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農業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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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正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言，直到15世紀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保持著一個令西方世界望塵莫及的水平，在農業方面更是如此。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中華文明大多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之上。如果說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農業并未明顯落后于中國，那么，羅馬帝國以后整個中世紀的千余年中歐洲農業進展緩慢，終未超出古羅馬的水平，而中國農業則在商周和秦漢的基礎上穩步前進，在此后的千余年中代表著世界農業發展的最高水平。

中世紀的歐洲，谷物的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大多在1.5～4倍，即使到1800—1820年時，最先進之英國也只提升到11.1倍，法國和西班牙為6．2倍，德國、瑞士等國為5．4倍。而據《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的記載，至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谷物的收獲量與播種量之比少則數十倍多則上百倍。[1]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的這種優勢一直保持到了18世紀。因此，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在其《哲學辭典》(1764)中說：“中國人在道德和政治經濟學、農業、生活必需的技藝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這些方面，我們應該做他們的學生。”[2]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gues．Gernat)在其《中國社會史》中也說：“中國農業在18世紀達到了其最高水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農業顯得特別落后。”[3]近代生物科學19世紀才開始取得重大進展。

事實上，中國農業不僅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對世界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也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貢獻。歐洲著名農史學家Paul．Leser曾經指出：“歐洲之農業直到18世紀仍抱殘守缺、極為落后。歐洲農業之趨于合理并能逐漸發展，基本上是東亞文化刺激的結果。”又說：“整個歐洲農業變化最重要的起點是18世紀初。究其原因，可能并非象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受古羅馬農書的影響，因為它們實際上并不那么重要”。“促成這個變革的動因來自東亞，從而可知現代文化基礎的形成歸根結底是有所借助于東亞的。”[4]

這一時期傳人歐洲的中國農具有曲面犁、扇車、風車、碌碡及園藝上用的人拉輥子等。據B·H·SyonBath考證，中國的耬車是經威尼斯——奧地利——西班牙和法國傳人英國的。后經J·Tull改進，成為通行于歐洲18世紀的條播機。這些技術的傳入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三圃式農法的廢除。Leser進一步指出：“若無18世紀初開始之農業革命，則其后二百年中歐洲人口的增長及其相應之發展，均無可能。我們應為東亞文明提供歐洲近代文化之堅實基礎心存感念。”

據Angus·Madison(1990)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5]可見在一個傳統經濟占很大比重的時代，中國憑借其傳統優勢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仍然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可悲的是，自19世紀以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中國不僅在近代工商業方面明顯落后于歐洲，作為傳統優勢產業的農業也逐漸落到了后面。如果說中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妨礙了以節約勞力為特征的機械技術的發展，致使勞動生產率落后于歐美，那么為什么進入20世紀后在節約土地的技術和提高土地生產率方面仍然落到了西方國家的后面?中國并不缺乏對農產品的需求且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水乎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為什么不能更上層樓，開發出更多新的提高土地利用率與產出率的技術?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分析和比較一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增長的源泉。

二、農業增長源泉：傳統與現代的比較

18、19世紀，歐美多數國家農業生產率與中國相差無幾。但今天西歐和美國的作物單產普遍較1800年時翻了5—6倍。在勞動生產率方面，1800年，美國生產2700公斤小麥需要373個工時，勞動生產率與中國相比并無大的差異，但1960年時，生產同樣數量的小麥只需10個工時，是1800年時的三十七分之一。

在土地生產率方面，17世紀中期英國每公頃糧食單產為670公斤，大體相當于中國同期的水平，但19世紀后明顯高于中國，1850年時達到1880公斤，較1650年時增長了2.倍。1850年，美國糧食單產只相當于同期中國的50—70％，但二戰前后逐漸超過了中國的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分異呢?據美國學者帕維里斯分析，1929—1972年美國農業增長的81％、生產效率提高的71％歸功于技術進步。1937—1972年，美國研究和推廣中每l美元投入可獲得7美元收益。可見，現代農業增長的源泉是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

中國的農業并非如許多人想象的那樣，15世紀后就固步自封、一成不變。客觀地說，中國農業在明清時期仍然有相當快的發展，例如多熟種植的推廣與普及、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與傳播、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多種經營的高度發展等等。正是因為這些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在人口翻了6倍的情況下保持了相應的經濟增長。

