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兩地婚姻的變動趨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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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口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方法說明

本研究主要采用大數據挖掘的統計分析方法，數據基礎是北京市婚姻登記業務數據庫，其中包含自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9年間全部的婚姻登記業務的相關信息，共有數據記錄1708260條，即每對夫婦為一條記錄；其中結婚登記記錄1319172條（占77．22％），離婚登記記錄255241條（占14．95％），其余為補發補辦證件的業務記錄。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基本集中在結婚業務數據。目前針對人口和婚姻等問題的量化研究大多選用人口普查數據，或者針對特定群體的抽樣調查數據，與上述兩類數據相比，婚姻登記業務數據的最大特點在于其全面性和準確性，因其準確記錄了各個時點（每一天）的結婚、離婚夫婦的相關信息，有助于我們客觀、動態地把握現實情況。此外，該數據庫中包含了最近9年在北京進行婚姻登記的所有夫婦的完整記錄，這意味著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總體而非抽樣的樣本，避免了抽樣調查中最為常見的樣本偏差問題，從而為我們準確了解各類婚配行為的總體狀況和特點提供了重要保證。具體到本研究所針對的“兩地婚姻”的主題，數據庫中有夫婦雙方身份證號碼前6位的信息②，以及登記時夫婦雙方的戶口所在地的信息，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分別從出生地／居住地和戶口所在地兩個角度對兩地婚姻進行界定和分析。按照婚姻登記辦法的規定，在北京進行婚姻登記的夫婦中有一方的戶口所在地為北京即可，這樣根據“戶口所在地”，所有的結婚登記者可以被劃分為“北京戶口”和“京外戶口”兩類人群；而在“北京戶口”人群中，有些是北京本地人，還有一些是原籍非北京、自外省市遷入北京的，這一點可以根據身份證號碼的前兩位數字判斷出來。考慮到數據庫中的人群絕大多數為1970年代及之后生人，年紀最小的生于1992年，基本上是在年滿16周歲之際辦理的身份證，因此身份證號碼所標識的縱使不是其出生地，也很可能是其主要的婚前居住地（比如在16歲之前隨父母遷移至某地），間接反映了男女雙方各自的父母所在地。這樣，根據戶口所在地和原籍所在地，可以將在北京進行結婚登記的人群進一步區分為三類③：①北京本地人口，戶口所在地和原籍均為北京；②遷移人口，由外省市來到北京并已將常住戶口遷移到北京的人，具有北京戶口但原籍非北京；③流動人口，戶口所在地不在北京④。另一方面，在“京外戶口”的流動人口中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原籍和戶口在同一地區，還有一種是原籍和戶口分在兩地（比如原籍在湖南，后來落戶到廣東，然后又到北京來登記結婚），為論述方便起見對前者我們稱為“一次流動人口”，對后者稱為“輾轉流動人口”。

二、兩地婚姻的總體情況及變動趨勢

首先從個體的視角來看最近9年中北京市新婚人口的構成情況。表1顯示了2004－2012年間在北京市進行結婚登記的初婚人口按戶口和原籍所在地進行分類后的分布狀況?？傮w來看，本地人口雖然是新婚人群的絕對主體，但其他兩類人口所占比重也并不低，特別是男性遷移人口和女性流動人口。就流動人口這一群體內部來看，盡管男性中輾轉流動人口的絕對數量低于女性，但在流動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卻幾乎是女性的2倍（14．16％vs．7．55％）；對于輾轉流動人口來說，從戶口所在地來到北京結婚和生活很可能意味著放棄了原本已經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福利，因為以本數據庫人群的性質和出生年代來看，戶口所在地的變化（從原籍到戶口所在地）基本上是因就業而發生的⑤。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我們基于中國“從夫居”婚姻傳統而產生的刻板印象，即在“兩地”的情況下通常是女方做出一定的犧牲到男方所在地定居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大城市相對較高的社會開放度之下，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更加平等；雙方通過權衡來判定哪個地區更適合生活和未來發展，并從家庭整體角度做出決策。從時序角度看，初婚男女中北京本地人口所占的比重都有明顯的下降趨勢，特別是男性。但這一趨勢在2010年和2011年左右出現拐點，即本地人口的比重開始上升，而流動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這一變動與北京市最近出現的人口總量的變化是一致的———據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北京市暫住人口825．8萬人，比2010年減少了60萬人⑥。接下來再從夫婦組合的視角來考察北京的兩地婚姻。嚴格來講，除了北京本地男女之間的結合，其余情況都屬“兩地婚姻”：比如同是來自天津的一對男女落戶到北京并登記結婚，盡管從居住地／出生地的角度看兩人是“同地”，但事實上作為家庭整體也經歷了一次地區的轉換。在表2中依據夫婦雙方不同的原籍和戶口所在地情況，對97萬余對初婚夫婦組合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類和統計。從大的分類來看，北京本地男女之間的婚配在各種組合中是比重最高的，但總體上僅占比4成；不過這一比重在2010年達到最低點之后開始略有回升。相應的，“本地男＋流動女”與“本地女＋流動男”組合的比重有所下降，可見流動人口數量的減少為北京本地人口的婚配留出了更多的空間。在本地婚配之外，“本地男＋流動女”及“遷移男＋流動女”是比重較高的組合類型，二者總共占比30％左右；相對而言，本地人口和遷移人口的婚配比重是最低的。如果將北京本地人口之外的婚配均視為兩地婚姻，那么北京近年的兩地婚姻比重高達60％；如果定義更加嚴格一些，只有男女雙方的原籍和戶口均無重合方才視為兩地婚姻的話（即遷移人口與流動人口相關組合中的“原籍同省”以及“原籍與戶口同省”的均視為“同地婚”），那么北京兩地婚姻總體的比重約為50％，且在時序上變動不大，在表2中按此定義做了具體計算。在京外人口的各種類型的兩地婚姻中，“異地”婚配仍是主體，其中“遷移男＋遷移女”組合的跨省婚姻比例最高。

