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錄傳播論文：古學錄的勃發與傳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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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娟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宋學語錄的勃興
在宋代，語錄體得到空前發展，并在教育中廣泛應用。這種空前發展的速度和規模甚至讓人吃驚:進入12、13世紀，忽然間，幾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學思想家都留下了“語錄”。宋代語錄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理學家的語錄體著作占據絕大部分比例，并且主要在南宋完成。這些理學家的語錄作品主要有《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二程粹言》，徐積的《節孝語錄》，朱子的《延平答問》，朱子與呂祖謙同撰的《近思錄》，朱子的《雜學辯》，呂喬年編的《麗澤論說》，薛據所編的《孔子語集》，黎靖德所編輯的《朱子語類》等等。其中，黎靖德所編輯的《朱子語類》達一百四十卷之多。宋代語錄體如此繁榮發達，以至于在宋之后，語錄成為子部的內容。對此，四庫館臣謂:“南宋諸儒開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體”。
宋代語錄作為教育的普及讀本，對理學教育的傳播產生重要影響，也深受民眾的歡迎。南宋周密在《癸辛雜識》中描述宋學時說:“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渌x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這其中語錄就占了很大比例。理學語錄著作不僅在宋代被廣泛編著與使用，而且對以后的教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朱熹和呂祖謙共同編撰的《近思錄》，在歷經宋元明清和民國的七百余年間，屢屢刻印，版本之多，僅次于欽定科舉必讀的《四書集注》。
宋學語錄的特點
理學語錄之所以得到廣泛承認和接受，與理學語錄自身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的理學語錄是當時的理學家在從教時其弟子對教學講義和教學情境的整理，并且一般是由多個人的記錄資料匯編而成。宋學語錄具有口語化和簡易化特點，所整理的問題具有明顯的說理性、針對性和教育情境性。
(一)理學語錄的白話性
白話性是宋代語錄體的一個重要特點。白話文相對文言文而言，是接近日常生活語言的文字表達方式。說與寫是兩種語言系統，記錄“說”的語言帶有明顯的白話特點。宋儒語錄是教師授課和師生問答對話的內容記載，門人弟子寫入筆記時往往是直錄老師的原話，雖然會有所加工，加以書面化，仍保存了大量活的口語。如《朱子語類》，記載的實際上是書面形式的口語，既有書面語成分，又有口語成分，大致反映了當時文人的口語概貌。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朱子語類•卷十》)對于這種白話性，在表現出“原始性、自然件、講述件、通俗件、樸實件諸特點”的同時，由于其處于口耳相傳狀態而不能凝定，故實用性強，審美性弱。這種缺乏文學美感的特點使得在以往的文學研究中，語錄體著作難登大雅之堂，甚至多受批評。比如四庫館臣在《北溪大全集》提要中對語錄體的批駁:“茍其理可取，亦不能不略其詞章矣”。但是，從單一的維度進行評判是片面的。語錄盛行的本源也是因為禪宗和宋儒認為以前的經文太繁瑣，人們過于重視經典章句而忘記了學習的本意。教育要“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即不講究文字，而只是質樸地、自然地把話語記下來。如二程以為作文害道，故不作文，只由門人隨便把講學口語記下來。朱熹也認為“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后世見之明白無疑”。與精美的文言文相比，語錄文確實缺少文采，但其平易通俗，正如鄭振鐸所說:“從這些語錄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用的口語文，是很平易淺近的。雖不能和“詞話”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語文于說理文一方面，卻是有相當的成就的?！?/p>
(二)理學語錄的說理性
雖然語錄的白話性明顯，但與其他同樣具有白話特點的說話體不同，理學語錄具有很強的說理性。這種說理性源自理學語錄的教育性。在教學過程中，理學大師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授和為學教導，在教學對話中將儒家經典思想表述出來。理學語錄所論的主要是儒家經典，因此，教育說理性特點濃厚。如《語類》140卷中，《四書》占51卷，《五經》占29卷，哲學專題如理氣、知行等，專人如周、程、老、釋等，以及個人治學方法等，約占40卷，歷史、政治、文學等約占20卷。
