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中的視覺抗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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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傳播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霸權再造”與“視覺抗爭”

不可否認，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符號生產并非總是正面的積極的，不少情況下還會出現負面的或消極傾向，甚至是“反精英“”反權威”“反政府”的極端化訴求。④就此而論，應當引導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符號生產注重合法性。但是，從目前的情況而言，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很多都屬于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對于公權力的監督以及社會秩序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已在山西黑磚窯、周久耕天價煙、宜黃拆遷等諸多網絡熱點事件中得到了證明。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能量釋放打破了由社會精英壟斷的符號生產格局，但精英們并不會任由草根民眾削弱他們對符號生產的霸權，而會竭盡所能限制和打壓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

在傳統媒體語境中，社會精英處于政治、經濟、知識等方面的霸權地位，完全掌控符號生產，而草根民眾基本被排除在外；進入互聯網時代，草根民眾大量參與符號生產，對社會精英的符號霸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并不具有多少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優勢的草根民眾，雖然可以在網絡空間進行貌似自由的符號生產，影響卻相當有限?；ヂ摼W同樣存在不平等，大凡具有資源優勢的群體，往往更容易主導符號生產。社會精英就是這樣的優勢群體，他們通過對既有資源的復制和借用，不但影響網絡傳播平臺的管控，還通過龐大的網絡評論員和公關隊伍深刻影響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更何況，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底線也完全是由社會精英所制定，那些看似自由的符號生產，卻是在社會精英所設定的范圍內展開。如果說在網絡抗爭興起之初，草根民眾引領了符號生產，那么隨著社會精英對網絡的不斷適應，加之對既有資源的充分復制，他們仍然掌握主導權。當下中國網絡空間大致活躍著四種重要力量：一是具有政治傾向的各種類型網絡評論員；二是具有商業背景的網絡公關公司及其雇員，他們幾乎主導了所有的網絡營銷，其活動和前者經常相互交疊；三是具有獨立傾向但和政治和經濟部門保持若即若離關系的網絡輿論領袖，他們本就屬于優勢群體，有的還屬于既得利益群體，具有號召力，往往振臂一呼萬眾云集；四是草根民眾，數量眾多成分復雜，介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很多情況下只是各種文本符號的閱聽者，而非真正可以主導符號生產。以上4種力量中，草根民眾雖然最具弱勢，卻在近年來的諸多網絡熱點事件中屢屢獲勝。只不過獲勝并非因為自身強大，而是得益于利益受損程度的“令人發指”以及社會精英的局部分裂。

事實上，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符號生產想要突出重圍，并對執政當局產生影響，必須獲得兩個重要條件：其一，議題足以引起網民群集和大量圍觀；其二，社會精英局部分裂草根民眾贏得機會。但是在第二個條件中，那些對草根民眾抱有同情的社會精英面對繁雜抗爭議題并非來者不拒，而是要根據議題的競爭稟賦進行議程排序，不具有圍觀品格的議題出很難受到青睞。直言之，就是社會精英的局部分裂完全可以視為一個常量。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關鍵還得看議題的競爭稟賦是否足夠高。在很多情況下，草根民眾的訴求議題并不具有高競爭稟賦，因為在生成原因上具有結構性，也就是說，國內這方面的事情非常普遍，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網民很快就會“司空見慣”“習以為?！保灾滦纬伞皣^疲憊”。另外草根民眾缺乏必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優勢，無法進行有效的資源動員。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草根民眾為了避免訴求議題下沉，提高符號生產的影響效能，往往會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吸引網民圍觀：抗爭行動極端化，也就是通過提高抗爭行動的變異性刺激網民神經，引來網民大量聚集。例如長江大學教授和學生為求污染鋼廠搬遷，采用集體下跪方式，引起網民和社會各界關注；符號生產“搏出位”，即通過非常規符號激起網民同情、憤怒以及好奇之心。比如“女子賣身救父“”男子賣腎維權”等事件。這是底層民眾應對“圍觀疲憊”及社會精英限制和打壓的無奈選擇，本文稱之為“視覺抗爭”。

二“、視覺抗爭”的后果

如上草根民眾的“視覺抗爭”具有追求“奇觀化”的基本特征，其實質不在控制對方，而在維護自身權益。但是，作為一種畸變的抗爭方式，在總體上不但無益于利益維護，而且更不利于官民之間良性溝通機制的構建。歸結而言，大致有如下方面：

其一，進一步導致網絡空間中草根民眾的符號生產“污名化”。在當下中國社會，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分化日益明顯，利益博弈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日常狀態，甚至在某些領域還存在既得利益群體和利益受損群體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網絡空間的符號生產往往“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混雜，即便具有明確利益訴求的網絡符號表達，也時常以“非理性”面貌出現，這種情況之下，既得利益群體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往往對網絡抗爭進行“污名化”，即通過貼標簽的方式放大草根民眾網絡符號生產中的“非理性”成分，抹殺他們的正當利益訴求，遮蔽其爭議行為背后的結構性因素。顯然，草根民眾的“視覺抗爭”由于使用了非常規、具有爭議的手段，招致既得利益群體更多非議和“污名化”。表面上“，污名化”的結果可以維護和鞏固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但它遮蔽了爭議行為背后的內在原因，不但無益于化解矛盾和解決問題，還會造成社會階層更大的分裂，在特定情況下，有可能導致本來屬于理性的行為變得非理性，本來非理性的行為變得更加非理性。

