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電子商務信用評價法律的完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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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電子商務行業的迅速發展，給人們的經濟生活帶來便捷，與此同時，出現虛假宣傳、刷單炒信等電子商業失信現象，而當前電子商務信用評價體系不完善、法律規制不足，在信用評價設置、失信主體責任承擔以及電子商務糾紛救濟途徑上均存在較大問題。針對具體情況，應建立科學合理的信用評價體系，加強電商經營者的責任義務、強化第三方征信機構的作用、發展與網絡交易時代相適應的救濟模式，政府與市場配合調節電子商務糾紛，促進電商行業健康發展。

關鍵詞：電子商務；信用評價；法律規制

隨著互聯網技術與商品交易的結合與普及，電子商務日益成為與人們經濟交往聯系緊密的新型概念。因電子商務有一定虛擬性、靈活性，電商失信現象也隨之頻發。2019年1月1日實施的《電子商務法》第3條明確表達了推進電子商務誠信體系建設的決心，為與之配合，需要明確與電子商務信用有關的基本理論，并針對具體問題，提出法律完善之道。

一、電子商務信用法理分析

（一）電子商務信用的概念信用，本義指因履行諾言而取得他人的信任。隨著社會的發展，信用的內涵不斷延展，商業信用是市場經濟主體在經營活動中取得的社會評價，電子商務信用屬于商業信用的特殊表現形式，主要指網絡交易中涉及的賣方、買方、電子商務平臺以及物流業等特定主體之間的商業信任關系[1]。與傳統商業信用相比，其對社會信用要求程度更高，是誠信原則在電子商務領域的體現。

（二）電子商務信用的基本內容主體定位上看，電子商務涉及主體眾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概念是從信用規制角度看，電子商務平臺和平臺內經營者是主要信用承擔對象，是被評價和規制的信用主體；廣義上，物流企業、支付平臺、征信機構以及政府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都屬于電子商務信用機制的相關主體。作為探討以交易主體為本的電子商務信用規制問題，采取狹義說為宜。信用機制上來說，我國電子商務信用的來源主要依據各大電商平臺的信用評價體系，此種自建的信用評價機制內容依賴于平臺設置。以淘寶為例，在買方確認收貨后可對描述相符、物流服務、服務態度進行星級評分，五星為最高評價，依次遞減，還可通過發表文字或添加視頻、圖片的方式對購物體驗進行評價。店鋪評分分為高、中、低三檔，展現店鋪信用評價情況。大多消費者根據其他買家評價及店鋪評價進行消費與否的考量。

二、電子商務信用法律規制現狀

（一）電商行為法律規范不全面網絡空間具有虛擬性，電子商務交易以網絡為媒介，給不誠信行為帶來施展空間。販賣假貨、冒充進口產品等現象屢見不鮮，對此可依《合同法》中因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追究其違約責任；同時，假冒產品往往會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涉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可依據《侵權責任法》予以追責[2]。然而面對線上不法行為交易距離遠、貨量分散等特點，消費者維權成本高，舉證困難，很難真正使電商經營者得到懲治。《電子商務法》第38條規定了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責任，確立了“避風港原則”，在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時要與商家承擔連帶責任，在造成消費者損害時，要承擔相應責任。然而“相應責任”內涵不明，仍需進一步解釋和細化。

（二）第三方征信機構不健全私營征信機構是由個人或法人組織設立，以營利為目的，專職于信用調查和管理活動的機構。第三方征信機構的私營性和營利性決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是其經營目標，因此具有較好的投入機制，征信產品的供給充足，所以私營征信機構對信用市場滲透率高于公共征信機構[3]，且相對電商平臺經營者具有中立地位，所評價的信用狀況更客觀、真實，利于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然而我國互聯網征信發展處于初期階段，信息共享技術不成熟，法律監管不足，所面臨的阻礙眾多。《電子商務法》第70條顯示了國家對第三方信用評價機構的支持，根據該條的精神，電子商務信用評價應具有開放性和多元性，一切有資質的社會機構都可以成為電子商務信用評價主體，這既能沖擊僅由平臺主導的信用評價壟斷地位，又能緩解“刷單炒信”等亂象。對于第三方信用評價機構的構建，其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以及與政府的關系，尚需立法填補。

