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草原地區的傳播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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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紀，契丹統一北方草原，建立遼王朝，與此同時，道教也開始進入草原地區，在契丹本土范圍內傳播。有關道教在遼代社會傳播的情況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學術界已有較為廣泛的討論[1]。本文擬就遼朝時期草原地帶道教的來源、傳播情況展開討論，以期明晰北方草原地帶道教的傳播脈絡以及其對契丹民族所產生的影響。

一、隋唐五代道教的向北播布

道教是中國原生的宗教信仰，是中國遠古宗教因素與中國道家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從東漢末年開始，就有廣泛的信眾。北魏時期寇謙之開創天師道，道教開始在中國北方地區大興。這一時期道教信徒眾多，道觀及道教造像的大批營建，使得整個北方社會各個角落都充斥著道教的影響。契丹始興遼西，由于其地近營州，所以契丹社會一開始就受到深刻的漢化影響，因此可以認為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帶的契丹人對于道教并不陌生。隋朝實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維持了北方道教的發展。到了唐朝之后，由于統治階級的推崇，道教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極大的推廣與普及。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要求全國各地修建道觀，據《冊府元龜》卷51《帝王部•崇釋氏》和卷53《帝王部•尚黃老》中記載，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都曾多次下詔書，要求全國各個州設立道觀，并御注《道德經》，置崇玄學。唐玄宗還曾在天寶七年（748）八月十五日“，敕兩京及諸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2]。

今北京西便門外有一處白云觀，據《新編北京白云觀志》記載，白云觀前身系唐代的天長觀故墟，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始建，初名十方大天長觀。《元一統志》所引《大唐再修天長觀碑》載：“伏遇太保相國張公秉權臺極，每歸真而祈福，察此觀宇久廢，遂差使押衙兼監察御史張叔建董部匠作，功愈萬計。大唐咸通七年(866)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模。”由此可知，在唐王朝統治者的鼎力推崇之下，北方的幽州地區也修建天長觀供奉老子，而且幽州地區的天長觀于咸同七年有再修之舉，時至今日，白云觀香火鼎盛，已成為北方道教的中心，全真三大祖庭之一。可見當時李唐王朝對于道教的推廣已經到了北方地區。另據《唐大房山碑》載，開元二十三年(735“)內供奉呂慎盈奉敕投龍璧”，二十四年（736）“又投璧”。“按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齋醮，投于名山洞府”[3]的解釋可知投龍壁是道教儀式。呂慎盈是奉敕投龍壁，即是代表唐玄宗來舉行儀式。投龍壁一般會選擇名山洞府，唐玄宗將投龍壁儀式定在北方幽州境內，即說明幽州有道教名山，又可以認為唐時幽州地區的道教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另有學者據此研究認為這兩次“投龍”儀式，都與向北方契丹等諸族宣傳道教和宣揚國威有關[4]。所以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料顯示此時的契丹本土地區有道教傳播的痕跡，但是由于契丹人活躍在北方地區，與幽州等地接觸頻繁，因此對于道教當時有所了解，并不完全陌生。五代戰亂，社會動蕩，影響了道教的發展。但是五代時期的帝王，節度使信奉、推崇道教仍不在少數。其中以割據幽州一帶的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最為凸顯。

唐昭宗乾寧二年（895）八月，唐中央政府“以幽州兵馬留后劉仁恭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押奚契丹等使”[5]，至此以后，劉仁恭占據幽州長達三十余年。劉仁恭崇信道教，十分迷戀所謂長生羽化之術。據史書記載“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聚室女艷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講求法要”[6]。為了保障其所修道觀的日常運營，劉仁恭除了投放大量的人力之外，還給予其豐厚的物質保障。如，玉河縣，就是劉仁恭因為其在“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于方士王若訥”[7]，所以從薊縣中分割出一部分土地所新建置的縣，目的就是為了供給道觀所需。由此可見在劉仁恭控制之下的幽州地區，道教的傳播似乎并未受到重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統治階級的保護與倡導。由此亦可推之，在統治階層的推崇之下，幽州地區的道教傳播應該還是比較廣泛的。除劉仁恭之外，鎮守鎮州的趙王王镕亦“好左道，煉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于宦者”[8]；以及控制定州地區的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9]等，都崇奉道教。這些地方實際統治者在其統治范圍之內都不同程度的推動了道教在北方地區的傳播，擴大了其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

二、契丹統治者對道教北傳的推動

綜上可知，自魏晉以來，北方地區崇奉道教風氣盛行，而契丹人雖身處草原地區，但隨著與中原地區接觸的頻繁，對北方道教傳播并不是一無所知。10世紀以后北方草原局勢發生急劇變化，回鶻汗國滅亡，繼之而起的契丹統一北方草原。此時中原地區藩鎮割據，戰亂動蕩。而與其比鄰的契丹本土地區則相對和平。因此，為了躲避戰亂幽薊地區的漢人亡入契丹者為數不少，而此時契丹方強，曾多次出兵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尤其是901年，阿保機被任命為本部夷離堇，專門從事軍事征伐活動之后，契丹南略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量的北方漢人及其他民族進入契丹本土地區。他們大多接受了中原傳統文化的熏陶，其中就不乏道教信徒。為了對這部分人口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阿保機采取了“依唐州縣”在草原地區修筑“漢城”安置的辦法，并效仿“幽州制度”進行管理。在宗教方面也采用寬容態度，用推動佛教、道教及儒學在契丹本土地區傳播來安撫和控制入遼漢人。據《遼史•地理志》記載，在位于契丹腹地的遼上京城中就建有“天長觀”，一如幽州。而胡嶠《陷虜記》中亦云“：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為多。”[10]契丹本土地區的道教崇奉其源頭來自中原北方地區，而在道教進入草原地區的最初，其主要的信徒應當以中原流入的漢人為主。

