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低俗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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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電視新聞娛樂化在中國國內已蔚然成風。它不僅贏得了大量觀眾,也搶占了大量的注意力市場,其收視率一直居高不下。新聞娛樂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產生的現象,但它不可能成為媒介的本質和主流。中國電視媒體有意識地把主流價值觀滲透并體現在各檔節目中,捍衛民族文化,讓新聞走得更遠。

[關鍵詞]娛樂風盛行；更受重視責任

一、娛樂風盛行更幾時

近年來,電視新聞娛樂化在中國國內已蔚然成風,從中央到地方的新聞媒體都不同程度出現了電視新聞娛樂化現象。電視新聞娛樂化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平民性的特點贏得了大量觀眾,也搶占了大量的注意力市場,同時此類節目的收視率一直居高不下。電視新聞娛樂化在中國國內已蔚然成風,從中央到地方的新聞媒體都不同程度出現了電視新聞娛樂化現象。

香港的鳳凰衛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它率先變革了居高臨下的說教風格,轉向了口語化的播報方式,獨特的話語和清新的風格、親切隨和的態度,仿佛你身邊的一位朋友與你促膝長談、娓娓道來,一下子就拉近了傳受雙方的距離,給觀眾帶來了豐富的精神大餐,在輕松愉快的方式中收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在鳳凰衛視奏響凱歌的同時,國內大小媒體紛紛臨摹效仿。電視新聞娛樂化也正式進入一個高潮,并在此基礎上電視媒體形成了一系列的品牌欄目。

二、泛低俗化趨勢蔓延

2005年,湖南電視臺的《超級女聲》,以嶄新的節目形態和前所未有的互動性等,迅速紅遍神州大江南北,并成為社會輿論焦點。《超級女聲》擁有全國4億觀眾,平均收視率超過春節晚會。《超級女聲》的成功猶如給電視人打開了一扇“阿里巴巴”式的掘寶大門。

自此,一場轟轟烈烈的爭奪觀眾眼球的選秀大戰,在神州大地拉開了帷幕。

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里,肇始于《超級女聲》的中國電視選秀節目,一類有著絕好訴求點的電視娛樂節目,便在相互克隆和掙搶收視份額的過程中快速地步入低俗的泥潭,由此過早地走上了衰退之路。

從最初的廣受百姓追捧,到如今幾乎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廣電總局因為其低俗等問題而對其頻頻發出的一道道禁令外,還有許多家長和老師,提防著選秀節目對自己孩子的影響,就象前幾年提防自己的孩子進網吧一樣,為了把參加選秀活動或是粉絲團而逃課的學生拉回到課堂,絞盡腦汁、費盡心思。

這一股在中國電視新聞界乃至主流媒體中刮起的低俗之風,是起始于2003年。當年,廣電總局重提“制播分離”,沉寂幾年的民營電視制作公司又迎來了紅火局面。而民營公司主打的是娛樂節目,一時間,“泛娛樂化”的趨勢盛行于中國的電視熒屏。為提高收視率,吸引觀眾眼球,求刺激、挖隱私、揭內幕、搞怪相,甚至奇裝異服、惡搞整人、丑聞丑態、暴露鏡頭、言語粗俗或故作嗲媚、打擦邊球、葷段子、曖昧言詞………。真是應有盡有,層出不窮。

三、通俗VS低俗:難以把握的一字之差

用彌爾頓的話來概括,通俗文化是“一次性的、廉價的、大批生產的、年輕的、詼諧的、色情的、機智而有魅力的”。

電視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被高雅人士稱之為通俗媒介。電視文化與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娛樂文化、消遣文化以及快餐文化等關系密切。同時,電視聲畫結合、形象直觀等優勢,成為最佳的家庭媒介。

電視的俗,無可厚非。這個俗,是通俗,而不是低俗、媚俗、庸俗,更不是惡俗。但問題是,在電視實踐中,只有一字之差的通俗與低俗,卻很難說有多么涇渭分明的界限。在不同的語境中,不同的主體對低俗的界定并不一致,甚至會出現較大差異。因為節目是高雅還是低俗,本身就是不同觀眾的主觀感覺,包含了許多直覺的、模糊的以及不斷變化的特征,甚至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

四、收視率的至尊地位

目前,中國電視臺的贏利模式主要是廣告收入,而廣告收入的多少,或者說吸引廣告投放的最重要的依據,正是收視率的高低,收視率因此被稱為電視媒介的交易貨幣。2002年中央電視臺開始實行節目末尾淘汰制度,而這一制度的核心評估指標正是收視率。央視的改革,帶動著全國各地方臺的同步跟進,演化了一出慘烈的收視率大戰。