但中國明清時期的增長是沿著一條既定的軌道進行的。在當時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它已經將其潛能發揮到了極致。在傳統農業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土地和勞動，這是一種以資源為基礎的農業，其他投入物如種子、糞肥等，大多與多勞集約有關，農家自產，很少需要外部投入。現代農業則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投入，如良種、化肥、農藥、機械等等。這一切都不是農戶自己所能解決，必須依賴外部供給。正是這些因素造成了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在生產力方面的重大差別。例如印度人均耕地數量是日本的6倍，土質也較日本好，但1960年時其單位面積農業產值僅為日本的八分之一。

美國所有投入中外部投入比重的變化情況

年份19401960

投入比重3462

瑞典外部投入占農業總產值比重變化情況

年份1860189019401960

比重5.512.022.839.7

那么，為什么中國就沒能及時研發出這些技術和新型投入物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對兩種技術創新的方式作一比較分析。

三、經驗型創新與實驗型創新

當經驗型發明為技術創新的主要方式時，人口規模成為技術發明率和技術水乎的決定因素。因為人口多，嘗試的機會也多，發明的機率相應增加。與經驗型發明不同，實驗型發明是近代和現代技術創新的典型方式。這種技術發明源于實驗。與經驗性發明相比，實驗式發明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它有明確的目的性(攻關目標、工作計劃、科研項目等等)。

第二，發明活動是一種專業活動(由各種類型和各種層次的機構和組織來從事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工作)。

第三，高成本(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活動大多需要相當多的經費投入)。

第四，可控性與可重復性(實驗可根據目標和進展情況不斷修改和重復進行)。

第五，精確性(研究和實驗的精確度非經驗性發明所能想象)。

有了科學實驗的方法，人口規模對技術發明的約束被解除了，一個發明家在實驗室一年的實驗可能超過幾千個農民或工匠一輩子嘗試的機會。

正是因為上述這些區別，現代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規模上還是在速率上都是傳統經驗式發明所難以同日而語的。

如果說，明清以來因人口激增，中國對西方現代農業技術，尤其是節約土地的高產技術并不缺乏需求的話，那么對于實驗農學的闕如與滯后就只能從技術供給的方面去尋找原因了。

四、制度創新與農業技術的進步

如前所述，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并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它需要許許多多的其它社會條件配合。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科學不再是為滿足人類好奇心而存在，技術也不再停留在作坊中，科學與技術聯姻，科技不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及人們的心目中不斷樹立其威望。因現代科技創新具有目的性、高投入、專業化和多學科集成的特點，非傳統發明方式所能勝任，因此，要想在現代科技方面取得進展，不能不在制度上有所創新，以形成有利于現代科技發展的組織制度和社會環境。

事實上，世界近現代科技發展的歷史事實已證明，有這些條件或因素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得就快，沒有這些條件或因素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就緩慢，甚至停滯。因此，究其根本，廣義的制度創新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和基本條件。中國近代在整個經濟和技術方面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在制度上不斷變革與創新，以促成現代實驗農學發展所必需的環境與條件的形成。這從以下一些歷史事實可以得到印證。

第一，中國是個有著悠久帝王和中央集權觀念的國家，國家追求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的做法，雖然是歷史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對學術研究獨創性與多樣性的發展也產生了抑制和扼殺的作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獄、清代樸學的一支獨秀，都與這些因素有密切的關系。知識分子的創新活動不時受到壓抑，對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的產生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在激勵機制方面，國家不是鼓勵“學以致用”，而是“學而優則仕”。科舉本來是廣納社會賢才的一種好的創舉和制度，它打破了任人唯親的舊制，但內容設置和具體做法上逐漸引導知識分子追求功名和利祿，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導致“農者不學”、“學者不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第三，夜郎自大，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明清時期，統治者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視出國者為“自棄王化”，以中央大國自居，對世界政治與經濟的變化掩耳不聞、視而不見，也拒絕與西方國家來往和通商，從而使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距離逐漸拉大。

凡此種種，不同程度上妨害了現代農學在中國的產生與發展。相比之下，歐洲在經歷文藝復興之后，大眾教育普遍建立，科學也開始與技術結合，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實驗科學體系。歐洲的大學始于中世紀晚期，19世紀時德、英、法、美等國陸續建立起了農業專門院校，致力于改良農業，近代化學、土壤學、作物育種學、植物保護學、農業機械學等學科飛速發展。而中國直到1905年才廢除科舉，提倡新學。中國第一所農業學校和農業大學始建于1898年和1905年，較之歐美國家普遍晚了100—150年。

