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與影響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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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幾年來，房地產行業的納稅總額占全國稅收第二位，行業的宏觀稅負水平位居于其他行業之首。文章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稅負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基于A股127家房地產上市公司2014—2017年的財務數據，發現房地產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水平EffectiveTaxRate（ETR）近年來稍有下降；并實證檢驗了影響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的因素，結果顯示，房地產行業的稅負水平與企業的會計-稅收（利潤）差異、資產減值準備、企業盈利能力正相關；而與企業的資本密集度、企業規模負相關。

關鍵詞：房地產行業；有效稅率；稅負水平

引言

近年來為了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國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提出了降低實體企業運營成本的具體工作方案，尤為重視“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通過實施“減稅”，提高企業的資金周轉效率，鼓勵引導企業內部挖潛。稅收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稅負反映了社會資源和國民收入在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再分配，對于國民經濟運行和行業的發展都十分重要。涉及房地產行業的稅收政策改革一直牽動著各界的敏感神經，從現有的文獻可知，學術界對房03地產行業稅收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模式：一是從某一項具體的稅收政策改革對房地產企業的稅負影響進行研究；二是對房地產行業是否開征以及如何開征某個稅種進行探討；三是從稅收征管的角度對該行業的稅收征管提出科學的改進建議。本文以“有效稅率ETR(EffectiveTaxRate)”作為衡量稅負水平指標，對房地產行業的實際稅負進行分析，并實證檢驗影響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的因素。

1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本文所指的房地產行業稅負，是從房地產行業的單個企業納稅人的層面衡量企業的稅負水平，具體測算時借鑒國內外學者通常采用的“有效稅率ETR(EffectiveTaxRate)”的衡量方法，即企業繳納的稅收總額占企業總收入或盈利總額的比率。由于房地產企業在不同的課稅環節涉及的稅種比較多，各稅種在實際征收時比較復雜，會計賬務處理應交的稅款反映在“應交稅費”會計科目以及下設的明細科目，而目前企業披露的財務信息并沒有“應交稅費”各項稅款明細信息。基于企業披露的財務報表相關的數據，本文采用現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項稅費”扣除“收到的稅費返還”后作為當期單個企業實際支付的稅費，實際稅負的測算公式為：ETR（實際稅負）=企業當期實際繳納的稅費/當期的營業總收入。由于現行的會計準則和稅法制度規定有所差異，企業的資產和負債的計稅基礎與其列示在會計報表上的賬面價值可能會存在差異（在會計處理中理解為“暫時性差異”），該差異在以后會計期間當資產收回或負債償還時會產生“應稅所得”或享受抵扣“應稅所得”，因而會對當期的應納稅額產生影響。企業當期的會計利潤是按相應的會計制度進行會計核算的經營成果，而應稅利潤（應納稅所得額）是基于稅法的要求計算納稅。由于會計制度和稅法的差異，納稅人需要在會計核算的利潤基礎上按照稅法的規定進行納稅調整。當會計利潤與應稅利潤（會稅差異）越大時，對當期的稅負水平影響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房地產企業的會計利潤和應稅利潤差異（會稅差異）與稅負水平呈正相關關系，會稅差異越大對房地產企業的稅負影響越大。另外，已有文獻指出“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常見手段之一。通過觀察本文所選的房地產樣本企業的數據發現，在420個樣本觀測值中，有341個樣本（約81.2%）在當期計提了資產減值準備，說明絕大多數的房地產企業傾向于通過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回轉進行盈余管理。當期如果企業計提了資產減值準備，在核算會計利潤時予以扣除，但是按稅法規定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得扣除，應納稅調整增加當期的稅額。因而本文提出：假設2：房地產企業當期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影響當期的稅負水平，當期計提的資產減值損失與稅負水平正相關。