在很多學者眼中，理學語錄體主要是為了說理。如莊仲方在《南宋文范》中評價語錄體文章:“南宋說理文最為明達，雖北宋猶未及，惟近語錄，無意為文者，皆不錄。”下例可見:“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薄抖踢z書•卷十五》“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落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薄吨熳诱Z類•卷七》語錄以教育和說理為目的，重點要讓學生明白，所以語錄中多比喻和疑問句式，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說理教育。語錄中多用啟發、訓誡、點撥、警醒性的語言，而不是長篇大論的闡述與嚴謹不茍的論證。
(三)理學語錄的教育情境性
理學語錄所載內容產生于師生往復詰難相互研討學問之時，不像著書立說那樣嚴肅鄭重，氣氛比較自由，態度比較真切，往往更注重實情，具有濃厚的教育情境性。具有情境性的作品會讓讀者在閱讀時產生共鳴。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談話類的文章也好，著作也好，在久遠的歷史中也是經常看到的，我想舉兩本教育類的經典著作，一是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是中國孔子的《論語》，這樣一種談話的方式可能比較容易使大家對教育產生一些生動的思想?！?/p>
語錄體的著作是具體教學情境的記載，具有很強的教學情境性。清人朱止泉在《答喬星渚》中對語錄的形容十分精彩:“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這種生動平實的言語，使得后人在讀語錄時，也感到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并且是針對自己的問題在悉心教導。如朱熹在與門人論述性與善的本質問題時，有這樣的記述: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p>
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谔斓匮?，則善在先，性在后，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后?！被蚺e“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朱子語類•卷四》)教學情境性，還表現在師生間的對話和辯難之中。朱子弟子在《池州刊朱子語錄后序》中稱此書是“師生函丈間往復拮難，其辯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悚然如侍燕間，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在讀朱子語錄時可以感受到教師對面講授的情境。
(四)理學語錄的補充性
語錄體著作在對理學教學過程進行再現的同時，還能對理學家的思想做一個長時段的記載，反映出不同時期理學家的思想演進。如《朱子語類》的內容記載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的相關專著成書之前，反映了其成書前的早期思想觀點，有的出于其專著成書之后，反映了其成書后思想觀點的新發展。并且《語類》中記載朱熹在講學中涉及的許多問題在其文集中往往敘述簡略，甚至完全沒有。其中有些記載反映了朱熹晚年的一些精要見解，糾正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觀點。這些記載在研究朱熹其人其書方面尤其顯得珍貴。清人朱止泉在《答喬星渚》一文中說:“《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眾，誨諭極詳?！崩韺W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與理學語錄著作本身的特點有關，而當時的教育發展狀況和考試制度為承認和認可為以語錄的方式進行理學傳播提供了現實動力的和政策空間。
宋代教育需要大眾化發展傾向與理學語錄傳播
語錄的廣泛傳播可以從宋代文化教育繁榮的社會背景中得到解釋。北宋自立國以來，便以所謂“祖宗立法”的特殊權威確立了“偃武修文”、重視發揮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國方略，《宋史•文苑傳》中記載:“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后，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對宋代文化的發達繁榮，學者們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近代文化大師王國維說:“天水一朝(宋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标愐 叭A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p>