三、兩地婚姻的特征及分析

從上文的統計分布數據中可以看出，人口的遷移和流動改變了北京的人口結構和婚配模式；大量的外省人口來到北京落戶或工作學習，兩地婚姻在北京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從夫婦組合的視角、并以本地通婚為比較基準，可以進一步發現北京兩地婚姻的一些顯著特征。

（一）地域分布2004年以來在北京登記結婚的京外初婚人口（含遷移人口）中，男性約36．8萬人，女性約43．6萬人，其原籍／戶口分布在全國各個省區，其中最大比例的人口來自相鄰的河北省。為清晰和簡約起見，按照統計年鑒的通用分類方式將全國各省區劃分為華北、華東等7大區域。表3針對不同的夫婦組合形式，分別計算了京外男性和女性的原籍／戶口的分布情況。從地區歸并后的統計結果可見，京外男性主要來自華北和華東地區，而京外女性主要來自華北和東北地區。地域上的鄰近通常意味著文化習俗、語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一致或相近，而這往往是促成兩地婚姻以及跨地區遷移和定居決策的重要條件。在表3中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分布差異，即輾轉流動人口（不論男女）的戶口所在地在地域上的分布明顯不同于流動人口整體的原籍所在地的分布，華東和華南兩個區域的比重明顯升高⑦，相應的，華北、東北和華中地區的比重則有所減少。華東和華南分別是我國兩大重要經濟圈“長三角”和“珠三角”所在地，通過進一步計算還發現，落戶在華東地區的輾轉流動男中僅有4．9％的人落戶于安徽（華東地區經濟最落后的省份），而落戶在華南地區的輾轉流動男則有83．4％的人落戶于廣東（華南地區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女性方面，相對應的分別有3．9％和78．7％的輾轉流動者落戶于安徽和廣東。由此不難看出，輾轉流動者在做出赴京登記結婚（通常也意味著定居生活）的決策之前，首先經歷了一次向經濟發達地區的遷移。

（二）結婚年齡在表4中，仍然從夫婦組合的視角分別計算了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齡，以及夫婦的年齡和與年齡差。為了大致考察時序上的變動，將近9年劃分為兩個階段（2004－2008年和2009－2012年）分別進行計算。從總體和時序來看，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齡變化不大，僅有微弱的推遲；但女性的初婚年齡均有明顯的上升。相對而言，本地人口的初婚年齡最低而遷移人口的初婚年齡最高。從夫婦組合的角度看，基本上是女性的年齡主導了夫婦的年齡和以及年齡差距，女性平均年齡低的，通常夫婦年齡和較小而年齡差距較大；女性平均年齡高的，通常夫婦年齡和較大而年齡差距較小。對比各大類內部的不同組合還可以看到，對于同流動人口結合的本地人口來講，相比于同“一次流動者”結合，與“輾轉流動者”結合通常要推遲結婚1－2歲；但是對遷移人口與流動人口的“雙外”組合而言，上述兩種情況的差別并不明顯。在所有的夫婦組合中，北京本地通婚的夫婦是最年輕的。外來人口加入北京本地的婚姻市場以及兩地婚姻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北京整體結婚年齡的推遲，一方面來自兩地的夫婦雙方及各自家庭需要更多的時間相互了解和磨合，另一方面對外來人口而言，在北京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大城市安頓下來（如解決工作、住房等問題）要付出更高的遷移成本和更長的轉換時間。