（三）電子商務糾紛救濟制度不發達與傳統民商事糾紛相比，電子商務糾紛范圍廣、數量大、具有虛擬性，當事人取證困難、涉及程序復雜、訴訟成本高昂，而得到的補償往往小于維權過程所耗精力財力，司法實踐中，電子涉訴案件數量并不多。訴訟外其他途徑也并未起到定紛止爭的實際作用。《電子商務法》第61條規定電子平臺經營者在爭議發生時具有協助義務，第63條也只是號召性提出電子商務平臺可建立爭議在線解決機制，然而電商平臺提供者因為技術與利益等考慮難以將糾紛及時公平地處理，該條無法切實保障消費者權益的維護。

三、電子商務信用評價機制的完善措施

（一）加強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責任機制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作為給買賣雙方提供交易場所和技術支持的主體，在信息獲取、數據收集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電子商務法》規定了電商平臺經營者對商品信息、服務條件等的知悉義務，明確其保障交易安全的協助義務，確立了先行賠付責任、連帶責任等責任義務。但對平臺經營者的責任承擔在具體適用上存在問題，責任負擔的要件之一是“平臺經營者知道或應當知道商品及服務的實際情況”，消費者在舉證上存在阻礙，責任認定條件較高。對此，法律應在平臺經營者義務內容上細化，如保證實名登記、數據真實把控和安全監管等具體措施規制。《電子商務法》第58條規定在平臺經營者不能向消費者提供平臺內經營者真實基本信息時才具有先行賠償義務。此項條款未免會給平臺經營者推脫責任的空間，為保障消費者在權益受侵害時及時得到救濟，應該為“消費者在得知所購商品為假貨時即可要求平臺先行賠償，平臺賠付后可向商家追償”。這樣，處于信息和地位劣勢的消費者的維權轉移到更具優勢的第三方平臺，電商平臺與商家的抗衡更具對等性和公平性，更有利于解決電子商務糾紛。

（二）健全第三方征信監管機制我國傳統的征信機制以央行為主導，其信息收集主要來自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政府依管理職能所獲取的個人和企業的信息數據。但隨著市場經濟多元化，尤其是電子商務的發展，傳統征信體制難以覆蓋大數據時代的信息資源，在面對日新月異的商業形式時，更難以固有數據收集手段抵抗住不斷更新的信息資源，滿足不了整個市場的需求。國家應逐步放開征信主體的資格，充分利用私營征信機構的專業技術優勢，實現行業自治[4]，賦予并保障第三方征信機構自主權利，政府對市場征信系統進行宏觀監控，鑒于市場征信制度處于發展初期，可對其進行權威性把控，逐步過渡到市場為主導的第三方征信模式。

（三）優化電子商務糾紛救濟途徑電子商務糾紛解決的一大障礙是電子證據認定問題，因電子證據易偽造、易篡改等自身特征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其真實性認定困難，不能及時救濟被侵害的權益。我國電子證據制度亟待完善，可采取電子證據雙重關聯性理論，即通過電子證據數據信息同案件事實關聯性和電子證據載體信息與當事人及訴訟參與人關聯性兩種要件確定電子證據的有效[5]。同時，應采納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頒布的《電子示范法》第8條對于原件認定的規定，即一項數據電文具有完整性，且可顯示，則被認為滿足有關原件的要求。”[6]我國法律目前也認可此種電子證據認定方式，但仍需完善關于電子證據認定的標準，釋明證據采信規則，降低當事人舉證難度，以保證電子商務糾紛的解決效率。另一方面，傳統救濟方式流程長、成本高是電子商務糾紛解決的困境之一，應引入與電子商務相適應的網絡糾紛解決機制，利用平臺提供的解決模型，科學系統地分流類型案件，按步驟提供系統指引，可進行協商、調解、在線仲裁、在線申訴，或者訴訟救濟，提高救濟效率，拓寬救濟途徑，提高對電子商務環境的保障力度。

參考文獻：

[1]李真.中國互聯網征信發展與監管問題研究[J].征信，2015（7）.

[2]劉銘卿.論電子商務“信用”法律機制之完善[J].東方法學，2019（3）.

[3]黃余送.全球視野下征信行業發展模式比較及啟示[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3）.

[4]汪青松.互聯網金融信任機制的現實缺失與構建路徑[J].探索與爭鳴，2018（10）.

[5]劉品新.電子證據的關聯性[J].法學研究，2016（6）.

[6]劉品新.論電子證據的原件理論[J].法律科學，2009（5）.

作者：張希 單位：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