控制在4000~10000人。放在今天看,甚至不如一所中等規模的高校。太學生、五經博士和皇室成員以外的普通百姓,并不具有討論這些重大內容(涉及王權的合法性問題)的資格。但是,識字同時也意味著接受了一種嵌入在語言文字里的、作為整體的文化。書寫不是隨心所欲的,學習儒家經典的太學生、五經博士和皇室成員,不能不對“述而不作”以及儒家經典的神圣化做出回應。作為回應的結果,這也就解答了前文暫時擱置的問題:對于述而不作者來說,反復闡釋同一內容,努力使具體的詞句之間和諧一致,這種努力的最終結果,就是要塑造一個“渾然之物”,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把新的、可能反對這個渾然之物的異質性內容,通過重新編碼的方式,納入其中,極力避免異質性的信息與這個渾然之物產生沖突。結果就是,這個渾然之物的體積越來越龐大,并且雜糅了各種流派的觀點和理論,但這些不同來源的觀點,得以在同一個體系里和諧共存。在這種信息的生產模式下,知識就是模式本身。任何信息都可以用同一種模式來解釋(解碼),并成為這個模式的一部分(重新編碼)。對于身處其中的知識階層來說,掌握模式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具體的信息,則是次要的。因此,真正有效的信息,其實并未得到長足的增長。
二、信息爆炸時代催生新媒介知識付費:信源高效直達信宿
(一)信息爆炸時代:信源、信宿無法高效匹配如今,“信息爆炸”是一個聽上去非常古老的概念,至少人們已經不像世紀之交的那10年,熱衷于討論這個新鮮的概念。這并不意味著,信息爆炸作為一種確實存在的現象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相反,它轉化為了更加真實的焦慮。當城市里的白領們毫不猶豫地為知識產品付費時,他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自己陷入了“信息焦慮”之中。他們一方面擔心自己獲取的信息數量不夠多、質量不夠高,另一方面,盡管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剝削占據了過多時間,使他們不得不追求更高效率的信息獲取方式,那就是購買經過提煉的觀點或者關鍵信息。信息爆炸的結果,就是提煉觀點的腦力勞動被交給專業人士去完成。只要具備閱讀理解的能力,人人都可以從一本書中提煉出一些觀點,或者更抽象地說,從一些纏繞在一起的信息中提煉出關鍵信息來。但是如果人們為了知識所付出的是金錢,那么,知識必須幫助人們獲得比付出的金錢更多的金錢回報,或者至少要對購買者有某些確實可感的積極作用,這樣才符合投資-收益準則的規律。因此,“有用的知識”成為知識付費市場的主流。沒有人愿意花錢去了解一本小說中包含的深刻意蘊,但是“如何收納以節約空間”“如何管理時間”“如何快速閱讀一本書”卻可以成為熱門的知識產品。
(二)信息爆炸時代催生知識付費知識付費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全新的媒介。它超越了以往容器與設備的二重界定———承載信息的容器和設備,都是已經被應用于媒介的。無論是用于接受知識產品的手機、PC,還是信息得以呈現出來的圖文并茂、搭配音視頻的形式,這些都是已經被運用純熟的技術,并沒有新的技術出現在其中。知識付費之所以新,是因為它把信息赤裸裸地列為一種商品。購買信息的行為古已有之,在商業、政治和戰爭中,信息都是重要的商品。在茅盾的小說《子夜》里,落魄的地主階級不惜犧牲女兒的色相去換取金融資本家的“內幕消息”,以便從事投機生意;結果是,他獲得了錯誤的“內幕消息”,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并最終破產。但是,對于不參與商業投機的普通民眾而言,信息就沒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說,沒有重要到需要專門購買的地步。購買知識付費產品與購買教育服務不同,如果沿用鮑德里亞的思路,教育服務的最終目的乃是使購買者掌握某種特定的模式,以便處理海量的信息。因此,知識付費服務是媒介演變的后現代形態。促使有效信息成為商品,或者說,促成人們花錢購買的有效信息的,是對于信息效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所以說知識付費是媒介演變的后現代形態,是因為媒介演變已經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演變。但這一系列演變,包含了一個一致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信息傳播的效率。媒介的演變包含提高信息傳播效率的目的,這并不是說,提高效率是媒介演變自己的目的。知識有如氣球,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愈發膨脹。但是在嚴密的科學出現之前,無論東西方,所有學科都被混沌地囊括在同一個名目之下,那就是真理。博學的人,有權力在同一個框架之下,對所有事物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宋明理學家試圖通過“道”“氣”來構建本體論,認為萬事萬物都服從同樣的規律,體現了“大一統”的雄心。但是,隨著科學的誕生,知識被切割成一個個精密的學科。一開始,很多學科有著共同的奠基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者們發現,光是掌握某一學科的全部知識都相當困難,最多是在某個更加細分的專業領域內實現精通。隨著學科的細分,原先那個包羅萬象的“渾然之物”急劇地萎縮,退到了歷史的角落,成為神學和文獻學,獲得了與其他學科并列的地位。因此,大家也都認同,特定的信息需要交給特定的專業人士去處理:以懷疑或保留的態度為基礎,對技術知識的尊重通常與對抽象體系的實用態度并存。當人們需要專家的意見時,雖然半信半疑,但是一般都會選擇相信專家。這構成了現代社會對于專家的基本態度。
(三)知識付費的持續發展源于大眾對專業知識的渴求人們之所以接受專家系統,大眾傳媒功不可沒。無論是報紙、廣播節目還是電視節目,都會時不時邀請專家,就某些即時性的現象做出專業評論。專家和專業知識的出現,是與相關問題相伴而生的。這對于一部分人來說已經足矣,對于另一部分人來說則遠遠不夠。但是,具有公共性質的大眾傳媒,不可能只為滿足少部分的需要,花費一整個版面或者3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來傳授某些特定的知識,除非這是廣告商的要求,是有利可圖的行為。另外,如果潛在的需求者錯過了這些節目,這些信息就變成了向虛空中傳播的噪音。當信息傳播的效率與信息的爆炸性增長出現不匹配的狀況時,新的媒介出現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個新的媒介和之前所有媒介擁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信息傳播的效率:按照信息論的觀點,信息從信源直接到達信宿,信道越高效,那么噪音就會相應減少。知識付費產品的出現,使得消費者可以直接向專家購買知識,這正符合信息論的觀點。
注釋:
①②[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1.
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3.
④[法]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238-239.
作者:凌子淑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