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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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數量快速增長、跨學科應用特點顯著，但少有實際應用之實;理論碩果頗豐但多移植國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少有本土化創新。未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應繼續拓寬學科視野、適時創新研究方法，并在確保理論來源多元化的同時，著手構建中國本土的跨文化傳播理論，從而擺脫傳統的文化中心路徑，實現全人類共同發展繁榮。

關鍵詞:

跨文化傳播;跨學科應用;理論多元;本土化創新

由于傳統的全球化自歐洲開辟，經美國發揚光大，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和以西學東漸為主的文化傳播秩序，但隨著歐美主流價值觀在全球日漸水土不服，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努力從東方文化中汲取營養，東學西漸開始呈現新態勢。“球土化”的大趨勢迫切需要運用全球化思維和本土化行動達到一種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再平衡。而在此過程中，如何以一種非對抗、非妥協的平等姿態來面對不同文化及其傳播，跨文化傳播研究顯得尤為重要。近年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迅速，其中有價值之作不少，很值得總結、梳理和研究，以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跨文化傳播在國內外的發展

“跨文化傳播”一詞始于霍爾的《無聲的語言》(TheSilentLanguage)。20世紀70年代，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廣泛展開，并伴有大批理論、著作陸續問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貝克(KluckholnandStrodtbeck)的文化價值取向理論，荷蘭心理學家、管理學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和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學者霍爾(Hall)的高低語境理論，以及美國傳播學者薩默瓦與波特(SamovarandPorter)合編的《跨文化導讀》(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和孔登與尤謝夫(CondonandYourself)的《跨文化傳播概論》(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等。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國外如火如荼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開始引入國內，從而充分表現出我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向更深層次的文化領域的擴展和延伸。直到20世紀90年代，國內尚無關于跨文化傳播學的專門學術刊物，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見于傳播學和外語類學術刊物。近年來，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迅速，尤其在2005到2010年間，國內各出版社相繼推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譯叢系列，如清華大學出版社的“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翻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媒介與社會譯書”系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歐洲新聞傳播學名著譯叢”等。此外，國內學者關世杰、賈玉新、胡文仲、單波、吳予敏、孫英春等也相繼有各自領域的專著出版。需要特別提到的是，跨文化傳播研究自其誕生以來，就受到語言學、傳播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關注，各學科均以自身視角分析和闡釋跨文化傳播概念，但至今未對跨文化傳播給予統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國內學者孫英春將跨文化傳播概括分為三種類型:其一，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際交往與互動行為;其二，信息的編碼、譯碼由來自不同語境的個體或群體進行的傳播;其三，由于參與傳播雙方的符號系統差異而成為的一種符號交換過程［1］2。作者認為，薩摩瓦對于跨文化傳播的定義較為簡明地概括了以上三個方面:跨文化傳播包括那些來自文化概念和符號系統完全不同的人們之間的互動，這種不同足以導致整個溝通活動發生改變［2］。基于以上薩摩瓦的跨文化傳播定義以及國內學者徐明華對國內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本文將跨文化傳播在我國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1)1990—1995年，以引入西方跨文化傳播學為主的借鑒和初創期;(2)1996—1999年，西方跨文化傳播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提升和拓展期;(3)2000—2011年，以橫向拓展和學科交叉為主的深化期［3］;(4)2011—2015年，學科交叉和應用性研究的繼續深化期以及理論研究的瓶頸期。本文對近五年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我國的發展及有關問題，作初步的梳理與反思。

