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非對稱性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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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周期

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當中,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宏觀經濟總量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性質,并且這些性質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階段性地重復出現,這就是經濟周期體現出的特定現象。在人們對經濟周期進行關注的100多年中,對經濟周期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周期性的過程。目前對于經濟周期的理解和認識,已經從原來的古典型經濟周期發展到目前的增長型經濟周期,這意味著已經將長期過程中的經濟增長,與短期過程當中的經濟波動,在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對經濟周期在不同階段的性質,人們在檢驗大量典型化事實(stylizedfacts)的基礎上,普遍認為經濟周期具有兩個基本特征(Zarnowitz,2000):一個是經濟波動體現為宏觀經濟變量與長期趨勢的偏離,另一個是經濟周期當中諸多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著協同變化和非線性關聯。由于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比較穩定,政府采取的各種形式的積極政策干預收到了比較明顯的穩定經濟的效果,在這個時候,關于經濟周期的研究出現了“經濟周期過時了”,甚至懷疑“經濟周期消失了”等觀點,這時已經將“經濟周期擴張期長于收縮期、收縮期的幅度明顯低于擴張期的幅度”等作為基本的經濟周期特征進行分析,并且對于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提出了各種假設,其中技術進步和金融創新等均是主要的經濟增長驅動力量,也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新經濟”框架下經濟周期的新體現(Romer,1999)。這些研究均表明,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還是存在的,但確實出現了與Burns和Mitchell(1946)開始系統研究經濟周期時不同的新現象。

本文所研究的經濟周期問題,是經濟周期過程中的一個最為基本的現象,即經濟周期是否具有非對稱性及其形成原因。一個具有對稱性的經濟周期,它的擴張期與收縮期的反映像應該是基本重合的,但是自從人們注意到經濟周期這一帶有重復性的現象時,就已經發現經濟周期并不是這樣完美的,周期一詞具有的定時和規則性已經給人們帶來了概念上的混淆,其實Burns和Mitchell(1946)早就已經將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作為定義加以描述,Hicks(1950)已經給出了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具有確定性的非對稱周期的例子。隨著經濟計量技術的進展,人們發現了經濟周期當中的多種合成成分都具有非對稱性,并且經濟周期當中的非對稱成分可能是主要成分,而且當隨機性成分比較顯著的時候,經濟周期的非對稱就越加顯著,為此,Hamilton(1989)在非線性隨機時間序列模型中,檢驗發現在實際產出周期中確實存在非對稱性。

關于經濟周期是否存在非對稱性,一些研究認為它依賴于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分解方式,即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將時間序列當中的趨勢成分和周期成分分離開來。體現經濟周期性質的是變量序列當中的周期成分,如果周期成分是具有對稱分布的隨機擾動,那么周期將具有對稱性的特點,因此利用高斯-馬爾可夫假設下的線性時間序列模型檢驗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在本文當中我們采用H-P濾波和時間趨勢分解方法,然后直接對周期成分進行偏移度和波動深度檢驗,這樣可以避免一些統計方法導致的偽非對稱性。

對于經濟周期普遍出現了明顯的非對稱性和經濟波動出現平緩的特征,目前主要的觀點是認為采用了比較廣泛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的緣故,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對于經濟周期階段性的劃分和非對稱性的形成,并不是源于經濟周期本身的屬性,而是由于采用的統計數據,特別是統計數據的階段性和區域性導致的(Romer,1986)。因此本文當中得到的統計結論雖然已經注意到數據和方法的穩健性,但是還需要更為廣泛的統計檢驗,這些需要對照更多樣本和更多的時間變量序列進行分析,才能彌補一些由于統計推斷方法相對于數據靈敏性所造成的偽結論。

本文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將提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當中的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實,并且將這些典型化事實作為檢驗經濟理論和政策分析的實證標準,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當中比較欠缺的一種實證性研究。由于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中的典型化事實,也依賴時間序列的不同趨勢分解方式(Fabio,1998),因此在本文的分析當中,我們也使用了幾種不同的趨勢分解方式,以便增加典型化事實的穩健性。在對主要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進行趨勢分解和非對稱性檢驗的同時,我們還大量計算了一些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周期成分與實際GDP序列周期成分之間的關系,并且針對季節增長率和同比增長率進行了分別計算,這些是描述經濟周期的兩種主要指標方式。通過對周期成分之間的相關性和非對稱性檢驗,我們得到了關于經濟運行特征和經濟政策等方面的重要結論。例如可以檢驗經濟波動中需求和供給對經濟波動的驅動作用,檢驗累積非對稱性的形成原因,這是分析中國經濟周期驅動因素的重要方法。另外,我們通過這個非對稱性的比較以及時間序列周期成分之間的相關性分析,我們還可以判斷各種指標的周期方向性(順周期和反周期),對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和作用時滯給出統計描述和計量檢驗上的判斷。這樣可以判斷它們的順周期(反周期)性質和相對強度,對于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過程中的經濟政策作用強度和方向給出明確的指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將給出描述和檢驗非對稱性的統計模型和方法,并且簡單介紹時間序列趨勢分解的一些方式。在第三部分將給出各種檢驗統計量和檢驗結果。在第四部分介紹經濟周期非對稱性和本輪經濟周期拖長尾部的各種經濟含義和相關的經濟政策作用,并給出本文主要結論。