據《遼史》記載，902年阿保機在潢河（今西拉木倫河）的南面修筑了龍化州城，主要就是為了安置在戰爭中擄掠而來的人。為了給這些人找到信仰的歸宿，他在龍化城中修建了開教寺，雖然史未名言，但是可以此時認為道教和儒學也同時開始在草原地區傳播。《遼史》中關于道教開始在契丹地區傳播的最早記錄，是神冊三年（918）阿保機下詔在契丹境內修建孔子廟、佛寺、道觀[11]。又于神冊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12]。有學者據此推斷，遼朝雖然實行儒釋道三教并行的政策，但是在謁廟的人員安排上分別是皇帝謁孔子廟，皇太子拜觀，輩分上小了一輩兒，因此認為契丹統治者對待三教在重視層度上還是有所偏重的[13]。這種觀點雖然以封建人倫綱常為出發點，但是也反映了道教在一開始傳入契丹時就處于一種式微的發展態勢。提及遼初契丹本土地區道教的發展，不得不提及耶律倍。神冊元年（916）三月遼太祖仿中原王朝制度立耶律倍為皇太子，作為契丹統治集團核心人物之一，耶律倍具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其“性好讀書”，曾“令人賚金寶私入幽州市書”，“凡數萬卷，置書堂于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14]。《遼史》稱耶律倍“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而且善畫，“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陰符經》為道教重要經典之一，后收入《道藏》。從耶律倍通陰陽、精醫藥以及將道教經典翻譯為契丹文來看，耶律倍不僅了解中原道教思想，而且很可能具有較高的道學修為。將道教經典譯成契丹文，則推動了道教思想在契丹貴族中的傳播。遼圣宗（983-1031年在位）是一位兼習佛道二教的契丹皇帝，《契丹國志》稱圣宗皇帝“至于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

。在其統治期間，佛教跟道教在遼朝社會的傳播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統和四年（986）遼圣宗決定南征，十月“乙卯，幸南京”，為了鞏固后方廣布施恩，“壬戌以銀鼠、青鼠及諸物賜京官、僧道、耆老”[17]。可見道教在漢人傳統居住地南京地區的傳播具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表現出圣宗對釋道二教重視態度。在遼圣宗統治時期，契丹統治區域內五京及州縣應多有道觀修建。其中，中京的通天觀就是一所著名的道觀。據《遼史》記載，遼圣宗于太平元年（1021）十月“庚申，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翌日，再幸”[18]。接連兩日巡幸通天觀，說明遼圣宗對于道教是持崇奉態度的。太平五年（1025）五月有以“道士馮若谷加太子中允”的詔命，此時正值圣宗皇帝夏捺缽駐扎永安山之際，給予道士官職說明圣宗皇帝對道教及道士的推崇，同時也說明圣宗四時捺缽之時行宮中仍有道士隨侍左右。圣宗之子興宗耶律宗真對道教也比較重視，一些受到興宗寵幸的道士，后來都被授予了官爵。這些人都曾經在興宗微服私訪時，和興宗有過接觸，后來這些人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顯官”[20]。除此，興宗還“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取樂。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說明契丹遼朝承平日久，統治集團出現追求奢靡的風氣，另一方面也說明興宗對道教及道士的支持態度。而興宗皇后的父親對此提出異議的理由僅僅是“番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21]，并未出現對后妃易衣為女道士的抗議，也可說明至少在興宗時期，道教已經滲透到了契丹貴族的生活之中，成為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務。

