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資產減值盈余管理的模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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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現行會計準則在上市公司已經實施了六個會計年度，究竟現行會計準則是否在遏制企業盈余管理方面達到了其預期的目的以及是否減少了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性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綜述

自20世紀80年代初盈余管理在西方會計界提出以來，盈余管理就一直倍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Zucca和Campel（l1992）研究了1978年至1983年之間67家公司的77次減值，研究結果表明資產減值成為了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Hflin和Warfield（1997）研究了1985年至1991年之間宣告資產減值的588家公司并與配比的同行公司進行比較，研究表明公司為了粉飾利潤存在遞延資產減值的行為。Teoh，Wong＆Rao（1998）檢驗了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發行前后的折舊和壞賬準備政策，發現與非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公司相比，這些公司存在發行股票及以后年度通過折舊和壞賬政策調整盈余的傾向。Mcnichds（1988）、Wilson（1988）研究發現，當企業瀕臨虧損或者利潤較高時，管理當局存在通過資產減值平滑利潤的現象。西方學者對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采用估計操縱性應計利潤來檢驗選定樣本在統計意義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國內外普遍采用的度量盈余管理的模型都旨在從總應計利潤中分離出可操縱應計利潤來實現對盈余管理行為的檢測。1991年Jones基于（Healy1985）及（DeAngelo1986））的模型，把總應計利潤分為操縱性的和非操縱性的兩種，并提出了時間序列模型即Jones模型，偵測盈余管理的現象。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在Jones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修正Jones模型。陸建橋（1999）綜合研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擴展瓊斯模型，此模型經檢驗是檢測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效果較為顯著的模型。本文研究盈余管理測算可操縱應計利潤所采用的就是擴展Jones模型。

（二）國內文獻綜述

我國對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較晚。早期絕大部分文獻主要集中于研究盈余管理產生的動因、常用手段以及如何有效防治，直到1999年陸建橋在其發表的《中國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第一次對盈余管理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研究他發現虧損上市公司存在操縱應計利潤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廖理（2004）對國內外學者測算盈余管理行為的方法以及盈余管理的經濟后果進行了總結。并指出Jones模型對可操縱應計利潤的計算效果較為顯著。歐陽令南（2008）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與資產減值的關系方面進行了實證考察研究。他認為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雖與企業進行盈余管理顯著相關，但是其作用很小。此外，自現行會計準則頒布實施以來，我國學者在資產減值準備與盈余管理問題方面的實證研究較少。現行資產減值會計準則的有些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形成實質性差異，且已經在上市公司實施，所以研究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準備項目進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以實證數據論證現行資產減值會計準則能否制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現行的會計準則對資產減值準備的沖回做了嚴格的規定。按照現行會計準則，存貨跌價準備、固定資產跌價準備、在建工程跌價準備和無形資產跌價準備在計提后不能沖回，只能在處置相關資產后，再進行會計處理,利用這些資產減值準備項目調節利潤的空間將大大縮小，上述的限制性規定將對上市公司的利潤操縱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現行會計準則對應收賬款、長期投資、短期投資和委托貸款的減值準備項目未做規定，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利用這些減值準備項目操縱利潤。此外，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后借款費用資本化范圍的擴大、公允價值運用范圍的拓展、資產減值中會計選擇與職業判斷的增多、研發支出的非完全費用化處理，客觀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間。鑒于以上，本文提出假設：H1：現行會計準則頒布實施前與后，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現象，并且現行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較之前有所增加H2：現行會計準則（資產減值）頒布實施后，資產減值對盈余管理的影響降低。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擇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布的中國證監會（CSRC）行業股票列表中486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考慮到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后其預期效果的顯現可能滯后以及上市公司借助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是在幾個會計年度進行的，所以本文選擇2002—2011年10年期間數據完整的152家公司為樣本，并且采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三）模型建立與變量定義

1.盈余管理模型與變量定義目前，在眾多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西方國家較常用的一種方法就是總應計利潤法。該法通過分析總應計利潤中的可操縱部分來檢測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為了消除不同上市公司經濟實力與規模的差異對測算結果的影響，本文以操縱性應計利潤與年初資產總額的百分比作為衡量盈余管理的尺度。采用陸建橋（1999）的擴展Jones模型測算企業的操縱性應計利潤（DAcc）。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對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關系模型中涉及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一，資產減值特征變量。觀察2002—2011年這10年上市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變化。從表4可以看出，總體上，準則變化后的資產減值計提比例小于準則變化前的資產減值計提比例。2002、2005、2006、2010年計提資產減值的比例為負數，說明資產減值轉回的數值大于計提的數值。現行會計準則禁止轉回部分資產減值，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比例縮小了，一方面說明我國普遍存在虛提資產減值以操縱利潤的現象，現行會計準則對資產減值更明確的計提標準及披露要求使企業計提資產減值更加謹慎，縮小了企業虛增資產的空間，使企業的財務信息更加透明；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與2008年宏觀經濟形勢給大多數企業造成了負面影響，并且現行會計準則的實施使得企業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受到限制，使得企業不得不放棄通過過度計提資產減值降低本年利潤，減少以后年度資產減值的選擇。第二，盈余管理的金額（EM）。從表5可以看出，準則變化前EM為0.0627，準則變化后EM為0.1053，準則變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縱利潤的值明顯高于準則變化前，說明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強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設1。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后，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比例縮小而盈余管理強度卻有所增加。從而可以得出，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的內容、方式、目的上較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前有所改變，并且盈余管理的強度有所增加。

（二）回歸分析

為了準確考察現行會計準則實施前后資產減值對盈余管理影響的變化，本文對加入控制變量的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的關系模型運用SPSS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可以看出，準則變化前與準則變化后樣本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比例與盈余管理金額的變化都呈現正相關，說明公司管理層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仍繼續存在，并且準則變化前的回歸系數為0.089顯著大于準則變化后的回歸系數0.057。說明資產減值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程度準則變化前比準則變化后大，支持了假設2。以上結果進一步說明，現行會計準則縮小了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有所改變，利用其他可操縱因素調節利潤的強度有所增加。五、結論本文通過對2002—2011年我國滬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金額（EM）的測算以及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關系的回歸分析發現，從盈余管理金額（EM）的測算結果來看，準則變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縱利潤的值高于準則變化前，說明上市公司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并且其強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設1。從資產減值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看，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調整盈余、財務指標的可能性減少。現行會計準則對部分資產減值計提標準及計提后不可轉回的規定，縮小了企業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使資產減值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程度降低，支持了假設2。現行會計準則對企業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行為的制約，提高了企業所提供的財務信息的透明度。

由此可見，現行會計準則的出臺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封住了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渠道”。但是作為一個生產會計信息的技術規范，會計準則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企業的盈余管理。再者，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同會計準則的相互博弈會愈演愈烈，盈余管理手段也會越發難以識別。因此，客觀上要求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僅要向國際準則靠攏，更要求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控制性，以達到資源合理化配置的最終目的。同時，在準則執行環節，應提高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操守，在選擇會計方法時盡可能真實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在準則執行的監督環節，應增強外部監管者的職業判斷能力，能準確判斷公司計提減值的動機，并對其盈余管理行為起到制約作用。

本文的局限在于所采用的Jones模型雖然是學術界進行盈余管理研究普遍采用的模型，但是它并沒有將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完全體現。另外，盈余管理的產生除了有資產減值的作用外，還有其他誘因。因此，對盈余管理的研究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考慮。（本文作者：周慶巖、張建平單位：太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太原理工大學現代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