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體育賽事的轉播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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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對轉播權的法律屬性的認識，現行的較為普遍的說法是“企業權利說”。這種說法的基本內容是：賽事是由賽事組織者負責實現的。它首先是一個歸屬于企業組織的經濟活動，因此必須以企業組織的相關準則來進行規范。在實現賽事的過程中，企業組織承擔了經濟上的風險，也必然要求合理的經濟回報。所以，任何第三方都不能因為自己的行為而損害企業組織的這一經濟權利。此前，賽事轉播權僅僅是一個依附于其他權利的一般性民事權利，沒有從法理上對轉播權的有效性進行說明，但是“企業權利說”提出之后，基本上確認了轉播權的產權屬性，認定它就是一項企業的無形資產。這種說法目前基本上被多數國家所認可。

目前，國內學者更多地傾向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來明確體育組織的轉播權權屬，規范體育組織的轉播權利。但是，《著作權法》在目前并不適用于體育賽事轉播權。

首先，根據《著作權法》第三條對作品的限制性規定，該法所限定為作品的，包括以文字、口述、美術、音樂、攝影、電影、工程設計和計算機軟件等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其中，并沒有對體育賽事進行規定。雖然該條第九款規定了作品還可以包括“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2]，為轉播權進入《著作權法》限定的作品系列提供了可能，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對作品又做出了進一步的限制性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盵3]從這個法律限定來說，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必須包含三個不可或缺的要件：（1）屬于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2）具有獨創性，獨創性表明該作品是作者獨立創作完成，并不依賴對已有作品的復制或者抄襲；（3）具有可復制性，這種復制性保證了作品可以廣泛地和便捷地傳播。在這些要件中，有關體育賽事是否滿足獨創性要求的問題尚存在爭論，但是體育賽事無法復制卻是基本被一致認可的。

其次，由于《著作權法》沒有對電視轉播權做出明確規定，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應該適用《著作權法》的鄰接權來保護。這實際上是混淆了轉播權的基本概念。因為鄰接權保護的主體是電視節目的制作機構而非體育組織，其客體是電視機構制作的電視節目而非電視轉播所針對的體育賽事。它所保護的是電視工作者在轉播體育賽事這個智力活動中所獲得的智力產品，也就是賽事轉播的音頻和視頻作品。該類作品屬于《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提及的作品范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3]這與賽事組織機構所擁有的轉播權完全不是同一對象。也有學者根據《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國際公約》（即《羅馬公約》）規定將運動員作為表演藝術家，將運動員從事的賽事作為藝術性的表演，認為其天然享有著作權和著作權保護。如藝術體操、體操、花樣游泳等藝術性較強的項目雖與舞蹈等藝術形式大體接近，但體育賽事不具備表演的可復制性，因此也不是一種藝術表演。有人也利用藝術表演的鄰接權來解釋轉播權。但是這里的鄰接權同樣涉及的是藝術表演的音像等類型的作品，而非藝術表演本身。不過，《羅馬公約》第九條規定：“任何締約國均可以根據國內法律和規章，將本公約提供的保護擴大到不是表演文學或者藝術的藝人?！边@樣，只要國內有相關法規做出明確規定，表演者的范圍就可以擴大到非藝術類的表演者，如運動員，運動員的活動也就可以視為表演，可用表演者權來規范。但這還需要國內法律做出相關的制度安排。