二、近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特點與存在問題

(一)近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特點

1．研究數量快速增長，學科間拓展進一步深化從知網輸入關鍵詞“跨文化傳播”，可得近十年的相關研究論文數量的變化:2005年77篇，2006年140篇，2007年164篇，2008年219篇，2009年255篇，2010年269篇，2011年328篇，2012年348篇，2013年426篇，2014年449篇，2015年421篇。根據圖1和圖2，在近十年跨文化傳播研究數量的變化中，近五年的研究數量迅猛增長。尤其2012到2013年正值各學科橫向交叉和深入拓展時期，呈現出迅速增長的態勢直到2014年達到最高點。以上變化主要源于近五年跨文化傳播領域的研究成果呈現出進一步的跨學科性質，各領域紛紛以跨文化傳播為視角，探究解決本學科的實際問題。跨文化傳播研究起初的發展就離不開文化人類學、語言學(外語類)、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支撐。隨著國內各學科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跨學科研究也進一步深化，其學科交叉拓展到語言學(漢語類)、文學、教育學、經濟學、民族宗教學等。跨文化傳播研究于這些學科是一種新的視角，是應對學科發展和把握時代脈搏的新武器。如在語言學領域，由于全球化的腳步無時無刻都在加速，文化的東學西漸也開始呈現新態勢，漢語作為東方文化跨文化傳播的首要窗口，以孔子學院作為語言推廣機構與新媒體傳播的交叉研究越來越多。程曄(2015)指出以孔子學院為代表的語言推廣機構應借鑒網絡傳播中社交媒體的傳播理念，形成全球規模的跨文化傳播網絡，實現從“內容提供”到“網絡樞紐”的定位轉變［4］。在文學領域，跨文化傳播視角下的文學已不再是以作者為中心的語言生產過程，而是一個經典化和解經典化的過程。國內學者張雯(2014)指出，一部作品在進入讀者視野之前就早已經跨入了經典化的范疇，即出版、翻譯、學術評論，選入教科書等權威工具書，再加上讀者的參與和二次解讀。跨文化傳播視域中的文學經典形成過程不是作者依賴作品自身而進行單調傳播的個體性行為，而是以自身為中心，以網狀軌跡相互影響、相互輝映的過程［5］。與此同時，跨文化傳播也開始在經濟學領域嶄露頭角。胥琳佳(2014)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折扣的內涵，并在文化折扣的基礎上提出文化增值的概念，探索跨文化傳播中的價值流變問題。他指出:當文化產品在異域獲得的傳播效果和價值不小于其在本土獲得的傳播效果和價值時，就是文化增值，而自身所處社會文化的需求，國際話語體系的制定以及對國外市場的吸引都可引起文化增值［6］。而在教育領域，劉婷(2015)基于MOOC新型在線課程教育模式，從教育學和傳播學視角對新媒體教學在跨文化傳播方式上的創新進行分析與思考，并提出跨文化傳播理念上的創新:“接觸區”，即文化交往中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而是在接觸區中越來越呈現出相互交織、相互認同的協商圖式［7］。由此可見，近五年的跨文化傳播研究不僅數量猛增，而且跨學科趨勢也在進一步增強。

2．以應用性研究為主，注重解決實際問題跨文化傳播研究在進一步深化拓展各學科聯系與發展的同時，也十分注重相關的應用性研究。近年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涉及的應用領域主要包括影視傳播、語言文化、文學翻譯、品牌廣告、網絡與新媒體、文化產品、民族特色文化、傳播倫理等廣泛領域。已有成果注重各領域內實際問題的解決，尤其是對探討跨文化傳播策略和傳播能力的探討。如圖3所示，僅從研究數量的變化看，近年來的跨文化傳播應用性研究多集中在網絡新媒體、電影、文學和翻譯領域。翻譯領域的相關研究增速較快，網絡新媒體、電影和文學增速較緩，三者看似不約而同地在2012年進入發展平穩期:網絡新媒體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只是處于平穩起步狀態，而電影、文學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卻已進入高峰后的停滯期和瓶頸期。對應用研究的內容而言，中國電影的跨文化傳播研究不僅只限于理論上的思辨和推理，還更加注重實用價值和實踐意義。該類研究多以文化為視角，分析中國電影現狀，參照好萊塢電影標準，借鑒優秀華語電影成功經驗，從國家宏觀的文化政策、高科技的電影制作與影像表達、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敘事方式、具有普世價值的特色傳播內容、分級電影和分眾市場等來探究華語電影的跨文化傳播策略。文學領域和翻譯領域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經常相互穿插，多集中在語言層面，即探究國內外經典文學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翻譯策略的運用，或是宏觀角度探討文學經典在包括翻譯在內的整個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存在問題與解決辦法，如上文提到的張雯(2014)，首次將文學經典的跨文化傳播看作一個各方面和諧統一又動態選擇的過程。她指出文學經典是各種權力聚集、爭奪的力場，考察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與解經典化過程，以及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對文學經典的接受方式與閱讀態度。這也是該領域跨文化傳播應用研究的典范。