（三）文化程度根據數據庫中對夫婦雙方的學歷記錄，將其從低到高標定為5個等級：1－小學及以下，2－初中，3－技校／職高／中專／高中，4－大專／本科，5－研究生，并按照與表4同樣的表式分別計算出不同夫婦組合類型下的男女平均學歷等級，結果如表5所示。就時序上的兩階段對比來看，男女的平均學歷等級都隨時間而有所增長，且女性的提升幅度相對更大，因此總體的男女學歷差距從“男略高于女”轉變為“男女持平”。如果以北京本地夫婦作為衡量基準，可以看到除本地人口與流動人口的組合之外，其余各類兩地婚姻均大幅度提升了北京新婚夫婦總體的平均學歷等級。在各種夫婦組合中，“遷移男＋遷移女”為典型的“高知”組合，夫婦同為研究生學歷的比重高達53％；相比之下，遷移人口與流動人口組合的學歷等級略低于遷移人口組合，但要高于與本地人口的組合。“本地男＋一次流動女”及“本地女＋一次流動男”的組合是平均學歷等級最低的夫婦，學歷最低的女性和男性也均來自這兩組；與之相對，與遷移人口組合的流動人口的平均學歷等級均顯著高于總體的平均水平?？梢娺@兩類兩地婚姻的教育匹配特征是明顯不同的，流動人口同本地人口的結合更多是“弱弱結合”，對北京本地婚姻市場中的弱勢者（文化程度低通常也意味著就業狀況不佳或收入低等）的婚配構成了一定的“補缺”作用；而流動人口同遷移人口的結合偏向于“強強結合”，更可能是在確立關系之后共同做出移居及在北京發展的決定。

四、小結及討論

本文基于2004－2012年的婚姻登記業務數據對最近9年北京市的“兩地婚姻”情況進行考察分析。北京兩地婚姻中的外來人口遍布全國各個省區，其中來自華北、東北、華東的相近省區的人口比重較高。外來人口中既有已經落戶北京的遷移人口，也有尚未落戶的流動人口，其中包括一定比例的曾落戶于其他省區（主要是經濟發達地區）后又來京結婚的輾轉流動人口。“雙外”組合的夫婦中，又以雙方來自不同省區的夫婦居多。通婚地域范圍的擴大反映了社會開放度的日益提高，同時也顯示了北京作為一個超級大都市對于外來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和包容性。相比于北京本地的夫婦組合，兩地婚姻夫婦的結婚年齡普遍延遲，進而推遲了北京整體的初婚年齡；文化教育水平方面，外來人口之間的兩地婚姻顯著提升了北京總體的夫婦學歷等級。北京的兩地婚姻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外來人口與北京本地人之間的結合，以及外來人口之間的結合；盡管從近9年的總體來看前者占主體（二者分別占比35．7％和23．3％），但就趨勢來看后者的比重在逐漸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以北京本地夫婦為分界，前者大多為低文化程度的夫婦組合，而后者主要是高學歷的夫婦組合。這意味著北京的兩地婚姻在日漸形成一個高文化層次的“雙外夫婦”群體，他們在適應、融合當地生活的過程中也在創新和發展著北京文化。從另一方面講，兩地婚姻、特別是“雙外夫婦”的增多也不可避免地為大城市的發展和管理帶來挑戰。一對原籍不同的“雙外夫婦”定居北京，意味著夫婦小家庭和各自的父母分居在三地，按照中國的居家養老傳統，最理想的是把雙方父母均接到北京定居，這無疑催生了對住房的剛性需求。審視一下北京每年新增的“雙外夫婦”數量，便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北京如此火爆的房地產交易市場。當然，數表中的這些“雙外夫婦”未必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在原籍養老亦未嘗不可，同時還會有一些夫婦最終選擇離開北京等等；但另一方面，本文的數據中也沒有包含那些均未落戶北京（因此沒有在北京登記結婚）但選擇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夫婦，在居住證達到一定年限后他們亦可考慮定居下來?？梢姳疚牡墓烙嫽蛟S還相對保守。再退一步講，即使“雙外夫婦”及各自家庭仍保持原先的居住模式從而緩解了住房壓力，也依然會存在節假日期間遠程探望雙方父母所造成的交通壓力；事實上，近年“春運潮”的人群中，應當早已不只是外出務工人員了?？傮w看來，兩地婚姻以及因家庭照料和往來而產生的潛在的人口流入、出行交通等的壓力是巨大的，以人口流入為主的大都市終將會面臨類似問題；大城市在人口規劃和控制、資源有效分配以及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依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高穎張秀蘭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