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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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質疑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原因

中國哲學與傳統的西方哲學存在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中西方哲學各自有其誕生、發展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方面的差異。同時，對于宇宙、社會、人生、人心的體認方式和表達方式亦有所不同。

(一)西方傳統哲學以天為本，側重研究自然本體，其哲學家都是自然科學家;中國傳統哲學以人為本，潛心思考社會人生。可以算是人生哲學。

(二)中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不同。整個西方哲學可以說是來源于古希臘文化，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的“是什么、為什么”的助產術式的提問模式，為后來整個西方哲學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胡適以及馮友蘭分別所著的兩本著作基本奠定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即依傍西洋哲學治中國哲學史的路向。但是，這一方法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此后絕大多數學者以其全部心血力氣在這條“西方哲學在中國”的路上，中國哲學史變成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發現史。中國哲學失去了本身的獨立自主性。

(三)中西方哲學的研究目的不同。西方將哲學定義為“愛智慧”使智慧成了“愛”的對象或目標，這使智慧本身變成了“目的”。這種“為智慧而智慧”、“為理性而理性”、“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的傾向，推動并且引領者西方哲學不斷完善與飛躍，鞏固建立和不斷完善關于我們能夠認識到的、以人為中心的這個世界如何發展的學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第一次明確表達了研究哲學史的任務、目的。他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即“明變”、“求因”、“評判”。明變是“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求因是“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評判是“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

二、中國哲學家的回應

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給出了哲學的定義。他說:“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出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在這一定義中，胡適以“人生切要問題”作為紐帶打通了中西哲學，從而回答了長久了以來人們對中國哲學史合法性的質疑。馮友蘭則進一步認為，中國哲學相較于西方哲學，缺少的僅僅是某種類似于西方哲學的形式和敘述方式，作為學術思想本身，中國哲學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的，這一點毋庸置疑。這是馮友蘭對于中國哲學史合法性質疑的獨特回答。牟宗三繼承這一哲學論題，試圖從嶄新的視角回答對于中國哲學史合法性的質疑。他的回答的根據和切入點在于哲學形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他就是在這樣一種思路下尋求中國哲學史合法性危機的化解之道的。但是胡適、馮友蘭、牟宗三等學者對中哲合法性的討論僅僅停留在化解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而并未徹底解決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

三、走出困境———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中國有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論爭一百多年來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不認同誰，這樣辨下去，再辯論100年、200年，仍然各說各的，于問題本身并沒有化解。我認為應該暫且拋掉這種表面層次的對話，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們不能再一味地圍繞著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指揮棒左右轉動，如若如此，我們即使寫出了更多也更好的哲學史，這些中國哲學史也只能成為西方哲學的注腳，是西方哲學的靈魂在中國的翻版，這將是中國哲學莫大的悲哀!那么，我們又要如何超越“是不是”、“有沒有”，自己走自己的路呢?第一，必須同時提防“中國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

中西哲學只有互為詮釋，中國哲學可以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從而凸顯其精神本質和特性。從而實現中西哲學的共同發展。只有做出這樣的努力，中西方哲學之間有了一定通性，才能建立起中國哲學與世界哲學特殊性與普遍性的“交疊共識”。第二，對胡適、馮友蘭模式進行反思。近年來只要談及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學者們大都從對胡適和馮友蘭的模式的反思開始。馮友蘭明確宣示:“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這就如同將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鉆入西洋人設定的框子或架子或表格中。當某一天西方的眾多主義敗下陣來，馬列主義得以一統天下之時，中國哲學史自然而然又成為馬列主義的注腳，中國哲學將再一次失去其獨立性。

為了重拾中國哲學的主體性，使中國哲學史研究向其自身回歸。定然要拋棄表格法，方哲學不再作為表格而是“砥石”。讀西方哲學的書，不是為了獲取某種解釋的框架，而是自覺地將自己的頭腦這把刀放在西方哲學這塊磨刀石上打磨的過程。這才是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真正意義。

作者：張淇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