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高等教育機會選擇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個體高等教育機會選擇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當代青年研究雜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高考新政中招考方式的變化，意味著過去被動的“一考定終身”現象將被打破，學生的自主選擇將成為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重要決定因素。目前，我國有關個體高等教育選擇與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國外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研究路徑上，基于行動性路徑的高等教育需求-選擇研究凸顯了個體主動的教育選擇對高等教育擴張及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影響作用；其二，研究取向上，以布東為代表的理性選擇研究提出了影響教育獲得的首要效應和次要效應，揭示了個體選擇、成績與教育制度對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共同影響；其三，教育策略上，高中-大學鏈接策略和個體教育信念對高等教育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高考；高等教育機會；個體選擇

2014年9月國務院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意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相較于過去的高考方案，高考新政在考試內容和方式、自主招生、加分政策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創新和突破。其中，“擴大考生自主選擇權”成為亮點之一。《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中4次提到學生“選擇”，分別是“增加學生選擇權，促進科學選才”，“增加高校和學生的雙向選擇機會”，“計入總成績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科目，由考生根據報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長，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選擇”，“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增加學生的選擇性”。對學生“選擇”的反復強調，預示著隨著高考改革中招考方式的變化，過去被動的“一考定終身”現象將被打破，學生的自主選擇將成為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重要決定因素。同時，自主選擇亦是一把雙刃劍，選擇權的擴大對考生及家長的選擇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高考新政下個體高等教育選擇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考生選擇權的擴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路徑選擇進一步分化。新一輪高考改革無疑注意到了傳統高考的縱向分層篩選對人才選拔的局限性，計劃將按技術技能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分類高考，高職院校招生錄取將突破現有高考模式。同時高職院校推行分類招考和注冊入學，推廣“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體現職業教育的特色,避免與普通教育作簡單類比和層次區分，這也意味著部分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意愿，提前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路徑。其二，志愿選擇扁平化。傳統高考報考和錄取按批次統一進行。錄取批次越多，意味著大學被人為劃分的等級越多。例如，陜西設置四個批次，上海六個批次，山西七個批次，廣東將本科第二批和專科第三批劃分成A、B段共設置了九個批次。一般情況下，以設置五個批次的省（市、區）為多數。[1]縱向等級制的高考志愿劃分導致了學校分層、生源固化等問題，直接引發了社會對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質疑。作為高考改革的探路者，上海合并了一、二批次錄取，浙江則完全不分批次錄取，兩地同時探索多次錄取方式。志愿選擇清單扁平化一方面給個體帶來更加廣泛和自由的選擇空間，沒有了分批次的逐層限制，考生可以根據個人的特長和喜好更加自主地選擇院校。選擇面擴大也提高了選擇難度，如何從高考志愿選擇清單中挑選出符合意愿、匹配能力并且能形成梯度、提高命中率的志愿，對個體選擇能力同樣提出了挑戰。其三，考試科目組合選擇多樣化，課程選擇、學習精力分配需整體布局。根據2014年上海、浙江出臺高考改革試點方案，學業水平考試成績計入高考總成績，高考科目理論上浙江有35種組合、上海有20種組合。在操作過程中，上海實際產生9種組合。①科目選擇的變化不僅意味著個體對備考學科投入的精力和時間要加以合理選擇、分配和平衡，同時也對高中的課程設置能力和師資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四，考試時間選擇機動靈活。統一高考階段可以選擇秋考或春考，外語考試每年有兩次考試機會，部分省份的學業水平測試也可考兩次。考試時間的靈活可以減輕考生的考試壓力和心理負擔，但也可能會引發考生為博最高分而“逢考必參”的“怪相”。傳統高考模式下，由于一考定終身，個體選擇權利有限，盡管考生在高中階段進行了文理分科，但大多數考生對高考志愿的實質性選擇是從“申請與考試”階段才開始的，而國外的高等教育選擇囊括了從升學意愿到注冊入學的全過程，見圖1。而在高考新政下，一進高中學生就要啟動志愿選擇，經過信息收集，形成目標定位。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環境、個人特質、家庭背景、高中特征、學業表現、信息來源以及大學的招生宣傳等都將對個體的高考選擇施加持續不斷的影響。隨之而來，對個體選擇的能力、選擇所需的信息、選擇的合理性和最優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考改革關乎科學選才與教育公平，考生“選什么”“如何選”不僅決定自己的高中后教育發展路徑，還考驗著高考改革的公平性與科學性。盡管個體高等教育選擇舉足輕重，但我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還相對缺乏。從國際上看，由于許多大學招生已實行自主招生、學生自主選擇，因此對個體高等教育選擇的研究在國外歷時已久，并且因其對未來人才培養定位的重要性而受到了各國廣泛關注。例如，美國ACT(AmericanCollegeTesting)連續了《大學選擇報告》，法國采用全國統一升學指導服務平臺，英國確定職業生涯教育在高中課程中的法定地位。本文將介紹國外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以供參考。

