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下公共領域的隱私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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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舊隱私問題之比較

與傳統的隱私問題相比較，因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而引起的新型信息隱私問題主要表現出兩個方面的不同。首先，傳統的隱私問題主要涉及私密的、敏感的、非公開的個人信息，而新的隱私問題則主要涉及共享的、原本不敏感的、公開的個人信息。在2005年發表于《國際信息倫理評論》的一篇論文中，HermanT.Tavani區分了非公開的個人信息（Non-PublicPersonalinformation，縮寫為NPI）與公開的個人信息（PublicPersonalInformation，縮寫為PPI）。他說：“NPI可以被看作是基本上具有隱秘性質或私下性質的個人信息。它可以包括個人金融方面和醫療史方面的信息。PPI也可以被認為是具有私人性的信息，它在一個重要方面不同于NPI。PPI一般被認為是既非私下又非隱秘的個人信息。例如，關于某個體在何處工作或上學的信息，以及他擁有何種汽車的信息，可以看作是這個意義上的個人信息，這是某個體作為一個特定個人的信息”。NPI因為要么是敏感的要么是私密的或兼具二者，而受到政策和法律的常規保護。但在信息技術背景下，許多隱私分析人士憂慮的是PPI在網上被收集和交換的方式，因為這類個人信息一般不享有給予NPI的那種隱私保護。2008年，JulieE.Cohen也以類似的方式對非公開的個人信息與公開的個人信息進行了比較：“非公開的個人信息（NPI）指的是一個人的財經記錄和醫療記錄等中的敏感信息”。而公開的個人信息（PPI）則“本質上是非保密的、非私下的”個人信息。以往的法律之所以主要保護非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因為這種敏感的或私密的信息本身就屬于隱私的范圍，而公開的個人信息則因為沒有敏感的、私密的內容而不必受到法律的保護。但如前所述，在信息技術背景下，由于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大規模收集、處理、編輯和合成，會導致人們獲得個體所不愿披露的信息，因此，不得不引起人們產生新的隱私憂慮。盡管在信息技術背景下，人們仍然會擔心非公開的個人信息方面的隱私問題，但對公開的個人信息方面的隱私問題的擔憂則是前所未有的。

HermanT.Tavani指出：“直到最近，對于以電子方式收集和交換的個人信息的憂慮還主要被限制到NPI。而且，由于許多隱私提倡者擔心NPI被交換的方式，因此，已經制定了某些法律和政策來對它予以保護。現在，許多隱私提倡者擔心的是通常借助計算機技術來收集和分析PPI的方式。最近，他們指出，應給予PPI以較之以往更多的保護”。他還說：“特別與數據采集有關的隱私關切的產生，并不是由于處理（如收集和交換）像一個人的醫療、財經記錄那樣的保密的或私下的數據。相反，那樣的關切的產生，主要是由于某些過去通常認為是沒有必要予以規范保護的個人數據，被以電子方式加以處理”。如此看來，涉及PPI的隱私問題，確實是信息技術背景下獨特的或獨有的隱私問題。其次，傳統的隱私問題主要局限在私人領域，而信息技術背景下的隱私研究則主要針對發生在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問題。1890年，Warren和Brandeis發表了在隱私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隱私權》一文。該文雖然還未給出隱私權的完整定義，但卻已指出隱私權意味著“獨處的權利”。所謂“獨處”，即蘊含撤離公共領域而封閉于私人空間的意思。Warren和Bran-deis之后，西方學者對隱私問題展開了更為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后續的研究對于隱私的界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固守著將隱私定位于私人領域的傳統。DanielJ.Solove指出：“傳統上，人們是以一種二分的方式看待隱私的，將社會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如果某人處于公共場所，那么，他就不會期待隱私。……正如一個法庭所判決的那樣，出現在公共領域‘就必然放棄了法律所保護的隱私’”。一般而言，基于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二分，傳統的隱私研究傾向于將隱私問題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