3．相關理論研究成果頗豐，引發學界新思考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科拓展與應用離不開對其自身理論的探究和進一步解讀。近年有關跨文化傳播自身理論的研究成果頗豐，集中在早期的荷蘭心理學家、管理學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學者霍爾(Hall)的高低語境理論和編碼解碼理論，俄國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巴赫金(Bakhtin)的外位性理論，美國社會學家帕克(Park)的邊緣人理論，美國學者多德(Dodd)和卡西米爾(F．L．Casmir)的第三方文化構建理論，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學家貝利(Berry)的文化適應理論及其雙維度跨文化適應策略模型和美國華裔學者汀圖美(Ting－Toomey)面子協商理論。國內學者簡圣宇(2012)論述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論對跨文化傳播理論的思考。該理論從哲學角度強調文化傳播的“外位性”，即強調不同主體之間異質共存的重要性。由于各種文化主體的獨特性和唯一性，世界文化作為諸文化主體的共同存在，是處于平等對話中的多中心集合體，而外位性則用于在集合體中以客觀視角的自我返視［8］。單波(2014)基于帕克的邊緣人理論，指出邊緣人經驗具有雙向價值:一方面，他們自身受到不同社會文化環境影響的過程，恰恰反映著文明的進程及其之于人的意義;另一方面，他們在與新的社會產生互動關系與文化融合過程中，又緩慢但有效地改變著舊的社會秩序與文化模式，實現新文化的平穩交流或更替。他還強調邊緣人經驗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不恰當運用可能導致過度邊緣化而忽略跨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因此應避免文化中心與邊緣研究的二元對立［9］。楊紅燕(2014)對卡西米爾(F．L．Casmir)的“第三文化”構建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因該理論是在肯定文化差異和相對性前提下的一種理想模式，缺乏補充描述性和實證性的方法予以證明，因此她在肯定該理論的同時，也對其實際構建的可能性提出質疑［10］。而學者毛艷楓(2014)則將第三方文化構建理論實際應用于探究江蘇鎮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即構建賽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間，努力尋找兩種文化的共同點，建立共通的語義空間，為來自不同文化的傳播主體和客體之間構建雙方文化協商和交流的緩沖地帶［11］。事實上，單波也在其邊緣人經驗的研究中提到一項夏威夷混血居民的研究，研究發現邊緣人群已經逐漸產生了一種既與當地主流群體融合又保持距離的新文化模式，但其內在又存在差異。因此，以上兩項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第三文化在某些領域能夠建構的可能。另外，萬婧(2014)分析了汀圖美的面子協商理論在外事活動上的應用。她指出在自我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之外，還有一種雙方共有的面子，要根據雙方不同文化特點尋找有效的面子協商策略和平衡方式，努力消減文化間的傳播障礙，促進中西方跨文化傳播［12］。該文中提到的面子協商策略和平衡方式與上文提到的第三文化有異曲同工之處。基于以上的梳理總結，關于跨文化傳播理論自身的研究可簡單歸結為:由于文化價值維度和高低語境上的差異，必然存在跨文化編碼解過程的文化折扣、文化誤讀甚至文化增值的現象。若要減輕該種跨文化傳播困境，應基于跨文化雙維度適應理論，以平等對話的外位性視角，努力構建第三方文化，積極尋求“面子—協商”模式，有效實現跨文化傳播。此類研究從根源上均反映了跨文化傳播的“辯證路徑”和“過程路徑”，即不僅要承認文化的差異，還要在思考和行動的過程中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同時將傳統的文化中心路徑轉移到以交流過程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對跨文化傳播本質、跨文化傳播倫理觀以及文化與傳播的關系等問題予以重新思考。

4．特色文化與具體個案研究異軍突起在影視廣告和文學語言領域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緩慢的同時，特色文化與具體個案的研究則異軍突起。如民族舞蹈、武術武技、民間藝術、太極拳、乒乓球、鄉村旅游等中國特色文化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比如，在探究民族傳統體育跨文化傳播發展的具體路徑方面，馬波(2015)指出文化差異不可消除，需尊重其“實然”存在以支撐我國民族傳統體育跨文化傳播的基本態度;文化誤讀可以避免，構建多元文化交往平臺是實現我國民族傳統體育跨文化傳播的必由之路;文化自戕必須重視，文化價值書寫是實現我國民族傳統體育跨文化傳播的當務之急;文化整合勢在必行，按照受眾品位進行文化整合是實現我國民族傳統體育跨文化傳播的戰略選擇［13］。在該研究中，馬波從文化視角分析了文化差異、文化誤讀、文化自戕、文化整合的內在關系及其與當前民族傳統體育的跨文化傳播現狀的關系，其宏觀戰略適用于各類文化視角下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還有諸如任鋒(2014)的太極拳跨文化傳播研究，王安妮(2014)的民族舞蹈跨文化傳播研究，何清新(2013)的廣西跨境民間藝術跨文化傳播研究等豐富了我國特色文化與具體個案的跨文化傳播研究。