二、個體高等教育選擇與教育機會獲得的研究路徑

理論研究上，高等教育選擇歷來是教育擴張、教育獲得與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西方關于高等教育機會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基于結構性路徑的高等教育供給-獲得研究，關注制度、階層、文化資本、社會經濟條件等結構化力量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和制約。另一種是基于行動性路徑的高等教育需求-選擇研究，聚焦個體教育選擇的能動性以及因成本收益、工作機會、能力抱負等因素所產生的選擇差異。前一種路徑長于分析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后一種路徑則對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以及高考人數下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選擇，尤其是當前個體對高等教育的“放棄選擇”“消極選擇”[3]等現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就第一種研究路徑而言，其討論的焦點是高等教育通道的開放性、學歷文憑的可及性及制約因素。換言之，關注的問題是“是否只要提供通道，個體就能獲得更高層次的教育？”無論是技術功能論、新韋伯主義沖突論、文化再生產理論都離不開對上述命題的探討。第二種路徑聚焦個體教育選擇的能動性以及因個體種族、性別、心理、能力、抱負等自然稟賦所產生的選擇差異性，關注的是國家教育政策與家庭和個體教育選擇之間的互動性。可以概括為“只要提供通道，個體就會選擇去獲得更高層次的教育嗎？”。以抵制理論、新批判理論、新制度主義、教育社會學實證主義等為代表。該路徑下對高等教育獲得的研究，其焦點已不僅僅是教育選擇的結果，而是選擇過程本身；更加重視個人的經驗而不是制度。沃爾特斯在《教育社會學手冊》中指出，過去的教育擴張都是供給型的一廂情愿，并沒有考慮學生和家庭對于是否入學的自主選擇。沃爾特斯采用了主體性探究的視角，認為對教育擴張的影響不能僅僅從整體甚至也不能僅僅從群間差異來判定，而應當關注個體教育選擇的具體原因。教育擴張以及總體上、群體間的教育不平等并非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經濟作用下被動、應然生成的結果，而是個體主動選擇、判斷、參與制度博弈的結果。[4]在高等教育需求-選擇研究路徑下，個體與家庭因素成為高等教育選擇模型中的重要解釋變量。就我國而言，高考政策的變化可能直接影響個體及家庭在微觀層面上的教育決策過程從而成為中國人才結構需求與教育不平等結構發生變化的重要誘因之一。