很長時間以來,收視率都是一個悖論。當電視臺擺脫了輸氧的狀態而走向市場之后,贏利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整個機構除政治宣傳任務之外的運作中心。在這一過程中,電視臺不得不向廣告商出具每檔節目的收視報表,并透過廣告商的臉色,判斷哪個節目將得到勛章,而哪個節目趁早消失。這種壓力通過管道向下傳送,中心主任,制片人,編導,記者乃至后勤人員,都不得不承受這種數字化生存的壓力。當這種壓力持續而猛烈地驅動時,整個電視界也在悄然變臉。

五、“叫座”比“叫好”更受重視

新聞娛樂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產生的現象。有學者指出,新聞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受收視率的驅動,判斷新聞重要性的標準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認為,雖然新聞娛樂化現象日趨普遍,但不可能成為媒介的本質和主流;根據人類獲知信息的本性和生存發展的現實需要,硬新聞等有關決策的知識信息仍將是社會信息需求的主體;人們從硬新聞中更能獲取權威的信息。當前,娛樂化新聞的熱銷,也和受眾心理變化有關,因為轉型期受眾心理出現了本位意識的趨利性、自主心理的務實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等趨向。

媒體經濟從某一方面說,其實就是注意力、眼球經濟。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大眾傳播的娛樂功能被壓抑,媒介強調的是單純的宣傳教化。改革開放后,尤其在今天媒體的角色定位有了重大轉變,既是信息傳播著又是娛樂提供者。近幾年各級媒體機構通過資源整合紛紛重組,日益朝著專業化、集團化、國際化、跨媒體的運營方式發展,各大傳媒集團如雨后春筍。并有一部分開始上市,或是吸引外資投入,中國傳媒業正在向市場化轉型。在傳媒市場化產業化的運作過程中,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經常發生激烈的沖突,融入了商業邏輯后的媒體對利潤的追求轉變為對收視率的追求,娛樂無疑就是為了吸引更多觀眾的注意力。在此基礎上就催生了電視新聞的娛樂化。娛樂元素的滲透乃至彰顯是新聞節目適應大眾娛樂的內在結果,也是發揮娛樂功能的外在表現。

故而媒體把受眾視為傳媒產物的消費者,盡可能地挖掘新聞背后的娛樂元素,尋求賣點,以滿足觀眾的獵奇、消遣和尋求刺激的心理。如在報道嚴肅的反貪警示案件過程中,熱衷于挖掘貪官及其情婦的故事。報道一些大牌明星過程中則樂道于他有幾個私生子等等。

六、心靈合奏曲

2003年以來,黨中央強調新聞事業要“三貼近”,其中最重要的是貼近群眾。電視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拉近與群眾的距離,使電視成為人們群眾喜愛的媒體,極大地豐富了廣大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

現代中國電視業經歷了新聞紀錄片時代以及的思想亂潮,不同于傳媒業已臻成熟的西方國家。西方傳媒已明確劃分為三六九等,其目標受眾和銷售市場相當明確,并且根據社會階層的分級找到了自己合理的定位。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中國社會受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整體素質的改善,受眾自我意識逐漸覺醒以及受眾本位思想的回歸,越來越多的受眾渴望精神層面的平等交流,而非單純的宣傳說教。因此一些輕松愉快的娛樂性節目更容易被受眾接受,也更容易引起受眾共鳴。

此外當代社會的生活節奏不斷加速,人們普遍處于壓力強大、競爭激烈的狀態之下,在高頻運轉當中,壓力和競爭很容易讓人疲憊。電視節目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娛樂消遣,電視傳播抹去凝重感、強化娛樂性,迎合了受眾尋求輕松娛樂的心理,滿足了人們放松情緒、宣泄情感的心理需求。更能激起受眾的興致,從而成為他們的感情寄托。甚至媒體人也出于所謂社會穩定性的考慮,認為媒體娛樂功能的放大不僅風險最小,還起到了為社會減壓的作用。

然而,作為廣大人們接觸最多的媒介-電視,它的通俗文化、娛樂文化、消遣文化、快餐文化,在長期影響著人們。潛移默化,導致審美情趣和思辨能力的降低。從而形成認知危機。更重要的是,扭曲了價值觀,性格傾向于享樂和消費的類型。長而久之,漸漸地開始無法辨別現實社會中的真實,以及由電視所形成的擬態環境,更有甚者直接將二者等同。波茨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寫道:“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的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成了幼稚的嬰兒用語……總而言之,如果人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視一切公共事務為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正如中央電視臺孫玉勝所言:“收視率成為調控頻道和欄目編輯的指揮棒,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既定標準”。“收視率就是標準”,其實就是在尊重市場,尊重觀眾的選擇。

七、驟見寒冬

2003年后,由于電視低俗化日趨泛濫,并逐漸成為一個行業上下普遍關注的問題,一些官員和學者開始將電視低俗化傾向與收視率聯系在一起,收視率更多地被視為電視低俗之風或節目質量、品位下降的元兇而遭到猛烈地批判。