然而，在信息技術背景下，人們對隱私的憂慮，則主要指向公共領域中呈現出來的隱私風險。本文第一部分所論及的信息隱私憂慮，基本上都是指的與公共領域的信息有關的問題。利用信息技術收集、處理的信息，大都是來自公共領域的信息。在信息技術得到大規模應用之前，公共領域的信息并不會構成對隱私的威脅。但在信息技術背景下，原本不會有任何隱私風險的公共領域中的個人信息，卻成為了人們隱私憂慮的主要對象。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打破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界限，公共領域的隱私問題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早在1995年，JeffreyH.Reiman在分析IVHS（IntelligentVehicleHighwaySystems,智能車輛公路系統）信息系統所可能導致的隱私風險時，就已認識到：“隱私不僅僅是由鎖上的房門和拉上的窗簾造成的，而且還源于我們可觀測的行為被跨時空散布的方式。如果我們的隱私保護致力于強化門與窗簾，那么，我們就可能忽視通過收集我們公共生活的碎片并使得它們從一點可見而威脅我們隱私的現代信息收集手段的方式”。JeffreyH.Reiman的研究，是對信息技術背景下人們對新型隱私問題的普遍憂慮的理論回應。在JeffreyH.Reiman的論述中，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與傳統隱私研究之焦點不同的公共領域隱私問題，但他顯然已經確認隱私不限于私人領域，從而實際上開啟了公共領域隱私問題研究的序幕。之后，1997年，HelenNissenbaum發表《To-wardanApproachtoPrivacyinPublic:ChallengesofInformationTechnology》一文，正式提出了公共領域的隱私問題。1998年，《法與哲學》刊發其論文《ProtectingPrivacyinanInformationAge:TheProb-lemofPrivacyinPublic》，對公共領域的隱私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且更為系統的探討。