三、個體高等教育選擇與教育機會獲得的研究模型

（一）國外高等教育選擇研究的五種取向

目前，高等教育選擇與教育機會獲得已經發展成為一門橫跨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綜合研究領域，在解釋模型和機制上形成了五種主要研究取向。理性選擇取向關注個體對成本和收益的得失計算對高等教育選擇的影響。如經濟學領域的人力資本理論模型、學生行為經濟模型、生命周期教育與動態選擇偏差模型等[5]。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教育決策理性行動模型[6]，強調教育成本收益、失敗風險和地位提升對教育選擇的影響；社會文化性因素理論則認為決策依據還應包括群體歸屬感、社會距離感和精神成本[7]；信念信息理論進一步提出個體對于成功進入大學的信念直接影響理性選擇行為導致實現目標。[8]結構取向強調社會分層與社會結構制約個體的教育選擇和社會流動。如代際地位傳遞模型，聚焦于父親的教育和職業對兒子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9]威斯康星地位獲得模型，增加了測量個體的教育和職業愿望、重要他人的影響、心智能力[10]。威斯康星模型彌補了只關注家庭背景的不足，但它只揭示了不同個體獲得不同教育的現象，沒有探究個體大學選擇的過程。文化資本理論提出擁有更多文化資源和更好文化氛圍的家庭，孩子的升學抱負或愿望更高。[11]除了上述兩大研究取向外，教育取向強調學生個體特質與教育機構特征對高等教育獲得共同起作用的機制，如學生輟學縱向理論模型[12]、能力分組與課程分流理論[13]。心理取向強調個性特質和非認知因素通過影響個體的學習和動機最終影響大學選擇和教育獲得，如自我效能感理論、歸因理論、應對理論等。[14]綜合性取向認為不能僅依賴于單一的研究視角，而需用多學科視角解釋高校升學決策，如文化生態模型。[15]

（二）成績、選擇與教育制度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

在個體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研究中，個體的學業成績通常是升學選擇的重要依據，階層、教育、心理等相關因素等通過影響個體的學業表現進而影響教育機會獲得。以布東為代表的理性選擇研究在這一問題的探討上顯然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布東通過將紛繁復雜的教育獲得影響因素區分為首要效應與次要效應，提出了個體教育選擇對教育機會獲得的影響作用。首要效應是不同社會階層出身的個體在學業成績上的差異對教育機會的影響。次要效應是不同階層個體教育選擇差異對教育機會的影響。[16]以往對教育機會獲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階層、種族、性別的學生在學業成績上的差異，從而導致其教育獲得的不同。在廣泛的針對教育不平等所采取的措施和干預政策背后都隱藏著這樣的假設，那就是縮小教育結果不平等的最好途徑是縮小成績之間的不平等。但是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對于來自不利家庭的學生，即便他們成績優異，但繼續更高層次學習的機會也要低于來自有利階層的學生？換言之，這種不平等部分是由學生的選擇決定的？如果這種假設成立，那么對教育不平等的干預應當著力于選擇而非僅僅關注成績。[17]布東對主要效應與次要效應的區分揭示了在控制學業成績影響的前提下，階層出身以及不同教育的職業回報成為個體教育選擇的關鍵，處于不利階層的個體放棄升學的可能性更大。杰克森等人通過跨國研究進一步指出，教育制度的“分層”與“選拔”分別影響著個體教育選擇的范圍和程度。教育制度的分層指的是教育系統的垂直層次劃分，在高度分層的教育系統中，例如德國的教育系統，學生在教育生涯早期就被篩選到不同的教育軌道中，在其后教育階段鮮有機會轉換軌道。而在弱分層的教育系統中，學生學習的內容都是普通課程，而不是較早地被區分學習普通課程和職業課程。教育系統的選拔性指的是教育系統是根據學生的學習能力還是選擇意愿來對其進行選拔和淘汰。在具有高度選拔性的教育系統中，教育機構完全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或者認知測試得分來選拔學生進入不同的教育軌道，學生自由選擇的權利有限。而在低選拔性教育系統中，學生有大量的自由來決定他們將繼續哪種教育。因此，教育系統的分層構成了學生教育選擇的范圍，選拔構成了學生能踐行自由選擇的程度。在實踐中，分層和選拔是相互聯合的，高分層的教育系統也同時具有高選拔的特征。[18]這一理論運用到我國高考改革的具體情境中，不難發現，高考新政中“個體選擇權”的擴大，不僅從制度層面改變和調整了考試方式，還調節與分配了教育資源。自我國恢復高考以來的高考制度體現出“高選拔、低選擇”的特征，“一考定終身”使得分數對于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意義重大。相比之下，高考新政的“低選拔”“高選擇”特征則使得個體選擇對于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作用凸顯。具體表現在高考選擇組合增多、錄取不分批次增大選擇性；學業水平測試等級評定與綜合素質評價取代“分分必究”降低了分數的選拔性。這也進一步凸顯了研究個體選擇影響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重要性。

