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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移并不是一個新話題，自進入工業化社會以后，全球范圍內就曾出現過多次明顯的產業轉移，只是每次轉移都有不同特點。去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性經濟蕭條，企業發展受到很大摧殘，而在這種情況下，新一輪的產業轉移也拉開了序幕。就我國而言，如何變不利為有利，完成產業的改造調整以及行業轉移也就成為了當前必須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產業轉移是一種常態存在
產業轉移出現的歷史很是悠久，自從商品社會形成后，產業轉移就開始出現，雖然開始時期的轉移并不是很明顯。就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而言，產業轉移存在于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而且這種轉移是以一定的產業發展狀況為前提的，正如上世紀30年代，日本著名經濟學家赤松要在對本國棉紡工業發展研究后，提出了產業轉移的雁行發展模式，即“其中第一只雁代表該行業進口的浪潮，第二只雁代表國內生產的浪潮，第三只雁代表出口的浪潮”，即當進入到工業化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和技術的落后，不得不把某些產品的市場向發達國家開放。等到這種產品的國內需求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也就為本國生產這種產品準備了基本的市場條件和技術條件，這時國內已初步掌握了這種產品的生產技術，由于本國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的優勢，該產品的進口也就逐步讓位于本國自己生產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的利用以及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上升，最終實現這種產品的出口，達到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同樣，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一個國家內部的區域之間。
由于受各種因素制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永遠處于相對不平衡狀態，這種狀態就為產業轉移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一般說來，產業遷出地為了完成本地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需要把一些科技含量低、不再適合本地發展的企業移動出去，而產業遷入地為了發展本地的經濟，調整本地的產業結構，也需要做二傳手，接納經濟上一層次地區的產業，同時又把本地的產業向經濟下一層次轉移，也就是說，后發展地區通過承接發展地區的產業轉移完成經濟發展模式后，再轉移到欠發達地區，從而使得產業轉移成為一種周期性的行為，地區與地區都在通過產業轉移完成自身的產業升級。
產業轉移出現不是偶然，而是因經濟協調發展所產生的必然，“經濟協調發展內，包括產業結構協調、空間布局協調兩方面：（1）產業結構協調，是指所擁有的產業在第
一、第
二、第三產業上，在每一產業的各個行業都能合理分配；（2）空間布局協調，是指在我國的各個地區間經濟能夠協調發展，經濟快速發展地區能夠對經濟欠發達地區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盡量縮小地方間經濟差異。而產業轉移無疑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措施。”社會是向前發展的，所以經濟協調始終存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此產業轉移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存在，只不過其表現形式的明顯與否。
二、當前國內產業轉移的遵循原則
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對國內的產業鏈條產生了極大沖擊。這種經濟狀況的出現就迫使產業的改造和升級成為必然，而要順暢地進行改造和升級，對原來的產業實施轉移就是惟一選擇。不容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些地區特別是東部地區自己建立或承接過來的產業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高能源消耗型領域，在這次金融危機影響下，大部分難以維系，而這些地區為了騰出足夠的發展空間，必須把這些產業轉移出去。所以對產業遷入地而言，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盡量避免遷出地原來所出現的一些負面問題。
首先，在選擇遷入產業時，應該遵循“生態優先”原則。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經濟發展”與“生態選擇”之間的不對等匹配，使得一些地區選擇了以犧牲生態換取一時經濟發展的簡單模式，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模式不但嚴重阻礙經濟發展，而且也為以后的經濟發展造成了難以排除的障礙，進而導致經濟的滑坡和倒退。如廣東清遠曾承接了由廣東東莞轉移的以“勞動力和資源消耗”為代價的傳統產業，現在已對其境內的河流造成嚴重污染，使得人畜飲水都處于困難狀態。而若想治理這種污染，則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無疑是產業轉移的不慎重造成的難以短期內解決的后果。
其次，在選擇遷入產業時，應嚴格遵循“耕地保護”原則。我國人多地少，可用耕地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在2007年，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節約集約用地，不僅關系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關系國家長遠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歷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于18億畝這條紅線。”發展工業，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時，必須要占用土地，所以對于產業遷入區，一定要做好土地使用規劃，盡最大限度地保護耕地，以為后人發展留有一定的空間。
第三，在選擇遷入產業時，必須以能解決本地勞動力就業為最大原則。“保民生”的第一內涵就是保就業，以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所以一個產業的選擇，在能給本地區帶來一定經濟效益的同時，還必須能為本區域的勞動力提供一定的就業崗位，因為在當前經濟環境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民，“更愿意在自己戶口所在地或其附近，尋找就業機會，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可以節省部分流動成本，二是可以照顧家庭，還能免受外地人的歧視。”而這樣做也可以更好地保障民生的運行，為農民增收和方便生活創造良好條件。
第四，在選擇遷入產業時，應辯證看待原來的區域空間分工理論。在人們的下意識中，經濟欠發達地區能發展的就是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含量不高的企業，而東部地區轉移出來的企業，其落腳點自然而然就是中西部，這在人們的腦子中已成為固定思維模式，即東部淘汰的就是中西部能夠接納的。應該說這種模式對經濟待開發地區是個很大誤區，它使得東部地區的一些經濟發展彎路在這些地區繼續重演。所以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選擇遷入產業時，必須打破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辯證地分析原來的區域空間分工理論，不能一味地將“高梯度”與“低梯度”對立起來，要在綜合分析本地優勢的基礎上，進行產業轉移的選擇。
產業轉移作為一把雙刃劍，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確實為經濟啟動和復蘇做出過很大貢獻，但也的確因“急于求成”而帶來了一些無法消除的弊端，所以能否吸取上一輪產業轉移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將成為本輪產業轉移成敗的關鍵。
此外，就經濟發達地區而言，在遷出產業時，不要盲目為遷出而遷出，必須充分考慮到整體經濟的全面發展，要把經濟欠發達地區作為可實現自己持續發展的基地。至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在承接遷入產業時，要做好各種規劃和準備，完善法律法規，從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選擇遷入產業，從而營造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勢頭。
三、結論
任何事物都存在雙面性，產業轉移也不例外。既然我們已經歷了以前產業轉移給我們帶來的經驗和教訓，所以用辯證地、冷靜地眼光來審視新一輪產業轉移就有了特別意義。
就產業遷入地來說，必須加大科技創新力度，通過科技的發展使遷入的產業得以不斷升級，進而提升其技術含量。如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體系，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優化創新環境。加強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完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支持企業加快建設技術研發中心，強化企業自主創新的主體作用。實施知識產權和專利帶動戰略，重視發明專利，加強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推進重點區域、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重點產品的自主創新，鼓勵和支持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關鍵和共性技術，以形成帶動力強、關聯度高、優勢資源集中的戰略產品，從而為本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奠定技術基礎。
在加大科技創新力度的同時，產業遷入地還必須在固有的基礎上，做強做大內源型經濟，做優做強外源型經濟，要把民營經濟作為內源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切實抓好各項扶持政策的落實，并推動本地企業與遷入企業開展產品，設計、銷售、研發等方面合作。而具有土地資源優勢的地區要預留必要的發展空間、創造條件承接具有產業鏈引領和帶動、輻射作用的產業高端項目，并積極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延長產業鏈，增強與本地企業的產業配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