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勞資矛盾發展的影響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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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化孕育大量勞資矛盾

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進程的推進，我國將有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當中的絕大部分將被吸納進迅猛發展的私營企業。因為私營企業已經成為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就業領域之一。截止2011年底，全國實有私營企業967．7萬戶(含分支機構)，從業人員10353．6萬人，其中投資者人數1985．7萬人。其中城鎮私營企業吸納就業人員6912萬人，占城鎮就業人數的19．25%，比國有單位還高(18．67%)［8］。私營企業戶數越多，就業人員越多，勞資關系所覆蓋的社會成員就越多，勞資矛盾的涉及面也就越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的私營企業規模較小，包括投資者和雇工在內，平均每個私營企業僅有11個人就業(2011年底)。私營企業規模過小，就意味著其經濟實力有限，那么利潤侵蝕工資的沖動性更加強烈;另一方面企業規模過小不利于勞資關系的管理，導致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工會組建受阻、集體談判形式化等一系列問題。

二、制度缺失與公權越位助長勞資矛盾

1．勞動關系處于規則真空狀態

改革以來，我國的勞動法規在調整勞動關系，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現有的規則還規范、協調和約制日益緊張的勞動關系。在勞動立法方面，規則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現行的《勞動法》只是勞動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其中大量的規定是粗線條的、原則性的，可操作性比較差勞動法規不完善。有一些重要的單行法還未出臺，如《工資法》、《集體合同法》、《勞動保護法》、《職業技術開發法》、《勞動監察法》等等，完整的勞動法律體系遠未形成［9］。其二，勞動立法的價值理念存在偏差。勞動立法的目的在于使資方在注重經濟效益的同時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在保護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同時刺激其勞動積極性。然而當前我國的勞動立法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還不夠，對資方侵害勞動者合法利益的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還有待加強。其三，勞動法規的貫徹執行也有待改進。現有的勞動法規中缺乏必要的懲罰性規定，除對四種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罰之外，對其他違反勞動法規的侵權行為沒有明確的制裁措施。在勞資關系調解機制方面，三方協商機制和集體談判制度都還未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一，三方協商機制中政府、雇主組織和工會組織的都存在角色定位的問題:首先，政府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一方面要推動經濟發展甚至直接經營企業，另一方面又要管理社會。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指標引導下，一些地方政府很難在三方協商中不偏袒資方。其次，代表企業利益參與三方協商的中國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其背景更多的是國有企業，而且其主要負責人多為實際已經退休的政府官員，政府色彩過于濃厚，所以難以代表在中國經濟生活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非公有制企業”［10］。最后，本來應當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在組織上卻作為黨政機構的附屬組織和企業的附屬組織而存在，缺乏獨立性，無法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參與三方協商。其二，集體談判制度缺乏談判機制。集體談判是指為了訂立集體合同，工人組織與雇主組織就工人的勞動條件、勞動標準以及勞動關系等方面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行為，其核心和靈魂是集體談判的機制和過程。然而我國集體談判制度的引入是地方黨政部門主導的產物，而非對下層主動權的回應，是一個官僚化的過程［11］。談判雙方的組織獨立性和代表性不強，集體談判缺乏來自群眾利益需求的推動。這就導致了談判過程缺乏國外集體談判所具有的團結權基礎和和其與生俱來的強硬態度。

2．一些地方政府資本偏好加劇勞資失衡

自由放任的勞資政策使得西方國家的勞資矛盾異常尖銳、勞工運動高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介入勞資關系，通過勞動政策改善“強資本、弱勞動”的勞動關系格局。而在我國，為了吸引資本，政府創造了各種對資本有利的優惠條件，如低廉的勞動力、寬松的環境執法和勞動監察等等。在勞動力過剩而資本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采取扶植資本的政策來發展經濟、提高就業率，這種策略選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勞資關系格局中，政府倚重資本會加重勞資失衡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扭曲、抵消勞動法規的實施效力，不僅不利于勞資矛盾的化解，而且會引發新的勞資矛盾，甚至會引發工人對政府的不滿。此外，這種政策也造成當前勞動政策滯后、勞動保護力度不夠的問題，勞資關系因制度缺失或者制度不公而明顯失調。雖然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勞動法規，政府加強了對勞動者的保護。但一些地方政府對資本的偏好還在繼續，并且難以在短期內從根本上有所改觀。

三、強勢雇主往往缺乏法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上世紀20年代，為解決資本擴張所導致的兩極分化、貧困普遍化、勞資沖突和勞工運動等社會問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被提了出來。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勞資沖突逐漸成為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各國又于上世紀80年代重新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并形成“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由人權組織、消費者團體、勞工組織和環保組織等一些非政府組織發起的“企業生產守則運動”是一種最主要的操作形式，它要求企業以國際勞動標準為依據來制定并執行工資、勞動時間、安全衛生等勞工標準。這些社會責任標準逐漸成為一種通行的游戲規則，各企業只有遵循這些規則，才能成為游戲伙伴。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質是將相關者的利益要求融入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管理中，其中，企業的員工是最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企業的勞資關系。隨著我國企業逐漸完成原始的資本積累、企業規模擴大、企業層次不斷提升并走向世界，企業的社會責任也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企業才剛剛走出資本原始階段，經濟效益仍是企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標，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強。有學者對中國100強系列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責任管理、市場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的持續研究表明，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整體水平較低。以2011年為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整體水平低下，平均僅19．7分(總分100分)，其中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31．7分)高于民營企業(13．3分)和外資企業(12．6分);除市場責任指數為22．1分外，其他三個領域責任指數均不足20分，處于旁觀水平［12］。

四、弱勢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增強

與資方處于強勢而又往往缺乏法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相對應的是，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進一步增強，他們對雇主的侵權行為不再忍氣吞聲，這就大大增加了雇傭勞動者與雇主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一方面，勞動者的維權意識逐漸增強。市場經濟的發展滿足了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為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市場經濟也打破了前市場經濟環境中的人身依附關系，塑造了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使自由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契約意識、規則意識、法律意識深入人心。隨著工人維權意識逐漸覺醒，如果雇主依然無所顧忌地侵害工人的勞動權益甚至人身權益，那么將會招致工人更廣泛、更持久的不滿和反抗。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成為新的抗爭力量。“背井離鄉”的外出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以及社會文化上脫離了農村，但他們又無法輕易地融入城市。在失去農村的土地保障而又無法享受城市社會保障的情況下，特別是勞動關系緊張時，他們實現理想的手段極為有限。此外，他們在城市生活的時間比較長，經常會將自身與城市的同齡人作對比，這使得他們可能具有更強烈的被剝奪感和不公正感。此外，女性勞動者也將成為新的維權主體。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勞動關系格局中，與男性勞工相比，女性工人顯得更加貧弱。她們除了與男性勞動力一同遭受克扣和拖欠工資、加班、缺乏勞動保護、被辭退等不公正待遇之外，還要忍受就業中的性別歧視、更低的工資、生育保險缺失、性騷擾等侵權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作為女性的打工主體，她們的社會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13］。隨著女權意識的覺醒，女權運動的開展，女性將逐漸成為勞動維權的重要力量。

綜上所述，未來一段時期，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勞資關系的覆蓋面會越來越廣，而勞資關系所涉及的三方(資方、勞方和政府)當中，政府對資本的偏好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且其制度供給不足使得勞資關系缺乏必要的規制;強勢的雇主往往缺乏法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處于弱勢地位的雇傭勞動者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逐漸增強。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勞資矛盾的風險性還將逐漸升高。（本文作者：彭紅波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