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群眾路線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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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群眾路線的轉型與對民主政治的進一步探索

對于作為革命時期形成的群眾路線來說，一旦產生它的環境與土壤發生變化，馬上就會遇到理論與實踐轉型的問題。在進城以前的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很有預感地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認為，要鞏固取得的勝利需要花費很久的時間和很大的力氣。而且進城以后，黨所處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從破壞舊世界到建設新世界的這個轉變過程中，黨面臨的任務變了，但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優良作風不能變，需要繼續保持。“兩個務必”背后所包含的正是這樣一整套黨在革命時期形成價值觀念和工作方法，它不僅保證了過去革命的成功，而且在未來新世界的建設過程中仍然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新時期以來，黨的領導人特別是同志和習都強調“兩個務必”，要始終保持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脫離群眾很危險，這是黨的幾代領導人對全黨的警示。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過程中，黨的官僚主義越來越嚴重，以至于脫離群眾在今天竟然成了黨面臨的四大危險之一。因此，官僚主義與群眾路線之間博弈的結果，決定著革命勝利后黨是把“兩個務必”所要求的優良作風保持下去，還是讓脫離群眾的現象在黨內不斷滋生蔓延最后醞釀成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黨的作風以及制度上的保障對群眾路線的生命力具有極端重要性。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力發展經濟是維護和保障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基本前提。黨的八大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也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而做出的。

但對于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落后國家來說，上層建筑反而成了至關重要的領域。列寧晚年對俄國革命進行辯護的時候就說過，要達到建立社會主義的文化水平，需要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人。所以，在看來，政治才是社會主義國家關鍵的問題，而掌管上層建筑領域的黨就成了決定社會主義命運的核心所在。但建國以后不久，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丑惡現象就開始在黨內蔓延，不斷地侵蝕著黨的肌體，這讓感覺到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的警示是多么的正確。到1956年，當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在蘇共二十大上暴露出問題以后，中國共產黨和從中汲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要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建國初期發生的這些國內和國外事件，加上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一個接一個的干部教育運動被當作是保證黨和群眾密切聯系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合作化、三反五反、四清等運動，直接把群眾發動起來，實行自上而下的監督，保障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不官僚化，不脫離群眾，不蛻化變質。相信群眾，發動群眾，是試圖轉變黨官僚主義作風乃至腐化變質的重要依靠。關于的群眾觀，學界有不同的認識。有人把建國后依靠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的做法與他年輕時接觸過的民粹主義思想聯系起來。

比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就認為，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是好得很;孫中山革命四十年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幾個月就做到了。站在群眾一邊說話的態度建國以后一直沒有改變。也有人認為不能簡單地從社會主義觀念出發去理解，其實是20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化身，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巧合的是，俄國民粹主義者巴枯寧曾與馬克思就國家制度進行過爭論。巴枯寧認為，有國家就有統治，因而也就有奴役;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不可能都成為統治的首腦，參與統治的永遠是少數，他們統治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工人群眾自下而上的自由的組織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馬克思則認為，無產階級在徹底解放自己以前，還會采取多少同舊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還會使用一些以后將要放棄的手段。或許這就是問題的結癥所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調和的。在一個一個接力般的干部教育運動都不能讓黨的干部摒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時，選擇了“”這種極端的群眾運動。但在群眾“全面奪權”的1967年，當上海宣布成立“上海”的時候，卻矛盾了。如果各地都模仿上海成立，那么黨、政、軍這些機構往哪里擺?這是的疑問。在國家制度這個必要的惡走向歷史博物館之前，即使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得保留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舊的東西。

二、群眾路線的創新與民主政治建設的新發展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近代中國經過若干救國方案選擇之后得出的結論。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便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開展救國運動，由此拉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序幕。那么，關于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怎樣呢?說，歷史給予我們的中心任務，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鄧小平也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同志更是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關系問題的更加簡明和深刻的概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民主政治這三大要素中，黨的領導處于第一位。因此，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關鍵，而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法的改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晚年的錯誤，即是把過去革命戰爭年代可以利用的群眾運動直接搬到了和平年代，結果出了大問題。今天，我們在全黨上下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必須明白我們繼承的是群眾路線的核心理念，全心全意為人服務的宗旨與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當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時，過去形成的黨的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也必須轉型。2002年，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黨的“兩個轉變”，即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由這“兩個轉變”所界定的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預示著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要實現從革命到治理的重大轉變，以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生的重大變遷。意識形態轉型不是放棄陣地，而是在堅守“核心”的同時，積極放寬“外圍”，不斷探索理論與實踐創新的有效路徑。一般來說，黨的群眾觀點主要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向人民群眾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服務;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相一致;黨要依靠群眾又要教育和引導群眾前進;群眾利益無小事。以上就是我們要堅守的“核心”，無論時代怎么發展變化，群眾路線的核心理念不能變。那么“外圍”如何拓展呢?習在西柏坡考察時講到，解決干部身上的作風問題，群眾也有責任，這種責任就是多提建議、認真監督。讓群眾多建議、認真監督，這是從到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強調的群眾路線。那么，讓群眾多提建議、認真監督的具體路徑怎樣?這樣一種探索就是創新。一直以來，我們總是圍繞怎么“上管下”這方面做文章，如果把“上管下”與“下監督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那么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就會取得新的突破。

關于群眾路線與民主政治二者之間的關系，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但通過群眾路線可以拓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渠道卻是一種共識。首先，群眾路線是一種參與民主。有學者認為，看一種政體是否民主，不能只看形式上的“代表性”，還要看實質上的“回應性”。中國共產黨代表著社會主義的道統，黨和群眾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黨經常能夠從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出發，出臺反映老百姓訴求的政策，回應性很高。更進一步講，民主不僅僅是選舉，而在于參與。這種參與民主，是一種逆向的參與，即領導干部走出戶外，深入到基層群眾當中去。這種參與民主對共產黨來說，最熟悉不過了，是我們的政治傳統。但筆者認為，除了這種逆向參與民主外，也可以探索正向參與民主，就像延安時期那樣，讓群眾通過一定的途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當中來，充分體現國家主人翁的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和關心。其次，群眾路線是一種協商民主。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把協商民主正式寫進黨代會報告，是十八大的重要歷史貢獻，也是重大理論創新。曾講過，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群眾是智慧的，其力量最大。推動和完善協商民主制度，走群眾路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有些國家民間和官方距離很近，是一種旋轉門制度，這時候你是民間的，這個門一轉，你就成官方了。我們缺少這種機制，所以需要領導決策要多與群眾溝通，多傾聽群眾的意見。最后，群眾路線要發揮監督職能。走群眾路線，就要讓人民來監督我們。堅持群眾路線是加強群眾同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

作者：馮麗萍單位：中共呂梁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