其二“，圍觀疲憊”進一步惡化，抗爭性符號生產成本抬高?！耙曈X抗爭”本是為了應對“圍觀疲憊”，避免訴求議題沉底。但長此以往，隨著“奇觀化”程度的不斷升級，網民對于符號生產的圍觀要求也變得苛刻，某種程度上就等于更加重了網民的“圍觀疲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視覺抗爭”本是為了消解“圍觀疲憊”，結果卻加重了“圍觀疲憊”，而這正是“視覺抗爭”所無法克服的畸變邏輯。另外一個與之密切聯系的是草根民眾實現自己的符號生產目標，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以及支付其他的資源，而一旦成本過高超出他們的承受范圍，抗爭即宣告失敗，致使越來越多的草根民眾又成為“沉默的多數”。

其三，草根民眾與政府當局的良性溝通是化解官民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但是，現實社會中的官民溝通系統因為缺乏草根民眾的足夠參與，加之社會精英又無法為其有效代言，其作用很難得到有效發揮。迅猛崛起的互聯網相對滿足了草根民眾的民意訴求愿望，進而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非正常溝通渠道。但令人憂慮的是，在很多地方草根民眾借助網絡媒體的溝通并非平和，常常是充滿著沖突和對抗的。這不能不說是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畸形化，而這一點近年來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作為畸變的抗爭方式，許多時候仍可能起到正面影響，但也只是修正性的，不具有革命性。而且，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符號生產隨著“奇觀化”程度不斷升級，實現訴求目標的難度會越來越大，以致“視覺抗爭”對于社會秩序的修正性影響也越加微弱。

三、妥善處置網絡空間中的“視覺抗爭”

不管從何種角度而言，草根民眾在網絡空間中的“視覺抗爭”都具有明顯的負效應，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得還會更加突出。因此，政府及其特定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進行有效處置。本文認為有以下若干思路可供選擇。

其一，構建有效的網絡抗爭訴求回應機制。不少民眾選擇網絡“視覺抗爭”的直接原因在于擔心訴求難以得到重視和回應，而且事實也不止一次證明，不追求圍觀效果的抗爭訴求不但難以得到回應，而且極容易被網絡海量信息所淹沒。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及其特定部門除了致力于現實利益訴求機制的構建之外，還應該建立有效的網絡抗爭訴求回應機制，及時予以回應和引導，一方面避免民眾采用“視覺抗爭”方式，另一方面至少能降低網絡群體事件的爆發概率。

其二，提高政府及特定部門的網絡執政水平。網絡媒體對政府治理的影響越來越大，提高網絡執政能力和水平將成為現代政府的重要選擇。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及其主政者逐步認識到網絡執政的重要性，并開始在多個層面促進政府網絡執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但是，不少地方政府的網絡執政仍然存在處置方式僵化、溝通效率低下等問題，甚至在一些基層政府，網上執政還停留在形式層面，起到的實際作用也較為有限。對于民眾網絡抗爭訴求的處置，是政府及特定部門網絡執政的重要內容。因而，有效抑制草根民眾視覺抗爭的出現，勢必要求政府及特定部門提高的網絡執政能力和水平。

其三，完善網絡法規，促進網絡表達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是現代法治社會確定的前提條件。雖然目前已有不少網絡法規出臺，但是對于政府、民眾以及網絡媒體之間的權利關系界定還有些不清晰。完善網絡法規，就是要在法律框架內界定政府、民眾和網絡媒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而這意味著不管是何種主體，只要存在網絡失范行為，都應該受到相應的法規懲罰，特別是政府及特定部門更應該受到約束，而不應享受法外之權，這樣網絡法治不但體現公平，而且更具效力。

其四，培育網絡公民文化，促進網絡公民社會的成長和成熟。盡管我國網絡公民社會已經出現，并且釋放出促進社會積極變遷的正能量，這在成功的網絡反腐事件中得到充分證明。但是，我國網絡公民社會是不成熟的，“視覺抗爭”就是這種不成熟的一個重要表現。雖然，草根民眾的“視覺抗爭”具有利益訴求的理性目的，但其建立或得以形成的基礎則是網民的集體圍觀，而主導網民集體圍觀的更多是視覺邏輯和情緒宣泄邏輯的交疊。因此，培育網絡公民文化，提升網民的理性精神，促進網絡公民社會的成長和成熟，應該是避免草根民眾進行網絡“視覺抗爭”的有效理路。

作者：陳相雨單位：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