二、時間序列的非對稱性和趨勢分解

由于經濟周期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圍繞著趨勢水平的隨機或者非隨機偏離形成的,因此描述經濟周期必須將時間變量的趨勢成分分離出來,然后分析剩余的周期成分的統計行為,因此下面我們考察的均是時間變量序列的周期成分。

1·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目前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非對稱性有兩種,即偏移型非對稱性和深度型非對稱性。由這兩種非對稱性也可以組合形成其他形式的非對稱性。正常的對稱性周期如所示,這樣的周期沿著均值線進行反折后是重合的。如果一個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和收縮期的深度基本相同,但是擴張期和收縮期的延續長度不同,這樣的經濟周期被稱為陡峭型周期。如果周期當中的張期比收縮期過程繁榮昌盛,而且收縮期下降程度要比擴張期上升程度更為陡峭,這樣的非對稱性被稱為緩升陡降型非對稱性周期,如(b)所示。如果一個周期當中的收縮期要比擴張期更為長一些,即周期的上升期比較陡峭,則稱之為陡升緩降型非對稱周期,如(c)所示。如果一個周期沿著平均水平線反折后的峰頂仍然低于周期的谷底水平,這樣的周期被稱為深度收縮型周期,由(d)所示。如果折后的峰頂普遍高于周期對應的谷底水平,則稱其為深度擴張型周期。在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當中,經常出現的非對稱性類型是緩升陡降型和深度收縮型的非對稱性(Hess和Iwata,1997),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檢驗發現,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波動當中頻繁出現的是陡升緩降型和深度擴張型類型的非對稱性,這可能由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和各種體制因素形成的。

除了上述單純的陡峭型和深度型的非對稱性,如果在一個經濟周期過程中,收縮期比擴張期具有更大的深度,同時收縮期比擴張期持久,這樣就體現出一種陡升型和深度型混合的非對稱性,如(e)所示。這種類型的經濟周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出現過,但目前中國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主要以陡升緩降和深度擴張的混合型為主。對于經濟波動的非對稱性,可以證明使用通常高斯-馬爾可夫假定條件下的線性時間序列方法是無法檢驗的,因為如果假設一個平穩時間序列yt滿足下述ARMA模型:A(L)yt=B(L)εt,其中A(L)和B(L)分別是有限階的滯后算子多項式,則可以得到周期變量相對于隨機擾動的反應函數是:yt=A(L)-1B(L)εt,如果假設擾動序列εt是獨立同分布的正態隨機序列的話,那么由它的線性組合得到的yt便也具有對稱分布。因此描述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要么假設隨機擾動當中存在序列相關,要么采用非線性時間序列模型。為了構造非線性時間序列模型,Hess(1997)直接將刻畫衰退程度的解釋變量引入到ARMA模型當中,從而通過結構方程解釋波動過程當中的非對稱性。在本文當中,我們采用更為直觀的偏移度檢驗,這樣可以直接檢驗時間變量序列當中出現的非對稱性。為了檢驗非對稱性,我們構造時間序列的偏移統計量。對于緩升陡降型非對稱性,由于處于均值或者趨勢曲線下面的樣本數量要比處于其上面的樣本數量少,因此計算出來的偏移度是負的。與此對應,如果非對稱性是陡升緩降型的,那么計算出來的偏移度則是正的。

2·時間序列的趨勢分解由于我們要檢驗時間序列當中的非對稱性,因此采用的趨勢分解方式需要滿足一些要求。首先分解方式本身不應該在分解過程當中引入附加的偽非對稱性,其次要求檢驗統計量具有可以采用的標準分布,再次采用的分解方式要有比較直觀的解釋。為此,本文當中主要采用下述三種趨勢分解方法。