如果說，因歷史和文化的關系中國落后于歐美有一定的歷史必然的話，那么，近代中國與日本相對地位的轉換就只能從自身來尋找原因了。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歷史上長期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中國許多優秀的農業技術就是經東南沿海和朝鮮半島傳人日本，被日本農民奉為圭臬。然而，自鴉片戰爭中國敗于西方列強后，日本深感中國已經落后，轉而學習西方。明治維新以前日本農業以水田稻作為主，單產略低于中國。但到1950年時日本水稻單產已是中國的一倍。

歷史上，中、日均為蠶業較為發達的國家。遠在公元前12世紀中國蠶種和養蠶技術就傳到了日本。相傳秦始皇時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到日本，傳授養蠶織綢的技術。但到20世紀初，當中國創辦蠶桑學堂時卻不得不延請日本人為師。1863年中國生絲出口還是日本的3．5倍，但1930年時日本出口生絲已是中國的3．7倍。1885—1900年中國供應了西方蠶絲市場的42％，但1930年時日本占有了西方生絲市場的75％，中國僅為10％。

相比之下，中國農業教育和科研機構的建立比日本晚了30—40年。日本對農業科技與教育的重視得到了回報。例如由于化學處理人工孵化及繅絲工藝等一系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雜交種夏秋蠶的飼養，日本蠶絲生產1870—1920年增長了9倍，蠶絲出口創匯在創匯總額中的比重常年在50％以上，成為推動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功勛產業”。再以水稻生產為例，由于高產耐寒抗病水稻新品種的推廣，1895—1918年日本每公畝水稻產量由原來的20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左右。我國水稻單產原來與日本不相上下，但196(3年只有日本的二分之一。就農業技術而言，一個國家不僅要有技術引進的能力，更重要的還要有與之配套的從事適應性研究的能力和技術運用的能力。顯然，這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具有相當規模的科學研究體系、技術開發體系和技術推廣體系，而這些體系的形成又依賴一個龐大的包括農業在內的國民教育體系的建立。中國在這許多方面的滯后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我們所說的制度當然不只是指科技制度和教育制度，它包括促使科技資源為人們重視的產權制度、市場制度、專利制度、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例如市場制度的創立會使原有的技術潛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新的技術也會因需求旺盛而不斷推陳出新。

制度創新在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變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重要。這是由現代科學技術的本質和創新方式的變化所決定的。科學由原來憑個人興趣和好奇心驅使的在實驗室孤立探索被有明確目標大規模團隊合作的科學研究所取代。這些團隊的工作不僅需要昂貴復雜的科學儀器和設備，也需要多學科的交流與合作。雜交稻的研究就是個例子。雜交稻可說是我國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它的研究長達數十年，涉及到的科研院所多達上百個。它的推廣則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門和農技推廣機構。由于科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它與政府和政治的關系也前所未有的變得重要。為了加速經濟發展，政府不斷增加對科技的投入、管理和調控，從而深刻地影響著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速度。新中國建立后的幾十年中，我們雖然也在進行制度創新，但長期模仿前蘇聯模式，在政治上追求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推行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在管理上條塊分割，結果農業教育、科研與推廣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協調與配合。據1985年的一項調查，我國每年農業科技成果有6000余項，但其中被轉化為生產力者僅30％一40％，目多為局部或地區性的應用推廣，形成規模效益的不到20％。

如果我們將世界農業的發展做一歷史總結，會發現有四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第一次是農業的起源和農牧業的初步發展，它發生在距今約一萬年的時候；第二次是傳統農業革命，它以鐵犁牛耕為標志，發生在歐洲的古羅馬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第三次農業革命稱常規農業或工業農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它以拖拉機、化肥和雜交品種為標志；第四次農業革命始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仍處于發展初期，其特征是以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為依托逐步向精準農業和可持續農業邁進。中國在第一和第二次農業革命中大多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但不幸在第三次革命中落到了后邊。今天中國又面臨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加速制度創新，中國就有可能象日本在第三次農業革命中那樣，后來居上，否則就難免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中再次被拋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