2005年7月19日,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在北京梅地亞中心舉行“珍愛受眾信任,樹立健康形象”主題座談會。會議全國電視界發出了倡議書,號召抵制文藝娛樂節目主持人低俗之風,并達成“片面追求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的共識。崔永元與時統宇批評當時正紅遍全國的《超級女聲》很“惡俗”,并建議降低這類惡俗節目的播出量,而在黃金時間增加新聞、社教類節目的播出,來解決節目低俗化問題。

2007年6月14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王太華發表講話《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責任感抓緊抓好抵制低俗之風工作》。同年8月15日,廣電總局下發通報批評重慶電視臺舉辦播出的《第一次心動》,之后,《美麗新約》、《紅問號》等相繼被叫停。

上海東方衛視的《東方夜譚》開播不久也被喊停,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在新聞娛樂化的浪潮中偏離了新聞節目的軌道,沖出了新聞的底線而去一味追求娛樂,經常選取一些國際政治經濟新聞作為娛樂的對象,忽略了新聞事件的發展報道。甚至主持人在節目直播過程之中上演一些低俗的舉動,而目的僅僅是為了吸引觀眾注意力。因此播出不久即被觀眾所遺棄。

八、捍衛民族文化,讓新聞走得更遠

2007年5月17日,在全國電視臺臺長論壇上,重慶廣電總臺臺長李曉楓在發言中強調,除了用行政管理的辦法針對階段性的低俗化節目采取限制、限播的措施,以及加強行業自律之外,消除惡性競爭、深化廣電體制改革、調整收視樣本、改革財政體制、消除競爭的商業動機、實行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并軌并行體制的舉措,乃是對中國當代電視低俗化標本兼治的有效辦法。

中央電視臺原臺長趙化勇在2006年初為《電視研究》撰寫的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了“綠色收視率”的概念。他闡述“綠色收視率”就是努力提高收視率和收視份額,確保國家主流媒體對觀眾的影響力和對輿論的引導力,有效體現節目的思想性和導向性。同時,又要杜絕媚俗和迎合,堅守品位,抵制低俗,實現收視率的科學、健康、協調、可持續增長,增強中央電視臺的權威性、公信力和品牌價值。在新時期搞好電視宣傳,實施頻道品牌化戰略。

廣電總局領導王太華、胡占凡強調兩句話:其一,必須抓收視率,必須重視收視率,節目沒有收視率,也就談不上發揮輿論引導等作用;其二,不能唯收視率論,不能收視率壓倒一切。這高度概括的兩句話,可謂高屋建瓴地對收視率論爭做出了正確的定論,具有充分的現實針對性。

區分商業頻道與公共頻道,根據商業性和公益性的不同實行分營分治,對公共頻道不再將收視率作為考核指標,或者不作為主要考核指標。這樣收視率的重要性會自然降低,電視人自然會隨著新的評價體系而調整自己的制作策略,修正自己的努力方向。

九、媒體在傳播主流價值觀中的責任

在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多元化是正常現象。社會進步離不開主流價值觀的引導和支撐。傳播有利于社會發展、國家進步的價值觀,是新聞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新晨

正在和平發展中的中國,需要進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價值觀來引領全民的精神境界,從而不斷提升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發展水平。即倡導向上、向善、求真、求美的主流價值觀。

1975年社會學家賴特在《大眾傳播的社會學觀點》一文中提出了新聞媒介的第四大功能,即娛樂功能,作為對拉斯韋爾媒介功能說的補充。媒介產業的娛樂屬性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有其深刻的心理學根源。在弗洛伊德看來,追求快樂是人的本能,人們習慣于在幻想中去求得精神的滿足,而不愿意依靠理性去辨別真理。

有學者評價“我們已經變成好萊塢了,我們已經屈從于新聞的好萊塢化——因為我們擔心不是這樣。我們化重要為瑣碎……我們將最好的時段給了閑言碎語和奇聞。”德國不來梅電臺的電視總編米歇爾•蓋耶爾也說:“我們所做的,就是不使“今日新聞”被那些領導新聞娛樂化的人引入歧途。他們說那樣可以使新聞更有趣一些,但這種做法最終與那種獻媚取寵的新聞活動并無多大區別。”

電視媒體在設定公共議程、引導社會輿論上擁有著巨大的權力,這意味著電視媒體應該更加持重審慎,有意識地把主流價值觀滲透并體現在各檔節目中。如《大家》把目光鎖定在一群功勛卓著卻默默無聞的學者專家身上,彰顯浩然正氣。

參考文獻:

[1]光明日報.2006.

[2]陳新,唐順榮.專訪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中國廣播影視,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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