在本文的檢驗當中,我們主要使用和比較后兩種分解方式,同時對比相應分解之下結論的穩健性,差分分解方法主要應用于價格水平的分解當中。需要注意的是,H—P濾波等分解沒有區分各種周期不同的周期成分,近來開始普遍使用的一種趨勢分解方式是BandPass濾波方法(Lawrence和Terry,1999),這是在時間序列頻域中進行分解的方式,主要的優點是可以針對不同周期長度的周期成分進行趨勢分解。由于中國經濟中統計數據的樣本容量較小,本文處理累積數據時暫時沒有使用這種方法。另外,也是由于數據樣本容量較小的原因,我們也沒有使用著名的B-N分解方式(Beverage和Nelson,1981),本文研究可以通過擴展使用趨勢分離方法得到進一步的印證和推廣。本文主要采用的H-P濾波方式,本質上是一種線性濾波方式。使用線性濾波具有明顯的優點,即在分解當中不會引入偽非對稱性,因為線性濾波應用到對稱序列以后,將仍然得到對稱序列。因此線性濾波不會將原來對稱的序列經過濾波以后得到非對稱性。對于時間趨勢脫離,在時間的二次函數上我們嘗試使用了非線性的趨勢脫離,但是我們發現,非對稱和相關性對于趨勢分解方式來說,雖然體現在數值上非常靈敏,但是在定性結論上還是基本穩健的。

三、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非對稱性和周期成分相關性的檢驗結果

為了給出中國經濟波動中存在非對稱性的一個直觀的說明,我們首先在H-P濾波方式下,分別作出了一些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趨勢圖。(a)是1953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軌跡,其中點劃線表示H-P濾波線,體現了經濟增長過程當中的趨勢水平(趨勢曲線是否表示自然率水平,還存在著廣泛的爭論,但是確實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柱形圖表示當期經濟增長速度同趨勢水平的偏離,是經濟增長的損失或者超出,也是下面將要分析的一種重要周期成分。從圖中可以看出,柱形圖的高度出現了明顯的收斂趨勢,這是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趨于穩定的明顯跡象,也是我們將要檢驗的拖長尾部。(b)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季度數據的自然對數值①(當年價格,加以季節調整)。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波動從1995年第二季度開始出現了小幅度的對稱波動,這是經濟處于軟著陸之后調整期間的一種特定現象。(c)主要表明的是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加以季節調整)的周期成分圖,清楚地可以看出從1998年到2000年投資出現了深度型的波動,這是近年來投資較大波動的體現。(d)表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周期成分,其典型特征是出現了周期較長的并且近似對稱的周期類型,這是消費需求比較穩定導致的,即表明消費需求對于政策調整的滯后期比較長。(e)表示進出口總額的波動情形,顯然從2000年的一季度開始,中國對外貿易開始出現了強勁反彈的跡象。(f)顯示的是實際M2的變化情形,從中可以看出,從1999年二季度至今,貨幣供給已經開始處于一個緊縮過程當中,這是實行穩健性貨幣政策的直接體現。

表示政府財政支出情況,可以看出從1996年開始,財政政策幅度再次逐漸加劇,而且形成的周期深度越來越明顯,這是積極財政政策誘致的加速周期形式。(h)表示近年來價格水平的周期軌跡,從圖中可知,困擾人們已久的通貨緊縮,已經從1999年二季度出現了緩解的跡象,但是需要引起充分重視的是,中國價格水平的波動都是大周期的,而且收縮的幅度遠低于擴張的幅度,因此根據這樣的經驗,這輪價格回升可能將是一個較長過程,對于是否出現新的通脹,需要加以研究和警惕。上面只是根據周期波動圖形簡單地說明了一下時間序列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對于一些主要的宏觀經濟變量的非對稱性進行檢驗,并且計算各種趨勢水平之間的各期超前和滯后關系的相關性,得到下述表1和表2的統計結果。表中第一行表示利用H-P濾波的結果,第二行表示時間趨勢脫離的結果。為了進一步揭示各種變量序列周期性之間的關系,我們繼續對變量的同比增長率進行了周期性分解,得到了下面的表3和表4,其中表4當中對于M2使用了差分趨勢脫離方法。同比增長率是比較經濟周期特征的一種主要經濟指標,我們計算得到的主要結論同順序增長率的情形是基本相同的,這從統計指標的角度進一步增加推斷的穩健性。

需要注意到,我們得到的統計結果同一些其他國家的經驗結果之間具有兩點明顯區別。首先,我們計算得到的宏觀經濟變量各期相關性系數的數值,顯然要比美國等類似序列的相關性要小(見Stock和Watson,1998)。其次,我們得到的對稱性檢驗的統計顯著性卻明顯增強,(見Daniel,1993),基本上都能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對稱性的原假設。上述這兩點統計結論,固然同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但是還需要進一步通過經濟理論模型加以描述和說明。