二、公共領域信息隱私問題在當代中國的呈現及其對策

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向信息社會的轉型過程之中，在信息社會共同規律的作用下，也必然會面臨西方社會所遭遇的類似挑戰，包括隱私方面的挑戰。當代中國公共領域的隱私問題表現在社會、法律和理論三個方面：第一、隨著社會的日益信息化，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問題日漸突出。例如，學生向學校提供的個人信息、消費者向商家提供的個人信息、病人向醫療機構提供的個人信息，甚至還有公民向各類政府部門提供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電話號碼等等，這些本來可在特定范圍內共享的信息，卻被不法分子通過各種手段獲取而向原來的特定范圍之外傳播以牟利或對公民造成傷害。在2012年4月公安部組織的打擊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專項行動中，所破獲的各種案件表明這類侵害行為不僅量多面廣，而且性質惡劣、觸目驚心。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在中介、銀行、保險、航空公司等機構間，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范圍‘共享’客戶信息，已不是秘密”。這類涉及公民共享信息的隱私侵害行為所引起憤慨情緒，已不亞于對侵害公民私密信息所造成的公眾反應。第二，盡管我國法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保護傳統意義上的隱私方面有較大進展，但對公共領域信息隱私的保護還遠遠不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隱私作為法律上的利益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的保護。之后，立法機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保護隱私權的法律。在我國《刑法》、《侵權責任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一些重要的法律中，都有了保護隱私權的某些規定。然而，我國還沒有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其實，《個人信息保護法》初稿已完成多年，但因種種原因至今尚未進入立法程序。就信息隱私而言，雖然《刑法》已將泄漏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但這些規定仍比較抽象、籠統，缺乏實際操作性。第三，我國理論界還未形成完整的隱私理論，尤其是缺乏對公共領域隱私的倫理辯護。我國法律對隱私的保護，是在理論準備不足、理論基礎比較單薄的情況下，參照西方的相關立法經驗，為滿足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而逐步進行的。這種理論方面的先天不足，尤其表現在我國倫理學界至今未提出對公共領域隱私的相應辯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主流的道德理論一直是傳統的集體主義。這種集體主義對立法的影響，往往可能表現為主要強調對國家、集體的信息和利益的保護，而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則相對偏弱。至于公共領域的個人信息，按照以往的思維慣性，更是可能認為由于公共領域是集體的公共空間，因此談不上隱私問題的存在。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中，第一個問題是實然問題，即社會生活現狀中的實際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解決實然問題的主要措施和途徑問題，第三個問題則是應然問題，即改變實然、解決實然問題的理論依據和實然應走向何種理想狀態的問題。雖然第一個問題是最為基本的問題，但這一基本問題的處理和改變，有賴于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破解。因此，為了應對信息技術對公民隱私權的挑戰，我們必須同時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提升公民的隱私意識，強化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觀念。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的隱私意識明顯提高。作為個體的公民，尤其是城市公民，普遍形成了對隱私權的初步認識，在自己的生活當中，一般都會聲張合理的隱私權要求。但與西方國家的公民相比較，我國公民隱私意識的蘇醒尚處于初級階段，特別是面對信息化的新情況，我國公民在公共領域之信息隱私方面還缺乏明確的觀念，甚至有很多人（包括侵權者和被侵權者）仍然以為進入公共領域的個人信息、個人在公共領域的共享信息與隱私沒有什么關系。這樣的意識和觀念，一方面使得侵權者覺得有理由去無所顧忌地收集或肆意傳播公共領域的個人信息，另一方面則導致公民在公共領域提供個人信息時疏于防范，從而為不法分子侵犯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提供了機會。因此，只有在現有公民隱私意識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使普通公民牢固確立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觀念，才能構筑防堵公共領域信息隱私侵犯行為的思想籬笆，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發生此類行為的可能性。第二，借鑒西方學者的現有研究成果，形成公共領域信息隱私問題的分析框架及其倫理支撐。在我國，雖然法律對于公民隱私的保護有了明顯進展，但這些進展是在缺乏一般的隱私理論基礎的情況下完成的。由于缺乏有關隱私的一般理論基礎，因此，我國法律對于公民隱私的保護就沒有獲得明確的形上根據和倫理辯護。這種狀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有關法律保護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的證成。特別是對于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保護來說，如果沒有建立相應的一般理論基礎，就可能受制于舊的思想背景的束縛，不能理直氣壯地通過立法、執法來保護公共領域的信息隱私。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有必要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成果，尤其是可以借鑒HelenNissenbaum的語境完整性理論。HelenNissenbaum在對其語境完整性理論的論述中，徹底清算了基于私域與公域之二分而將隱私限制在私人領域的傳統觀點，明確肯定了公共領域存在隱私的可能性。HelenNissenbaum所謂的語境完整性，是指的信息與原初語境的一致性。信息在原初語境中傳播是適宜的，因而不會導致隱私問題。然而，如果信息被從原初語境中抽離出來而進入另一語境，則破壞了語境完整性，從而可能造成隱私風險。HelenNissenbaum的這種理論，為個在公共領域中的共享信息為什么可能被非法利用而造成隱私侵權這一問題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合理的解釋。此外，為了建立我國適應于信息時代的隱私理論，還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突破傳統倫理學的限制，顯著增加公民的個人尊嚴和個人權益在道德選擇中的權重。雖然我們不能仿效西方的個人主義，但也不能死抱舊集體主義的某些不合時宜的教條。只有這樣，才可以為公共領域中對于個人隱私的保護奠定合適的理論根基。第三，盡快完善和加強對公共領域信息隱私的法律保護。有了合適的理論解釋和倫理辯護，就可以進一步推進涉及隱私權的法律建設。這包括完善和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盡早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并進而細化現有法律中涉及隱私權的條款。《個人信息保護法》是有關個人信息問題的各種法律規定的前位性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律文件專門就個人信息尤其是公共領域的個人信息之共享范圍等一般性概念做出具體規定，那么，其他涉及隱私權的法律條款就只能籠統地規定不得泄露或侵犯個人隱私。只有在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消解在完善現有的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方面可能遭遇的各種障礙和困惑。其次，要加大對信息隱私侵權行為的法律打擊力度并使之恒常化。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光靠一時的嚴打難以有效地遏制違法犯罪。不法分子在長期的侵權行為中，其所獲得的利益可能遠大于其一時受到打擊所可能失去的利益。因此，一貫地、長期地加強打擊侵犯信息隱私的違法犯罪活動的力度，可以通過顯著提升不法分子的違法犯罪成本而極大地衰減其進行此類活動的傾向。

作者：呂耀懷單位：蘇州科技學院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