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中的旱災描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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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爭選擇與苦難景象

如前所述，求神祈雨只是農民面對旱災時的一種應對手段，是基于文化習俗流傳下來的約定習慣。在祈雨不靈或條件許可的范圍內，人們自然會轉向依靠人力或先進技術手段戽水抗旱、引水澆田。由此可見，中國農民在自然災害面前并未完全屈服認命，他們為保活命的種種選擇及行為，透露出意志的堅韌，且帶有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實用理性”色彩。但這種抗爭限定在人力可以爭取的范圍內，一旦遭遇酷旱卻又無水可引，災民只能承受逃難或隱忍求活的悲慘命運。洪深的《青龍橋》中，沙小大、莊炳文等人堅信自己的力量，努力把坑里的每一口、每一滴水都車到田里去；在林公達的開導下，村民認識到機器洋龍相對于人力的優勢，從縣里要來洋龍抽水抗旱。開港用洋龍引水的情節也出現在《五奎橋》和田漢的《旱災》中。茅盾的《戽水》中，不同村莊的人相互協作，挖溝開渠、建蓄水池，表現出了“可驚的堅強的意志”。高沐鴻的詩歌《蝗旱》中，面對“此鄉彼縣赤地千里，秋無收來夏無種”的旱災，千萬群眾生產救災一條心，開渠、引河、打井、組織剿蝗軍。趙樹理的《求雨》和康濯《災難的明天》，表現了旱災時政府主導的生產自救。前者開渠、打井、擔水保苗，以實際行動將迷信祈雨的群眾爭取過來；后者積極組織生產救災，貸款開展運輸、紡織，貸種籽準備冬耕，帶動了全村人的生產積極性，解決了無糧可吃的現實難題。林漫的小說《家庭》，鐘紀明、李維翰的戲劇《三石糧》，艾青的詩歌《吳滿有》同樣描寫了生產救荒和農民嶄新的精神風貌。郭超人的通訊《馴水記》，寫億萬群眾在遼闊干旱的北方，依靠科學分析和努力實踐，在被判為“貧水區”和“非宜井區”的山丘和高原打井灌田，徹底結束了“旱則遍地生煙”的歷史。閻連科的《年月日》渲染了極端環境下人的抗爭，在千古旱天莊稼絕收所有人都逃荒避旱的情況下，先爺抱著死在村里的念頭，經歷與老鼠搶食、與狼爭水，甚至為維持生存吃老鼠肉等磨難，最終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做為肥料滋養了那顆代表希望的玉蜀黍苗。這種對自然環境極致化及宿命性抗爭的露骨描寫，“形成肉身傷痛的奇觀，以致勾引出受虐欲望”［5］。其中對于人性堅韌和生存智慧的贊賞，對于信仰堅守和命脈延續的書寫，不能不令人感嘆。

面對旱災時的抗爭反映出中國農民的生存意志和存活智慧，而外在政治形勢和社會制度也會影響到抗爭救災行為的開展和成效。當旱災極度酷烈導致無水可戽，或缺少政府的盡力救助和現代科技支撐時，受災者就不得不面對無糧絕收、生命難顧的現實苦難。傅尚普的詩歌《災后》寫了主人公在井水旱干，只能吃樹皮、觀音粉的情況下，逃到異鄉依然難以擺脫大人小孩一齊卷入死亡地獄的命運。艾青的詩歌《吳滿有》寫吳滿有一家人從橫山逃難到延安，荒旱卻追到延安，“太陽是一個大火爐，把禾苗都烤死，種莊稼的沒飯吃———大家吞糠皮，吃榆樹葉子”［6］。結果婆姨被餓死，自己也因交不起租錢、維持費被綁到城里。吳組緗的《天下太平》里，村民王小福一家遇上旱年，母親病死，孩子餓死，自己拆掉房子去賣，無奈之下偷了鄰居的半罐米，被鞭打后斃命。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柳青的《創業史》寫到民國十八年（1929年）的陜西大旱，“掏完了苦菜上樹梢，遍地不見綠苗苗。百草吃盡吃樹桿，搗碎樹桿磨面面。二三月餓死人裝棺材，五六月餓死沒人埋”！《創業史》中，拖兒帶女的饑民充滿了下堡村的廟宇、祠堂、碾房、磨棚，雪后的幾天，村民每天都帶著镢頭和鐵鍬，去掩埋夜間倒斃在路上的無名尸首。范長江的《川災勘察記》就像苦難的集中營，災民孕婦臨盆之際仍乞食城中，只好以廁所為產房；災情緊急時，災民蜂擁入城內，爭剝梧桐樹皮；鄉下人將養不起的子女帶到城中尋飯吃，棄之街上導致災童滿街無人照料；政府以工代賑，每人每日所得不夠自身一飽，甚至被征調到遠方修公路，備不起口糧，既無住所又無醫藥，只好一批批地告別人間。流螢的《豫災剪影》對河南1942年大旱的描寫令人觸目驚心：人們不得已吃草根、剝樹皮、嚼樹葉，撿油渣、鳥糞，結果消化不良，貧血浮腫迅速死去；賣兒女、賣老婆，甚至掘食死尸、煮食女兒，一家人集體自殺。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余華的《活著》、談歌的《天下荒年》、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莫言的《豐乳肥臀》、劉慶邦的《看看誰家有福》和《平原上的歌謠》等都寫到1960年代北方的旱災，災民靠吃清水蘿卜、玉米皮、紅薯秧、麥秸甚至樹葉和樹皮維持生命，無奈被餓死或逃荒死在路上。災害帶來的苦難成為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顯示出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柔弱與宿命。宣示抗爭和展示苦難作為文學書寫災害的不同傾向，其背后關聯的是具體時代語境和作家個體選擇。