2模型構建、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2.1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我國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的影響因素，根據上文對房地產行業稅負的分析，本文構建如下模型：ETRit=β0+β1BTDit+β2IMPit+β3ROAit+β4SIZEit+β5LE-Vit+β6CAPINTit+β7DEPREit+β8INTANGit+ε

2.2變量選取

（1）因變量模型中的因變量ETRit衡量第i個房地產企業在第t年的實際稅負，具體測算時采用企業當期實際繳納的稅費/當期的營業總收入。（2）自變量BTDit(BookTaxDifference)表示第i個房地產企業在第t年的會計與稅收利潤的差異。由于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難以從公開的財務數據獲取，本文通過會計核算過程中的所得稅會計賬務處理的基本原理，推測算出第i個房地產企業在第t年的應納稅所得額，并與財務報表（利潤表）中披露的會計利潤進行比較，從而算出會計與稅收利潤的差異。新所得稅會計準則明確規定企業所得稅要采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核算，根據此規定，則：企業當期的所得稅費用=應交所得稅+遞延所得稅（1）由于所得稅費用可以從利潤表中獲取，遞延所得稅可以從資產負債表中獲取，即：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資產的余額變化-遞延所得稅負債的余額變化）*適用稅率（2）因此，通過上述的公式（1）和公式（2）算出應交所得稅后，根據適用稅率，可以測算出應納稅所得額：應納稅所得額=應交所得稅/適用稅率（3）則有BTDit=會計利潤it-應納稅所得額itIMPit（ImpairmentofAssets）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資產減值準備情況，在實證檢驗時取資產減值準備與利潤總額的比值來衡量。（3）控制變量大部分學者認為，企業的盈利能力、公司規模、資本結構、資本密集度等反映企業內部特征的因素會對稅負水平產生影響。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如下：ROAit(ReturnofAssets)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資產收益率，以企業的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SIZEit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公司規模，以總資產的對數值為替代變量。LEVit(Leverage)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資本結構，本文以資產負債率來替代。CAPINTit（CapitalIntensity）表示資本密集度，本文以第t年的固定資產凈值與第t-1年總資產的比例來衡量。DEPREit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固定資產折舊額比例，以當年計提的折舊額比上年初固定資產凈額來計量。INTANGit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無形資產攤銷情況，以第t年的無形資產攤銷與無形資產總值的比例來計量。

2.3數據來源

為了檢驗我國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的影響因素，本文選取了A股房地產上市公司作為研究的樣本，選取樣本數據的期間為2014—2017年。樣本數據來源為國泰安經濟研究數據庫(CSMAR)，A股上市房地產公司共計127家，本文在所選的樣本中剔除了ST公司、財務數據不全、存在異常值的情況后，最后得到420個年度觀測值，分別為2014年的106個、2015年的104個、2016年的106個以及2017年的104個。

3實證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以2014—2017年的截面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共計420個年度觀測值。表1匯報了所選樣本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1中可以看出房地產上市公司實際支付的稅費占營業總收入平均為19.94%，最小值僅為0.82%，最高值為2.41倍，標準偏差為25.5%，說明房地產行業的實際稅負水平的差異并不是很大。會計稅收差異BTD平均值為2.184，最小值為-6.801，最大值為14.963，標準偏差達到了1.251，說明房地產企業的會計稅收差異分布比較離散，會計稅收利潤差異在不同的公司差異較大。其他統計變量的結果與現有文獻基本一致，不再贅述。為了更好地反應2014—2017年房地產實際稅負的情況，本文比較了年度內的房地產上市公司實際稅負的最大、最小值以及平均值（見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房地產企業平均的實際稅負保持逐年下滑，總體的平均值呈現下降的趨勢，如2014年平均的實際稅負為21.6%，經逐年遞減，2017年的實際稅負降為18.61%，說明國家在近年來實施減稅政策有了一定的成效。