三、道教對契丹文化的影響

陰陽五行學說是東漢末年道教術數的重要內容之一，并經過道教術數的改造形成風水學說。從唐代開始道教風水術就十分盛行，與中原漢民族傳統文化緊密聯系起來。遼朝時期隨著道教在契丹本土地區的傳播，其思想也滲透到了契丹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以道教的風水術影響最為深刻。遼代的墓葬選址大多遵循道家的風水學說，且墓室內的布局也大致如此。五行家們照著陰陽五行給東南西北中配上5種顏色，而每種顏色又配上一個神獸與一個神靈。道教興起后，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納入道教神系，作為護衛之神，以壯威儀。死亡對任何民族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契丹人也不例外。而在契丹人的喪葬習俗中有著明顯的道教的痕跡，就足以看出道教影響的深遠。目前已經在遼墓中發現了很多四方神的彩繪，這足以證明道教已經深深影響了契丹人的生活。如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發現的遼代廣德公墓葬中，出土一具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4神的木棺。木棺東壁外表繪一青龍，用白線勾勒線條，龍身敷墨綠色，身下和頭部有彩云點綴。西壁已腐朽不清，似為白虎。前壁在棺蓋下方的三角形鑲板上繪一朱雀，身著黑色，首尾敷赭紅色。后壁繪玄武[22]。尊崇門神是契丹喪葬習俗中的一個特點，也源于道教信仰。門神系道教因襲民俗所奉的司門之神。最早的門神只是神荼和郁壘，這兩人相傳為天神，奉黃帝之命統轄人間鬼怪。故逢農歷十二月三十晚，用桃木雕兩神置大門兩邊，以御鬼怪，消災難。后畫兩神像于門上，遂為門神。唐朝之后，門神形象多為隋唐名將秦瓊與尉遲恭。道教因襲這種信仰，將門神納入神系，加以祀奉。在目前已發掘的遼代壁畫墓中，門神的形象十分普遍。如通遼市庫侖一號遼墓中，其墓門洞南北壁分別繪有兩個門神。北壁門神，頭戴兜鍪，瞠目猬須。著魚鱗甲，腰系圓銙寶帶，身纏飄帶。兩肘外露，肌肉突起。纏皮裹腿，外著短褲，束于膝下。右手提一長劍，劍鋒直指左膝下。身邊繞云氣，似有背光，已脫落；南壁門神，怒目揚眉，小髭翹起。戴兜鍪，著緊袖斜格紋衣甲，寶帶飾菱形帶銙。左手叉腰，右手握劍，劍鋒過頭。足踏云頭鞋，有背光。其他裝束與北壁門神同[23]。這兩個門神形象與中原漢地流傳的門神形象別無二致，體現了道教與契丹傳統習俗相融合的態勢。還有翁牛特解放營子的遼墓，在這一墓也繪有門神和四方神[24]。巴林右旗的白彥爾登遼墓的門神更是別具一格，墓門內外兩側均繪有門神。外側二門神形同鬼魅，赤膊執劍仗斧；內側二門神善面長須，披甲仗斧執劍[25]。

追求長生、煉丹成仙也是道教宣揚的主要理論。一些以道士、仙鶴、道教神仙傳說為題材的壁畫形象也出現于契丹人的墓葬里，藉此含蓄地表現出墓主人生前對道教思想的接受以及死后的精神向往。如通遼二林場遼墓中曾出土一件三彩瓷枕“，呈倒梯形，枕面下凹，兩側面各有一通氣孔。淡黃色胎，上施黃釉，除底部外均有花紋。枕面正中繪一牡丹，施褐釉，其兩邊及枕四角繪花葉，施綠釉。枕前后兩面各繪一人騎一大鳥，周圍壓印流云式線條，似人鳥飛騰于云霧之中，鳥前后繪有花束，施褐釉”[26]。其表現的正是道教神仙王喬乘白鶴升天的故事，契丹人將這一道教傳說繪于枕上，一方面說明其對道教的篤信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道教在當時的影響深度。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發現的遼代陳國公主墓葬出土的一件金冠上鏤刻有一位道教的神像。神像位于公主金冠的頂部，高髻長須，寬袖長袍。此外，巴林左旗哈拉哈達鄉官太溝遼墓的穹頂彩柱上，也發現一幅道教人物像，身著五彩衣，騎乘仙鶴，飛翔于彩云間，手捧一竿三層傘狀幡，幡竿頂部為蓮花瓣狀。每層幡蓋都裝飾著流蘇，幡蓋的下面系有較長的飄逸的綬帶。整個圖案的上下方都繪畫著幾朵流云[27]。這些形象的出現，都是道教思想在契丹社會傳播的結果，人們通過營造道教意境或繪造道教形象來表達靈魂去往仙境的精神意旨。在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和右旗的博物館中，都館藏有幾枚遼代道教的符箓。符箓亦稱“符字”“墨箓“”丹書”。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稱，符指書寫于黃色紙、帛上的筆畫屈曲、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的符號、圖形。箓指記錄于諸符間的天神名諱秘文，一般也書寫于黃色紙、帛上。道教聲稱，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傳達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鎮魔，治病除災。遼代的符箓，一面為模鑄的邊欄和陽文虎形符箓，另一面為鐫刻的邊欄和咒語，據專家分析這些為陰文契丹大字咒語[28]。這種道教符牌，具有護身符之含義。

綜上可知，10世紀后，受中原北方地區道教傳播的傳統影響，隨著阿保機南下軍事活動，大批進入契丹本土地區的漢人是北方草原地帶道教最初的傳播者。為了安撫和管理這部分漢人，遼朝統治者積極推進道教及其他宗教的發展，主動營建道觀，擴大了道教的影響范圍。其后歷經近百年的傳播，道教已經深入契丹社會的各個階層，雖然其發展始終不及佛教，但是道教的內容與形式已融入契丹社會，道教的神仙方術、符箓咒語及風水思想也逐漸被契丹人所接收，成為契丹遼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者：李月新 單位：赤峰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