5．國家形象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備受關注在我國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的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誤讀卻屢見不鮮，因此關于如何塑造良好國家形象、提高國家軟實力，成為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點。國家形象問題在傳播學視域下可追溯至李普曼(WalterLipmann)提出的“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如何在西方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中提高國家形象，減輕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是有關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研究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黃靜(2015)基于馬萊茨克模式，即大眾傳播的場模式，從傳播者、傳播訊息、傳播媒介以及接受者四個維度，較為全面地提出了國家形象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其內容包括明晰編碼目標，準確定位國家形象;堅持與時俱進，樹立新的編碼理念;調整編碼訊息，提高內容針對性;注重編碼主體多元和媒介多元;跟進譯碼反饋，完善形象危機預警機制與快速反應機制［14］。以上具體傳播策略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的相關研究成果。6．網絡新媒體和傳播倫理問題將成新寵從圖3可看出，網絡新媒體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在近年來的發展并未顯著增加，但作者認為，該類研究只是處于平穩起步狀態，未來將與該領域內的倫理問題成為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新寵。跨文化傳播中網絡新媒體的運用有助于豐富傳播內容、渠道和形式，擴大傳播范圍，提高傳播的交互性和開放性。但國內學者孫宜君(2013)指出，在新媒體語境下確實存在著如信息傳播失衡、文化霸權、種族主義偏見、文化認同危機等諸多傳播倫理困境與失范現象［15］。同樣，孫英春(2013)也指出，網絡新媒體在保障不同民眾平等獲取信息的同時，應注意傳播過程中引起的數字鴻溝和數字文化鴻溝問題。為此，她提出了跨文化傳播倫理建構的基本原則，即公正平等、自由自律、尊重互敬、寬容共存四條原則［16］。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網絡新媒體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將在爭議中受到更多的關注。

(二)跨文化傳播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1．應用性研究大都著眼宏觀，未真正做到“跨學科應用”從“跨學科應用”特點來看，近年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注重跨學科應用研究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導致了國內跨文化傳播研究自2014年囿于瓶頸而無法繼續深入發展。首先，由于跨學科應用尚處于探索階段，所以相當一部分研究的“跨學科”特點只是將跨文化傳播學科作為一種視角切入到其他學科和領域，缺乏相關理論支撐，多有跨學科應用之名，少有跨學科應用之實。其次，應用性研究多偏重宏觀方向性問題的解決，實際應用效果不佳。其中民族體育、民族舞蹈、民間藝術、太極拳、武術武技等民族特色文化和電影、電視劇、紀錄片等影視領域的跨文化傳播應用探究尤為明顯。

2．相關理論的研究多移植國外成果，較為集中，無新突破從理論成果方面來看，國內跨文化傳播研究內容頗為廣范，但理論觀點卻少有創新，主要源于相關理論大都移植西方(美國居多)已有學術成果，且較為集中，無新突破，多集中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和編碼解碼理論，貝利的跨文化適應理論，巴赫金外位性理論，汀圖美的面子協商理論，多德和卡西米爾第三方文化構建理論。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中有些成果已不再適用當前的跨文化傳播發展現狀。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價值維度理論和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運用傳統的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基于各個國家的數據來源，比較劃分文化間不同背景不同維度的異同程度，其科學態度和實證精神值得肯定。然而，文化本身是動態發展的，尤其伴隨近年來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球土化”背景下的文化間的交流和互動繼續深化，霍夫斯泰德和霍爾基于當時文化靜止狀態下得出的理論未必符合當前的跨文化發展現狀，自不必說基于相關理論研究的科學性了。總之，就目前所及的國內跨文化傳播理論成果來看，多為對國外理論的大量移植和全方位照搬，還不能出現符合國內文化發展現狀的理論創新與突破。