美國1972年頒布的《版權法》也被人廣泛用于解釋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基礎。該法明確規定職業體育聯盟的節目可以享受聯邦政府的版權保護。有人據此認為這等于聯邦政府承認了賽事轉播權的合法性。這種認識的錯誤在于它混淆了轉播權的具體內涵。實際上，美國《版權法》中所涉及的“轉播權”概念，指的是轉播作品，也就是電視機構對一個賽事轉播之后所獲得的音、視頻作品，而不是指體育組織所擁有的電視轉播權。有人認為轉播權是一種商品化權，是隨著體育活動的商品化而出現的一種新型權利。它以財產權為主要內容，既無法完全納入傳統的知識產權的范圍，僅僅通過民法的人身權來保護也顯得有很大局限[4]。這種說法有些似是而非，因為轉播權似乎更應該是某種權利的新內容，而不是一種新型權利。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轉播權適用“廣義的合同權”的解釋，認為“賽事轉播權的權利主體一般不是法定的，而是根據協議或者章程的規定約定的。權利主體的不確定性也就決定了其具有合同權利的性質……另外，體育轉播權的權利一般也是通過合同的方式確定的?！盵5]一般民事權利中的合同權利受廣泛的保護，其涉及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因此，稱轉播權為一種合同權，似乎等于什么都沒有說。

總之，目前為止，有關體育組織的“電視轉播權”的法律屬性，國內學者還存在著大量的爭論，無法達成較為一致的看法。而短時期內國外也無法提供明確的借鑒。這都為確定我國體育組織的電視轉播權的法律屬性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不過，任何法律制定的前后都存在著各種爭議，這是不可避免的。對于國內體育主管部門來說，確定一個能夠較好地保護轉播權的方案，留置理論爭議，盡早出臺明確的法律規定，先行實現轉播權的法律保護，應該是較為主動的選擇。

將體育賽事轉播納入《著作權法》中進行規范存在上列諸多無法克服的問題，爭議較大，短時期內難以達成共識，立法過程中必然面臨較多的困難。而且，如果將轉播權納入《著作權法》進行調節，不能凸顯賽事轉播權的資產屬性，還容易將賽事本身與賽事轉播作品混淆，總體上看，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較為便捷和合理的路徑是：將財產權保護作為根本立法依據，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以下簡稱《體育法》）的修訂，將賽事轉播權納入《體育法》的立法保護范圍，對體育賽事電視轉播的財產屬性進行明確規定。將體育賽事看作一般民法意義上的財產權利，即體育賽事是一種娛樂產品，賽事組織者享有獨有的和排他的轉播權，可以任其獨立和自主地選擇處置方式，包括轉讓、贈予、折價入股等等形式。任何音頻、視頻轉播機構如需獲得該項權利，都必須與賽事組織者協商，獲得組織者的同意，具體轉讓方式由賽事組織與轉播機構妥議。由于轉播權是一種財產權，因此，在轉播權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就應該以其他相應的經濟法而不是《著作權法》進行規范。事實上，《奧林匹克憲章》也是以財產權為基點闡明國際奧委會擁有電視轉播的獨家專屬權利。2007年版《奧林匹克憲章》第一章第七條規定：“奧林匹克運動是國際奧委會的專屬財產，國際奧運會擁有與之相關的全部權利，特別地、不加限制地涉及該運動會的組織、開發、轉播、錄制、重播、復制、獲取或者散發的全部權利，無論是以現存的以及將來出現的何種方式與何種辦法和技術手段?！盵6]這里的表述中，強調的也是“專屬財產權”的概念。將轉播權納入《體育法》而不是《著作權法》的適用范圍還有一個現實的考慮在于：由于《著作權法》涉及范圍較廣，啟動修訂程序較為復雜，一時很難實現。即使啟動該程序，體育主管部門也很難參與其中，因此將轉播權寫入其中的難度較大。而由體育主管部門啟動《體育法》的修訂程序，相對較為便捷。在《體育法》的立法修訂程序中能夠保證體育主管部門的參與，其立法意見在立法過程中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確立了轉播權的財產屬性、將其納入《體育法》的適用范圍還只是完成了立法的第一步?！扼w育法》對轉播權只能進行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并不能全部解決轉播權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因此，體育主管部門還應該在《體育法》的基本原則框架之下出臺一系列部門行政法規或者規章，制定相關實施細則，對轉播權實現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出更為清晰的規范。從立法程序上說，這些部門法規屬于行政立法中的執行立法，一般情形上無須得到立法機構的委托，只需事后備案即可。因此體育主管部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相對較好掌控。