宋代的文化繁榮的社會背景與教育需求之間存在互促關系。為滿足人們的教育需求，宋代經過北宋時期三次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建立了從國家到地方的完備的學校教育體制，并且形成了從學校到科舉的人才培養和選拔一體的連貫制度。有研究指出宋代教育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以學術研究為中心的高等私學充分發展，并且注重規范化、制度化，其典型代表就是書院教育的建立與完善。另一個是承擔蒙學教育任務的啟蒙教育充分發展，并且更加社會化、普及化。
對宋代教育興盛的描述最著名的是《都城紀勝》中的描述: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端问?#8226;選舉志》對此也作了簡要的概括: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
雖然宋代學校遍及天下，但并不意味著與今天的教育系統相同。宋代的學校教育沒有固定的學習期限，學生來去無常，學子的學部分時間不是在學校中而是在家中或通過游學學習。除了徽宗朝蔡京興學期間實行全國范圍的學校升級制度，學校的教育與選拔功能成為一體這一短暫時期，很多學校都徒具其名。對此，宋朝屢次頒布最低學習期限，但往往并不奏效。如慶歷四年(1044)三月關于興辦地方學校的詔書還規定，一般士人必須在州縣學學習300天才能參加科舉，以前參加過科舉的士人可以減為100天。但隨著慶歷改革失敗，這一限制也隨之取消。徽宗朝全國行三舍法時，規定凡是入學滿三個月，沒有違反第一、第二等學規的縣學生都可以參加每年正月的州學入學考試。在沒有實行三舍法的其他期間內，對學生最低學習期限的規定大多是一年。
造成學生不能長期在學校中學習的原因一方面是學校在大多數時間內與科舉分離，其他的，如趕赴科舉，外地游學等也是士子無法長期在學校學習的原因。并且，現實生活中的生計壓力，養老侍親的需要等也不允許一個成年男子長期在學校中不理家事。在學校學習之外，士人主要通過自學、游學及與友人研討等形式學習。這時，具有學校教材性質的語錄作品使士人在家或在外時都能感受到如在學校中聽從老師教導。
對于地處偏遠，家境貧困的士子，難以長期在學校中就學，也無法到外處尋找名師，在教育機會上就處于弱勢。對此，在《朱子語類》中，朱熹曾深有體會地說:“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讀了書?！焙喴诐饪s的語錄作品記載了學者的教育精華，并以教育實錄的形式成文，使得個人在獨學無友的情況下也可以擁有優秀的教育資源。朱熹在編撰《近思錄》時就提到了對“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的士人，《近思錄》足以作為自己在家研讀的入門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在此基礎上再學習四子的全書，“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
由以上分析可見，雖然宋代官學教育發達，但士子仍無法長期在學校中學習，或者根本沒有機會和能力進入學校學習。在缺少教師指導，在自修和研討式學習中，再現名家教育實況的語錄被廣泛接受成為必然。四、宋代考試制度理學化和簡易化特點與理學語錄傳播學術的發展與教育的發展是兩條不同的路向，前者要求不斷創新和超越，后者要求相對穩定和易于接受。在《宋代貢舉科目述論》一文中，張希清先生指出，宋代貢舉科目沿革的特點之一是由繁到簡，由進士、明經、諸科等變為進士一科取士。這種改變提高了以經術及第舉人的地位。
宋之前的經學教育遵循唐例，以《九經》為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這一教育和考試內容在唐代時已經產生諸多問題，主要是經學中艱難晦澀的部分逐漸被淘汰，教育要求走向簡易。避難就易的問題在宋代經學學習中依然存在。朱熹指出，當時學者讀經“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余”。甚至為了應試中舉，士人“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高宗紹興(1131—1162年)年間，“士習《周禮》《禮記》，較他經十無一二”，以致到了“其學浸廢”的地步。
不僅學子的學習選擇避難就易，宋代教育改革也要求科舉及學子的學習改變繁瑣晦澀的注疏之學，講求探求經義的義理之學。熙寧變法時，王安石在改革經學教育時，認為解釋《春秋》的《左傳》《公羊傳》、《榖梁傳》都不可靠，《春秋》是經典中最費解的一部，所以把它連同三傳一起從學校教材中除去。每個學生在《詩》《書》《易》《禮記》《周禮》中選學一經，兼習《論語》《孟子》。去除艱澀的經學內容，簡化了經學教育。雖然王安石變法最后失敗，但其簡化經學教育的主張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意愿。
在經學地位不斷上升，反對晦澀艱深的注疏記憶，追求闡明義理的要求下，以簡明活潑的形式出現的理學語錄受到歡迎。在教育實踐中，要求教師能夠簡易有效地傳授知識，在學習實踐中，希望能夠迅速有效的掌握知識，成為當時考試制度下學子的需求。宋學家的語錄講義正好滿足了這種需求。雖然語錄沒有成為官方教材，但在私人學習中，語錄成為重要的學習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