3．以思辨式定性研究為主，缺乏量化分析，少有本土化創新從研究方法角度來看，近年的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大都以思辨式定性研究為主，缺乏實地考察和控制實驗法的運用，缺少對傳播效果和跨文化傳播中影響要素的量化分析，偶見國外前沿研究方法和國內本土創新性研究方法的運用，但整體來看，要真正實現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創新依然任重道遠。國內學者馮廣圣(2014)嘗試運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通過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在鄉村旅游的跨文化的建構與生產中對廣西東南部L村村民的社區認同進行調查研究，指出村民的社區認同呈現中心化與邊緣化并存的悖論［17］。姚曦(2014)基于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探究并發現國際品牌跨文化傳播過程中跨文化傳播意識、文化沖突的強度、文化融合的主動性、消費者認知、不可控因素和文化選擇的前瞻性等6個主范疇及其影響方式和作用路徑。扎根理論整體來看是一種較為科學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設計和資料收集方式上采用定性的分析手段，但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通過重復的隨機資料的對比和編碼，尋找各個概念范疇的內在聯系，從而構建基于實踐的理論［18］。研究方法的選用對于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和應用性和普遍適用性至關重要。兩人的研究某種意義上可視為近年國內跨文化傳播研究方法本土化創新的初步嘗試，但依然處于探索階段。因此，若要突破現有研究的理論桎梏和方法單一，還應結合國內研究現狀和條件，以定量分析來確保定性資料的科學性，以定性方法來提供定量分析的具體內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國內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創新。

三、對未來跨文化傳播發展的展望

近年來，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西方理論引進和學科交叉創新與實踐應用探究等方面進行了多層次、多視角的思考，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結合各學科的前沿發展和西方理論成果之下，探究國內各學科領域的跨文化傳播途徑、提高跨文化傳播能力的應用性研究，豐富了我國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此類研究引進西方理論尚且不足，基于國內實際的理論構建實屬不夠，應用性研究缺乏科學創新的研究方法，大都著眼宏觀策略的探究，缺少微觀的實證研究，這也是近年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雖在發展但后勁不足的原因。有鑒于此，未來我國的跨文化傳播發展應朝著以下幾個方面發展:首先，跨文化傳播學科需在當今“萬物皆媒”的傳播學視角下，基于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現狀和其他學科前沿，建構自身的跨文化傳播學科體系。雖然美國的傳播學發展位于世界先列，國內傳播界很有必要關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相關理論成果。如果僅囿于美國學者的第三方文化構建、面子協商、跨文化適應等理論，可能導致我國跨文化傳播相關理論及其應用研究的零散化和有關缺失。未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需確保其理論來源的多元化的同時，要把著眼點放在構建屬于中國土生土長的跨文化傳播理論上。其次，跨文化傳播本身就是一項跨學科研究，未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需繼續拓寬研究的學術視野，繼續推進學科間的橫向拓展與縱向延伸。結合傳播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哲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前沿成就，特別關注理論間的銜接性和通約性，使跨文化傳播不只成為一種現象、一個視角，而能夠為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求得新的突破口，并真正凸顯學科交叉的應用價值。然后，跨文化傳播研究在網絡新媒體傳播備受寵愛的時代背景下，在傳播形式上，不僅應注重國家組織層面的大眾傳播，而且也還應充分發揮人際傳播的優勢以增強傳播效果。在傳播內容上，不僅應積極選擇能夠傳達中國特色的文化形態或具體實物以吸引國外受眾，也要更多關注新媒體時代下跨文化傳播倫理研究等問題。再次，跨文化傳播理論的科學性、客觀性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選用和適時創新。在確保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大分析方法有機結合并借鑒國外相關領域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也要不斷實現研究方法的適時創新，實現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移植。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動態發展的，而跨文化傳播研究又多以文化為視角，相關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較難衡量。因此，本領域的研究方法就顯得更為重要，今后能否取得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我國跨文化傳播乃至全球跨文化傳播及其研究是否得以推進。最后，近年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已有成果對文化與傳播的關系的探討，較為集中地反映了跨文化傳播新路徑，即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建構了以平等交流與共享互動的“過程路徑”和“辯證路徑”，擺脫傳統的文化中心路徑。兩條路徑是對跨文化傳播本質的重新定位，必將會在宏觀方向上成為指導本學科未來相關研究的主要理論支撐。未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也大都將以文化為視角，以文化間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榮為目的，弱化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色彩，使跨文化傳播真正體現其全人類共同發展繁榮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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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穎 單位： 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