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績效時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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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將包容性發展理念引進新型城鎮化概念中，構建我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根據所得數據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演變過程進行時空分析，據此進一步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績效評價；空間自相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58%。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是把雙刃劍，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帶來諸多社會不包容問題的頻發。隨著內外部經濟政策等變化，從黨的十八大提出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以來，進入到由排斥性向包容性演進的轉型時期。

一、文獻綜述

自從1997年包容式創新一說被印度學者GSKrishnan提出之后，世界銀行等組織將其引入經濟增長領域，提出“包容性增長”的概念。Malhotra等認為將包容性理念運用于城市發展與規劃建設中將促進城市的健康發展。國內研究中何景熙最先提出新型城鎮化以包容性發展為目標，將會推進城市合理優化發展。張明斗等（2012）認為包容性發展應從主體、內容、過程和成效四方面進行定義。李博（2016）通過實地調研探討了包容性城鎮化的具體實踐路徑。近年來，學者從不同視角探討了城鎮化的包容性發展，但對城鎮化包容性發展內涵并沒有統一界定。實證研究上，大多數學者從包容性的視角構建指標體系，測度了不同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質量（關國才等,2012），關注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田逸飄等，2017），公共投資對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的支持影響（晏朝飛等,2018）。近期雖有部分學者從空間計量角度出發測度城鎮化水平，但鮮有從城鎮化包容性視角進行分析研究。本文在充分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熵權法進行定量評價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并通過時空演變分析，為進一步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提供政策建議，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二、研究方法與指標體系

1.研究方法。本文利用熵權法測度我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得出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綜合得分,通過時空比較分析區域差異和時空演變,并通過空間自相關進行進一步檢驗空間相關性。2.指標體系。新型城鎮化強調“以人為本”,分別從人口、經濟、社會、城鄉、生態五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努力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創新性地提出從全面、協調、可持續三大方面出發，構造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分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人均GDP（萬元/人）、產業結構水平、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臺數（標臺/萬人）、人均城市道路照明燈（盞/萬人）、城鄉居民文化娛樂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城鎮污水處理率（%）、人均森林覆蓋率（%）等。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2004—2017年中國大陸30個省（市、區）（除西藏）為研究對象，數據均來源于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地區統計年鑒。

三、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時空測評

（一）時序演變特征2004—2017年我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綜合平均得分前10%的省（市、區）分別是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北京、上海、江蘇,而綜合平均得分后10%的省（市、區）分別是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貴州、云南、甘肅。可以看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相對較好，而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就較差一些。這是由于北京等省（市、區）城鎮化進程開始早，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創新驅動社會、生態等包容性發展，反觀貴州等省（市、區）由于城鎮化起步較晚，經濟欠發達，產業結構不合理、社會不包容現象頻發。

（二）全局空間特征根據軟件計算我國2004—2017年30個省、市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綜合得分的值，并對其進行顯著性檢驗。由表1可知，14年的值分布在0.302473~0.4199，所有值均為正值，在顯著性水平為0.01的情況下，均通過P值檢驗。此外Z值得分在3.1901~4.4948之間，空間相關性較為顯著,說明中國2004—2017年30個省（市、區）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性。另外，在不同時間段我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集聚程度呈現不同的變化波動，2004—2010年處于上升階段，2010—2017年呈現出波動性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集聚程度具有波動性。

（三）局域空間自相關聚類通過對我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進行局部空間聚類分析可以得出，我國30個省（市、區）大多分布于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區和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區，顯著表明了我國各省（市、區）在地理位置上表現出空間正相關關系的特點，高/高集聚區組和低/低集聚區組具有空間分布一致性。1.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區的城鎮化包容性水平的空間差異不明顯，自身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與其鄰近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都很高，主要集中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分別為山東、上海、浙江、江蘇四個省（市）。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政策、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結構優先升級，集聚大批量的良好教育人才，科研水平高以及科學技術迸發，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和不同類型的資金注入支持等資源優勢，促使其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較高，從而帶動本地區經濟、人口、社會等全面、可持續發展，推進周邊地區的城鎮化包容性發展，進一步降低區域發展差異。2.第二象限低/高集聚區的城鎮化包容性水平的空間差異顯著，城市自身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較低，而其鄰近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較高，主要集中在吉林、安徽和河北三個省份。這三個省份分屬東北部、中部及東部地區，在地理位置上與經濟發達省市鄰近，整體發展水平低于周圍省市。由于地理位置鄰近，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受到鄰近經濟發達地區自身資源稟賦優勢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鄰近較發達地區的資源環境代價，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周圍省市地區輻射和擴散效應,那么就能夠有效解決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的提升問題。3.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區的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化很小，自身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與其鄰近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都較低，主要集中在西部不發達地區新疆、青海、寧夏、甘肅、云南、四川、貴州、重慶等多個省（市、區）。相對來說，上述各省（市、區）所處地理位置先天缺陷，在資源獲取、資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科技水平低、產業結構落后等原因阻礙了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的提升。此外，部分省（市、區）的GDP雖然在短期內得到較快提升,但其較為落后的發展模式破壞了地區資源環境，使產業結構不能朝著合理化方向發展。由于我國西部地區未出現高水平的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省（市、區），不能發揮輻射效應和擴散效應。4.第四象限高/低集聚區的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的空間異化顯著，與第二象限低/高集聚區的城鎮化包容性水平相反，城市自身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較高，而其鄰近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較低，但是該集聚區一直處于無的狀態。

四、結語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改進人口管理模式，推進戶籍改革政策的實施，把控流動人口的總量和結構，提高外來引進人口的質量，減少人才流失，推進人口包容性發展。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工業化水平提高，產業結構升級及高級化、科技水平及科研成果轉換提升，市場化水平提高及對外開放力度加大，不斷提升城鎮化的內在發展動力，推動經濟包容性發展。2.不斷完善公共基礎服務設施建設，進一步推動社會包容性發展。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大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供給，實現城鄉協調包容性發展。由于各個城市的資源稟賦與環境承載力不一樣，要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的空間布局，形成以發達地區為依托，以其他省（市、區）為重點，從而推動地區城市建設包容性發展。3.大力推進東部走資源節約的城鎮化可持續發展道路，積極推動各個城市生態環境包容性發展；推進中部利用工業產業鏈的優勢，同時加快各省（市、區）更新再改造，推進產業合理化、城鎮包容性發展；推進西部地區走城鄉共存生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道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就地就近城鎮化，實現以城市帶領鄉村共同發展、城鄉共生發展方式。4.各地區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水平空間集聚效應明顯，要統籌全局規劃發展，增強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輻射帶動包容性發展能力，加快中部地區各中心大中小城市建設，帶動西部地區各省（市、區）的包容性發展。

參考文獻：

[1]高傳勝.論包容性發展的理論內核[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1）：32-37.經濟縱橫

作者：王曉藝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