二、階級對立與人性展露

逃荒命運與苦難折磨是人面對自然“暴力”的無奈之舉，也是人在強大自然力量牽制下的有限選擇，人的生存也由此被還原到生物意義上的進食需求，以及需求無法滿足時的卑賤死亡。令人憤然的是，在旱災的肆虐和貧民的掙扎下，依然有人憑借自身地位和手中權力，脫身于酷災之外，并依靠災民的血汗鞏固自身利益。面對災害，災民在生存還是死亡的茫然間、隱忍還是反抗的選擇中、利己還是成全的兩難時，展示著人性構成的善惡美丑。現代以來的文學敘述中，旱災的發生往往夾雜著“人禍”的因素。魯迅雜文中的上層階級一例不思作為，或征糧收捐，中飽私囊；或敲詐掠奪，手段惡劣；或假公濟私，借機斂財。田漢的《旱災》寫災年捐稅重，田里稻干死，又遇上地主逼賬，只好在家中上吊自盡。徐盈的《旱》中，干旱奪去了農民的收成，王老爺卻跟縣長借了兵來收租。石靈的《捕蝗者》寫在連遇旱災、蝗災之時，縣警察隊依然下鄉催繳清鄉費，強行扣押三老爹家的耕牛和兒媳，三老爹本人在田里終日捕蝗，聞此消息不幸喪命。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中，遭逢因大旱籽草無收、報荒縣政府不準的年頭，收租的糧食上交捐稅還款，政府還商議鎮壓佃戶的退佃，并增加田租。沙汀的作品《土餅》《苦難》《災區一宿》《為了兩升口糧的緣故》《縣長》等，一邊寫災民的生存艱難，一邊諷刺當權者的自私無恥，如喝酒吃肉、吞賑災款、征稅派夫（《苦難》），讓老百姓出錢買票據以獲得一個合法的災民身份（《縣長》）。京劇《松花江上》講趙瑞、桂英父女打漁為生，因天旱水淺打不上魚，丁二爺堅持要收漁稅，趙瑞反抗殺死丁二爺，隨抗日聯軍攻打縣城。當災害與人為壓迫并行而來時，受災者和施壓者的身份對立得以突顯，災害有時候會成為階級革命的直接誘因。盧梭曾在致伏爾泰的信中直言：“大自然強加在我們頭上的痛苦遠不如我們自己添加的那么殘忍。”