3.2相關性分析

表3匯報了統計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其中實際稅負ETR-CASH與會計-稅收差異BTD正相關，與資產收益率ROA正相關、與企業規模SIZE和資產負債率LEV負相關、與資產減值比例、固定資產折舊率、無形資產攤銷率呈正相關。此外，絕大多數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小于0.5，說明實證模型并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3.3檢驗結果及分析

為了檢驗前文提出的假設，本文采用OLS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影響房地產行業稅負水平的因素。從表4的回歸結果來看，該回歸的擬合優度為14.9%，表明估計出的回歸線與觀測值擬合優度不高，但是F統計量為7.149（并在0.000水平上顯著），說明該模型的解釋變量中至少有一個系數顯著不為零，即該模型通過了檢驗。由于每一年國家在稅收政策上有些調整，本文在實證檢驗時控制了年度效應，回歸的結構總體上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假設。從單個變量的回歸系數來看，會計-稅收差異、資產減值準備、資產收益率、公司規模、資本密集度的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些解釋變量與稅負水平之間在統計意義上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會計-稅收差異BTD的系數為正，并在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房地產企業的會計稅收差異對稅負的影響是正向的，假設1得到了支持。會計與稅收利潤的差異越大，說明企業利用暫時性差異項目地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較大，從實證的結果來看，這種盈余管理導致了應納稅所得額的調整提高了當期的稅負水平。資產減值準備IMP的系數為正，并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本文提出的假設2得到了驗證，即當期企業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會計利潤相對減少，而應納稅所得額需要調增，稅額相應增加，從而稅負水平相對增加。同時，該結論從另一個角度上亦能解釋假設1中會計稅收差異越大，稅負水平越大的結論。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資產收益率ROA與稅負水平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的資產收益率顯著影響了稅負水平，資產收益率越高，該企業的稅負水平越高，這與實際情況基本相符。資本密集度CAPINT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了房地產企業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利用折舊抵稅的“稅盾”效應，降低了稅負水平。企業的規模SIZE與稅負水平亦顯著為負，說明了企業的規模越大，越利于其通過利用各種社會資源進行政治游說、聘請更專業的稅收籌劃專家從而有效地降低企業的實際稅負。其他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資本結構LEV（資產負債率）、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率、無形資產攤銷率并沒有通過實證檢驗，說明這些變量雖然從理論上可能會對企業的稅負產生影響，但從所選的樣本數據來看，并不具有在統計意義上的解釋力。

3.4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本文實證分析的回歸結果穩定可信，本文對因變量（實際稅負ETR）的衡量采用了另一方法，即將企業的所得稅費用與當期的營業收入之比作為當期企業的實際稅負的變量。將該變量替代原因變量，代入原回歸模型后的實證檢驗統計結果，除了控制變量中資本結構LEV（資產負債率）、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率沒有通過假設檢驗外，主要的變量與前文的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4結論

本文基于2014—2017年A股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等相關數據，對房地產行業的稅負水平情況以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總體而言，房地產行業的平均稅負水平自2014年來有所下降，說明國家實施“減稅降負”有了一定的成效。從實證檢驗結果中發現，房地產行業的稅負水平受到企業的會計與稅收差異、資產減值準備、企業盈利能力、資本密集度、企業規模等因素的影響。房地產企業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和會計估計的判斷進行盈余管理，而由此產生的會計-稅收（利潤）的差異，會影響到當期的稅負水平。從實證經驗數據的結果看，會計-稅收差異越大，對稅負水平的影響越大，說明企業利用會計稅收差異進行稅收籌劃的空間比較大，然而亦存在一定的稅收風險；建議房地產企業從長遠發展著眼，合理利用會計制度與稅收改革的紅利，實現可持續的良性發展。企業當期加計資產減值會增加當期的稅負水平，即資產減值計提與稅負水平正相關。正如理論預測，實證檢驗房地產企業的盈利能力與稅負水平呈正相關關系；而與企業的資本密集度、企業規模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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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燕萍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