四、影響個體高等教育選擇的教育策略

當前，我國高考制度和政策的變化，大大提升了個體選擇對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影響。事實上，由于教育選擇是一種預見性的抉擇，是在對不同教育選擇的代價、收益以及成功可能性的評估基礎上做出的。因此經濟保障、信息獲取對于教育抉擇過程至關重要，這些對于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往往難以企及。應當從公共政策層面，尤其是教育機構本身提供相應的支持與指導，使得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不因信息阻隔和文化資本缺乏而處于不利境地從而導致進一步的不公平。這里介紹高中的大學鏈接策略和個體的信念信息影響升學選擇的相關研究。

（一）高中-大學鏈接策略對大學選擇的影響

在我國傳統高考政策下，高中常常被貼上“高考制造廠”的標簽。高中的角色被定位為幫助學生增加分數、提高成績以便提高學校整體的高考升學率，在招生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過去的黃岡中學，現在的衡水中學，都以此出名。但是，在提高分數以外，高中對于學生如何選擇大學和專業，應該擔負怎么的責任、提供怎樣的策略，對此的相關研究寥寥無幾。希爾2008年在美國《教育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探討了高中如何幫助學生做好大學選擇。[19]希爾指出，高中影響學生的升學選擇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高中的正式制度結構，包括學校為學生進入大學提供相關的資源。二是組織化的規范，通常表現為高中傳遞與進入大學相關的價值觀和為學生和家長了解大學招生提供的各種實踐活動。在這一框架下，希爾探討了如下問題：其一，不同的高中運用的大學鏈接策略有什么不同。其二，這些不同的策略怎么影響學生的大學選擇和教育轉換。其三，這些策略對不同背景的學生的影響程度如何。其四，這些策略與中學后教育分層模式維持的相關性如何。研究結果顯示，按照高中在幫助學生大學選擇和教育轉換過程中所使用的策略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傳統型策略、清算所型策略、經紀人型策略。運用傳統策略的高中在擁有與大學入學相關的資源和提供相關服務方面都非常有限，其結果是，此類高中為大多數學生提供的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通道，僅僅有少數學生有機會繼續中學后教育，而最有可能被招進社區學院。運用清算所策略的高中，有豐富的資源提供給學生進行大學準備和計劃，但是在主動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的服務和幫助方面有所欠缺。要獲得這些資源更多依靠學生和家長的主動獲取。而那些家長教育程度較低和成績較差的學生，在主動獲取資源上常常處于劣勢。此類學校對提高學生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上沒有顯著益處。使用經紀人型策略的學校，不僅有豐富的大學準備和計劃資源，同時，學校在為學生和家庭提供升學服務方面主動性很高。此類學校的學生更多進入四年制大學，因為高中在與大學鏈接過程中發揮了作為協調者的重要作用。希爾的研究展示了，除了通常探討的社會經濟地位（SES）這一影響學生高等教育獲得的因素外，不同類型的高中在與大學“鏈接”過程中采用的不同策略，也會成為重要的教育分層因素。

（二）個體對高等教育的信念影響

升學選擇除了高中實際的支持策略為個體高等教育選擇產生不同的影響之外，通常認為，個體不同的大學選擇與他們自身對讀大學的認知，即個體的升學抱負是密切相關的。經典的研究如信念信息理論提出個體對于成功進入大學的信念和信息直接影響理性選擇行為導致實現目標。[20]摩根通過分析職業計劃、教育需求、學生對教育需求的信念以及中學后教育模式之間的關系，來評估是否學生對于教育信念的不確定和不準確會影響他們接下來的教育決定。研究歸納了四種典型性的學生，第一類，確定且準確，即明確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并且確定這些工作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第二類不確定但明確，有明確的職業定位，但這些職業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是不同的。第三類不確定，沒有明確的期待的職業，也不太確定今后的教育規劃。第四類確定但不準確，這類學生想從事的工作實際上只需要高中文憑，但他們認為要想獲得這些工作必須讀大學；或者他們想從事的工作需要大學文憑，但他們認為高中畢業就夠了。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前提下，個體的教育信念是影響進入大學模式的重要預測信號。教育信念不同的學生，做出了不同的教育選擇。上述四類學生中，第一類學生高中畢業后進入大學的比例為87%，其中69%進入四年制大學，遠遠高于其他類別的學生。高等教育的信念影響大學選擇的相關研究還有很多，不同的信念形成不僅受家庭和個體因素的影響，也與學校傳遞的價值觀有關。例如，馬第尼斯等人在對拉丁學生的升學抱負研究中發現，不同的高中對學生傳遞了不同的價值觀，一種是大學敞開大門的觀念，一種是高中是大學守門人的傳統觀念。這些不同的信息和觀念的傳遞影響了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自我學業能力的認知不同影響大學升學選擇以及對大學學業的完成情況。[21]