這種殘忍既來自政治層面的階級壓迫，也來自普通民眾內心的自私與惡欲，尤其是在災害這一特定環境下。魯迅曾講述過農民因迷信求雨害人性命的事例：浙江余姚某鄉，農民因旱荒迎神求雨，路經各處不準鄉民戴帽，否則即用刀槍猛砍，一名60多歲小學校長，因勸阻激動眾怒，被千余農民毆斃，投入河中嗣又打撈上岸咬斷喉管［9］。馬烽的《村仇》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寫村民之間爭奪水源以致結仇，甚至致人死命。《川災勘察記》對爭搶食物的描寫頗具意味，災民不管河水的深淺和溺死的危險，一齊涌向江中不敢靠岸的運蘿卜的船只，有搶得蘿卜之饑民，警察強其退還，乃將蘿卜每個皆猛咬一口，意使物主無法再賣，或可因而惠賜以供一飽。《豫災剪影》中，一黃瘦中年人一條布衫換了一個餅，被頭發雪白的老人搶去，在兩人爭搶之際，旁邊10幾個人加入爭搶，幾秒鐘硬餅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連塵埃一道吞進口里。相關作品《豫災剪影》《川災勘察記》《溫故一九四二》《雕像》對旱災時吃人行為的描述更將人性之惡推向極致。洪深的《青龍潭》中關于“吃大戶”的記述，透露出災難下的另一生存現實：鄉下人實在餓不過，一窩蜂到大戶人家的倉里搶米。“多達幾百甚至上千的饑民，每人帶一個布袋，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奪取糧食。有時他們自己組成窮人的團體：‘窮光蛋會’、‘饑民團’或‘吃大戶’。”

如果說災難中的爭搶殘忍帶有情景性和無奈感，顯示出生存層面的淺層鄙陋，那么災后人的作為則反映出文化傳統的深層慣性。《溫故一九四二》中，災害親歷者對過往記憶的無意或選擇性遺忘，固然說明災害的常發以致讓人達到“麻木”的程度，同樣顯示出文化機制的欠缺及人對于災害的實際態度。當然，人性的自私與陰暗并不是災害時的唯一表現，人在很多情況下也會處于選擇的兩難位置。自我的需求與對他者的成全不能兼顧時，更能顯出人心的復雜構成。《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李銅鐘面對在死亡邊緣掙扎的鄉親，不得已從公社糧站拉回了儲備糧而被抓。違法糧又是救命糧，現實生存與黨性原則及個人良心的痛苦糾纏，身陷囹圄仍不忘他人的胸懷，使得人物形象豐厚而飽滿。現實當中，應對災難的臨時之舉往往會造成其后的困難處境。道德與良心的制約，情感與現實的矛盾，成為檢驗人物精神存在的重要砝碼。孔厥的《受苦人》講述了旱年逃荒時許下的婚姻造成的取舍矛盾，貴女兒從情感上無法接受一個比自己大10幾歲、身殘神衰、相貌丑陋的男人，盡管他真心誠意并為她家出過力。牛正寰的《風雪茫茫》中，金牛在災荒年代收留的逃荒女子，在為自己生下孩子3年后，回鄉探親竟一去不回，尋去的金牛才知道這女子在家鄉原已結婚生子，為了活命才欺騙了他。自己的現實需要與他人的生活所需注定是一個不能兩全的選擇。碎叔（高建群《饑餓平原》）與一逃荒的女子結婚，實則這女子已經婚配，只是為了保活肚里的孩子不得已嫁給碎叔，真相大白之后，一家人迫于法律的威嚴，放走了女子留下了孩子，良心的愧疚與情感的割舍實難避免。

總體來講，現當代文學中的旱災描寫，充分履行了文學的現實承擔使命，忠實記錄了災害境況下民眾的生存苦難，透過災害當中人的行為選擇，展現了人性的復雜構成及現實困境。旱災描寫當中涉及的文化、苦難、階級、人性等維度，一方面見證著災害的日益頻發、影響彌深，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文學創作中災害主題表達的多重視角。但上述視角在操作層面更多指向人之在世生存的現實境遇，“作家們寫農民的苦難，又以寫天災人禍給農民帶來的物質上的苦痛為主”，缺少對災害的獨立審視和非現實化觀照，以致當下的災害書寫呈現出表面性、模式化特征。整體文學創作至今沒有出現書寫災害的經典之作，這與西方文學中災害題材創作佳作不斷形成鮮明對比，更與中國民眾的深重災難遭遇以及當下災害的日常化和非常規不相適配。從這一意義上講，災害主題的中國文學表達尚有突破提升的空間。趙園對鄉土文學中“愈益人化、精神化了”的“大地”意象的界定，李繼凱對秦地小說“在生態層面和心態層面都存在著再明顯不過的‘廢土’現象”的評價，共同提示著超越物質性和事實層面的創作取向，或將帶來災害書寫視野、主題、風格的別一種形態。

作者：周惠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