四、非對稱性和拖長尾部的主要成因和結論

通過對于上述主要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周期成分的非對稱性檢驗,以及經濟波動之間相關性的典型化事實描述,我們可以得到下述基本結論和經濟政策啟示。關于實際GDP周期非對稱性出現的原因,一般有幾種理論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可能出現了在工資、價格等名義變量上的非對稱性調整,即在經濟的收縮期出現了一些反周期的名義粘性,這一點在本文的研究當中無法體現,因為我們沒有檢驗出價格水平當中存在的顯著非對稱性。第二個解釋是出現了貨幣的非對稱性需求和供給,即在經濟的擴張期,貨幣需求擴大時,貨幣供給出現了相對緊張,但是在經濟收縮期,即使貨幣需求增加,貨幣供給仍然偏緊。非對稱的貨幣供給在對稱性的傳導過程當中對實際產出便形成了非對稱作用。這種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在實際M2和名義M2的非對稱性類型上得到檢驗結果的證實。第三個方面原因是出現了經濟政策上的順周期調控,本文主要體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靈敏性和有效性。第四個方面是經濟需求方面影響的原因。劉樹成(2000)給出了一個從投資需求方面解釋中國經濟周期非對稱性十分重要的解釋,即由于財政主導型的投資方式和資金預算等軟約束的存在,使得銀行資金和企業投資需求在經濟的擴張期和收縮期出現了顯著的非對稱性,這樣的論斷無論是從貨幣供給還是實際投資,都在本文的檢驗當中得到了驗證。除此以外,消費需求和進出口等存在的非對稱性也是實際GDP出現非對稱性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因素是直接累加在實際GDP當中的。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國民經濟整體規模的日益擴大,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也明顯加強,經濟周期當中拖長高位尾部的出現,是因為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實行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顯著效果。從周期成分之間的相關性來看,貨幣供給名義水平之間和實際水平之間的統計檢驗結果基本相同,這說明即使在零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的情形下,都沒有出現古典兩分法的情形,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已經將其作用傳導到經濟的實際部門當中,政策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體現。從周期成分之間的相關性來看,財政政策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財政支出同實際GDP的相關性在同期達到其作用的最大值0·321,并且在一年之后體現出另一個相關的高峰,這是我國財政支出形成實際作用的大致時滯。財政支出對實際產出作用的敏感性,使得積極財政政策成為了有效宏觀調控的基礎。由此可以認為,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仍然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同步或者先行指數用于經濟形勢預測和分析。與此不同,貨幣供給對實際GDP周期波動的影響具有大約一個季度的滯后性,達到0·224(線性趨勢分離方式下為0·373),并且滯后的正相關性仍然繼續持續,大約經過一年以后,再一次形成一個相關的高峰,這說明此時貨幣流通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乘數效應。從作用強度和時滯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基本相同,這同我國中央銀行承擔了一定的財政職能密切相關的,這就是中央銀行擔當的“準財政”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必須注意到的一個現象是,目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形成的非對稱性形式是“一緊一松”,其非對稱性表現為一個是“緩升陡降”,另一個是“陡升緩降”,并且都具有擴張性深度型。我們認為,如何使得貨幣供給也具有與實際GDP相同的非對稱性形式,是緩解和消除通貨緊縮的重要途徑,因此何時和如何改變貨幣供給的“緩升陡降”,已經成為了一種十分重要的政策組合問題。

從相關性考察上,可以作為判斷經濟形勢先行指標的是進出口總值,它超前一個季度達到了同實際GDP的最大相關性0·324(線性趨勢分離下為0·449),這種順周期超前性可能同中國外貿體制有關,或者同統計核算方式有關。200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中國進出口出現了較明顯的增長,這對全年的經濟增長帶來相當大的促進,由此說明“出口驅動”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固定資產投資也具有較高的同步性。它與實際GDP的最大相關性0·313(線性趨勢分離下為0·459)出現在同期。但是有趣的是投資乘數和加速作用卻沒有從相關性當中體現出來,這似乎是同資本的時間積累(timetobuild)有關,目前大量固定資產投資用于基礎產業,因此乘數作用減弱也有其現實合理性。消費需求明顯體現出同實際GDP之間的持續正相關性,這是消費行為整體上仍然滿足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說的一個跡象。消費需求在實際GDP中所占比例最大,而且體現了相當的慣性,因此擴大消費需求是目前世界各國均予以關注的穩定經濟的重要目標。

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經困擾了大量經濟學家的、始于70年代中期的經濟“滯漲”現象突然消失了,隨之出現的是低通貨膨脹之下的經濟萎靡,或者是低通貨膨脹之下的高速經濟增長,這些又引發了人們對諸如菲力普斯曲線、奧肯定律和IS-LM曲線等理論的重新思考和實證檢驗,重新反復論證古典兩分法是否成立、經濟政策是否中性、貨幣和產出的因果關系、投資和對外貿易是否是驅動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等一系列經濟問題,本文得到的關于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非對稱類型的結論和周期成分之間的相關性數據,為進一步判斷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潛在替代和作用關系,提供了有利的實證依據,這些典型化事實可以用于進一步分析中國經濟當中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