轉播權實現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轉播權的無形資產的認定以及認定方式等問題?，F實的情況是：在傳統的無形資產理論和無形資產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只有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商譽等內容，并未包含轉播權這一概念。不過，無形資產的概念內涵是動態衍生的。隨著社會發展，現有的無形資產已經涵蓋到設計權、租賃權、具有權益關系的協議、市場地位、工藝配方、電子計算機軟件等等方面。事實上，轉播權幾乎滿足了傳統的無形資產理論中對無形資產的全部要求和基本要件，因此自當受到經濟法有關無形資產的的相關法律條文的保護和調節，所以，完全可以通過相關的行政法規的安排，明確認定轉播權的無形資產屬性，在實際操作中對轉播的無形資產的價值認定、作價方式、價值實現方式等作出明確規定。

轉播權實現過程中的反壟斷與反壟斷豁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賽事轉播權的集中銷售、排他性銷售、分銷的限定、播出的限定等等情形是電視轉播權銷售中常見的操作辦法，但是，這些辦法非常容易觸發反壟斷法。雖然我國反壟斷法目前尚不夠完善，但是其基本原則性框架還是較為明晰的，利用這些原則性框架實施反壟斷處罰也較為便捷。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三條有關“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等原則；第八條有關“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規定；第十六條有關“行業協會不得組織本行業的經營者從事本章禁止的壟斷行為”等規定，都是對行業管理者實施反壟斷處罰的法律依據[7]。國內各職業體育管理組織身負雙重身份，一個是國家授權的各類體育活動的管理部門，另一個是職業賽事的市場運營機構。這些職能使它能夠獨占市場，也很容易由于行業內部管理的原因而推出一些帶有限制性的、具有壟斷色彩的內部措施，因此非常容易觸發反壟斷法。由于職業賽事的市場化運作原則，今后，無論是職業體育組織外部或者內部，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有關壟斷問題的爭議。比如，在電視轉播權的轉讓過程中，對各俱樂部實施轉播權轉讓限制、轉播權收歸賽事最高機構統一管理、主場客場轉播的區別處理等等。目前，相關爭議尚未出現或者并不明顯，一個是由于國內體育賽事管理體制的原因，另一個是由于各職業賽事的轉播權收益太小。如果管理體制發生變化，各職業賽事的市場影響日益擴大，這種爭議必將不斷出現。比如曾經是職業化標桿的足球甲級聯賽以及超級聯賽，其轉播權轉讓和分配方式，在外部，央視等電視媒體就曾表示不滿；內部，也受到一些俱樂部的質疑。今后，轉播權轉讓必將出現更多的渠道和更多的方式。各俱樂部與各渠道的自主設計和簽訂轉播協議、職業聯盟捆綁銷售、集中銷售、獨家授權以及對俱樂部的銷售限制等等情況都將會陸續出現。如果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變化，各職業聯盟的商業屬性更加強化，各種形式的反壟斷訴訟也就在所難免。

解決反壟斷限制的最好辦法是設計反壟斷豁免機制。由于體育行業的特性，因此反壟斷法在體育領域的適用與其他領域有很大不同，這為反壟斷豁免帶來了可能。歐盟和美國都有針對職業體育組織的反壟斷豁免的法律制度。如，1961年美國的《電視轉播法》等。各職業聯盟可以集中出售比賽電視轉播權而不受反壟斷限制，這對職業體育聯盟的成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集中出售并分享轉播權不會導致聯盟內部各俱樂部之間不必要的惡性競爭，還可以更好地對電視媒體開價。

在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涉及反壟斷豁免的相關規定很少，其中基本沒有適用于國內職業體育組織的條款。這就需要體育管理機構內部先行做出制度安排，為今后的國內職業體育的反壟斷豁免奠定基礎，也避免職業體育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發展之后在內部出現一些不必要的爭議甚至訴訟。（本文作者：瞿巍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