五、國外個體高等教育選擇研究的啟示

國外研究無論在理論和方法上都相對成熟，力圖揭示個體選擇與教育制度和社會結構“二重化”的過程，不僅聚焦高等教育選擇和教育不平等的結果，還揭示了個體教育經歷導致不同高等教育選擇的微觀機制，呈現出強烈的跨學科和綜合研究趨勢，其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關于華人社會的研究方面，臺灣學者重在對擇校行為、擇校考慮因素及高校招生營銷策略的探討，對國立和私立大學、高等職業教育、高等師范教育等不同類型高校的選擇研究值得借鑒。[22]大陸學者對教育獲得與高校選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探討市場轉型和高等教育擴張背景下中國居民高等教育獲得的階層差距和擴大趨勢。[23]二是從微觀層面研究影響個體高等教育獲得及教育決策的機制和過程。[24]三是研究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異及教育需求。[25]由于傳統高考制度下個體選擇權有限，已有高等教育選擇研究實際上是對高考志愿和錄取結果的事后研究，無法反映教育選擇過程、路徑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隨著高考制度和政策的變化，個體教育選擇對高等教育獲得的重要意義需引起重視，相關研究應有所加強，尤其要重視從微觀或個體層面機制探討教育制度變革對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影響。個體的教育選擇機制是對宏觀層面教育制度轉型的一種回應，并與高等教育選拔中的高等教育機會結構的變化相互作用。高考新政下的學生個體，必定不會僅僅被動接受教育政策變化的影響，而將不得不主動積極適應變化。因此，將教育選擇過程帶回分析框架，探究個體在教育競爭中的選擇過程本身的變化性和復雜性，揭示個體如何通過一系列微觀的決定與選擇將自己歸入某一類別高等教育，將是十分有意義的研究取向。在高考改革試點階段，深入了解個體高等教育選擇的特征、過程、影響因素與機制，以及選擇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助于檢驗高考新政對個體實際的高考選擇行為所產生的直接作用，有助于降低高考全面改革的風險，保證2017年高考全面改革的順利實施。同時為引導個體優化升學選擇，提高高考升學支持和服務的水平提供理論和實證基礎。面對高考新政對個體和家庭教育選擇帶來的挑戰，應當從公共政策層面提供相應的支持與指導，例如推行高中“經紀人型”升學支持服務，升學資訊平臺專業性、可及性和互動性建設，推動教育咨詢服務社會化等，使得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不因信息阻隔和文化資本缺乏而處于不利境地從而導致進一步的不公平。

參考文獻：

[1]王戰.加快高考改革步伐取消高考分批錄取.

[22]劉自團.我國不同群體大一學生的擇校原因差異之調查研究[D].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34-42.

[23]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J].中國社會科學,2006（04）：97-109；李春玲.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不平等[J].社會學研究,2010(03)：82-113;郝大海.中國城市教育分層研究(1949-2003)[J].中國社會科學,2007(06)：94-107.

[24]劉精明.能力與出身: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分配的機制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4（08）：109-128；吳愈曉.中國城鄉居民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及其演變（1978-2008）[J].中國社會科學,2013（03）：4-21.

[25]王偉宜.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獲得的階層差異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國16所高校的實證調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35-44;謝作栩.高等教育大眾化視野下我國社會各階層子女高等教育人學機會差異的研究[J].教育學報,2005(02)：65-74.

作者:華樺 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