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福利效果剖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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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中國進行有步驟的貿易自由化并實施相關的政策調整（如匯率和支出）成為轉軌時期的必然程序。本文擬對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進行測算和分析，并結合目前國內外的貿易政策改革作一定的評議。

一、貿易保護成本的福利含義和測算

貿易保護成本從另一方面講就是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收益。貿易保護最基本的福利損失是消費損失和生產損失。消費損失是由于貿易保護一般地使消費者要付出更高的價格，而減少購買受保護產品的數量；生產損失是因為生產者從受保護的較高價格中受益，而將其它經濟活動的資源抽出投入相對低效的生產，這些資源本可用于其它生產而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它們實質上都是保護下資源配置失誤造成的福利損失。Harbe-rger和Johnson最先對這兩個“福利三角”進行了測算。Bergsman對生產損失又進行了分解，一部分是自由貿易條件下將自行消失的企業的過度成本（accesscost），另一部分是自由貿易條件下仍能獲得的機會成本，Balassa將其發展為“靜態”和“動態”的保護成本并利用實際保護率概念提出了計算方法。此外，Basevi還引入了匯率調節機制測算了禁止性關稅的效果。福利三角的計算不但可以運用于整個經濟，而且更多地用來進行行業或部門，甚至產品的分析，BeatriceVaccara和W-alterSalant,RobertStern,StepbenMagee和Baldwin曾對幾百個部門的保護成本進行了計算，并將它們擴大到相關的就業領域。

但是，貿易保護的福利損失還遠遠不只這些。Leibenstein和Be-rgsman指出當貿易保護走向壟斷時，還可能產生所謂的“X—無效性”損失，即缺乏競爭動機而不去作必要的努力將成本降到最低限度。他們還認為在許多情況下相對于X—無效性造成的社會損失，壟斷和關稅的福利損失是小的。貿易保護下不適當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是造成這種損失的原因。

尋求額外收益和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利潤的代價是貿易保護福利損失的另外一個廣延范疇。Tullock最早提出了“尋租”概念，Kruger將其運用到貿易進口配額保護的分析中并提出了測算方法。像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嚴重依賴進口許可證和配額等手段，為了取得這種稀缺性的缺貨溢價資源，拉攏、賄賂、逃避法規和走私行為將會出現，它們消耗實際資源但不創造物質利益。Bhagwati和Findlay還提出貿易保護實質上就是“關稅創租”，此時關稅是根據受保護工業部門的需要而“內生”的，因而部分生產資源必然流失轉向防止租的“耗散”。

貿易保護的損失還包括技術落后和規模不經濟的成本，以及給不受保護的工業部門帶來的影響等等。雖然內容很多，但是真正具有較規范的測算方法只有傳統的福利三角，X—無效率和尋租的福利損失計算在方法和數據資料上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因而本文不予考慮，但切記福利三角的測算結果必然大大低估貿易保護的損失。

貿易自由化的最新計量研究來自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發展，它特別適宜于雙邊或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對策分析，但方程數目達上百個，數據龐大，為資料限制所不及。

二、模型

首先對模型的前提假設作一些界定。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1990—1993年中國的出口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約2.1%，進口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約1.8%，總的來看中國的進出口在國際市場上近似地面臨完全競爭狀態。在進口方面，中國處在“價格接受者”的地位，故進口供給彈性為無窮大。在出口需求方面，中國的個別產品，如紡織品、服裝和鞋類等在世界市場上有一定的壟斷份額，但中國出口產品和其它國家出口產品的交叉彈性為10.0（Dixon，1982），表明它們間為高度替代關系或同質產品，這樣不妨簡單地假設出口需求彈性也近似為無窮大。

接著考察國內的市場結構概況，我國工業企業規模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企業規模結構小型化，規模經濟收益低，大型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24%，產值比率僅為27%。在食品制造業、紡織業等十二大同類產業中，最大8家企業的銷售額占全行業銷售額的比重，除石油加工和金屬冶煉在20—50%之間外，其它都在10%以下。市場集中率表明中國的市場結構是非壟斷性的，因此不宜用基于規模經濟的新貿易理論來解釋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古典比較利益原理仍是模型的基礎。

除上述兩點假設外，還假定：（1）采用“兩分法”，將產品劃分為可出口品和可進口品或進口替代品，不考慮非貿易品；（2）不考慮本國產品之間以及本國產品與進口品間的替代；（3）忽略中間產品的影響和投入—產出變化；（4）假設征收的關稅額被政府全部用作轉移支付或削減等額的所得稅；（5）假設征收從價稅不會改變外國產品的出口價格。

傳統的局部均衡法是測算進口的消費損失和生產損失兩個“福利三角”之和，附錄1的推導結果是W＝1/2t[m,2]｜dm｜M，W為保護的福利損失，t[,m]為關稅率，d[,m]為進口需求彈性，M為進口值。該方法曾被廣泛用于分行業和產品的貿易保護測算。它的缺陷是忽略了貿易收支的約束條件，即貿易自由化后短期內進口量增加一方面會使國內消費者和生產者獲得低價格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也會造成貿易收支的嚴重失衡，故而導致匯率的變化（貶值），它反過來重新作用于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直至它們相互追逐使貿易收支平衡為止。下圖顯示了“經匯率調整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思路。

圖1、圖2分別表示一國可進口品（M）和可出口品（X）的供求情況。根據假設，進口的供給彈性和出口的需求彈性為無窮大，故進口供給線（Sm）和出口需求線（Dx）為水平線。設初始貿

易條件（p[,x]p[,m]）為1，對進口品加征從價稅（Tm），則進口額為OP[,m]BM[,]，而出口額為OPxB''''X[,1]，兩者相等表示最初的貿易收支相等，處于均衡狀態?，F在如果取消關稅Tm，則進口額增加到OPmCM[,3]，但此時出現貿易逆差（OPmCM[,3]＞OP[,X]B''''X[,1]）。因此浮動匯率制下本幣貶值，使進口供給和出口需求提高，即S[,m]上升到s''''m上升到D''''M，直至進口額OP''''MFM[,2]與出口額OP''''XF''''X[,2]相等為止而重新達到均衡。

由于假設初始貿易條件為1，故出口供給線Sx可由圖2平移至圖1與進口需求線Dm交于點F，使BFM[,2]與B''''F''''X[,2]X[,1]相等。經過削減關稅和匯率調整后，進口價格由P''''''''m（Pm+Tm）降至p''''m，消費者剩余增加p''''''''mAFP''''m，出口價格由Px升至p''''x，生產者剩余增加p''''xF''''B''''Px（或p''''FBPm），總和為p''''''''ABPm。但由于削減關稅后使原進口關稅額p''''''''ABPm消失，故凈福利增加額為△ABF。它可分為兩部分，其中△AEF為消費者剩余凈增加，△BEF為生產者剩余凈增加。反過來說，如果對進口品征加關稅，△ABF將是貿易保護下的凈福利損失。顯然，△ABF是AM[,1]M[,2]F與B''''X[,1]X[,2]F''''的差額，AM[,1]M[,2]是削減關稅后進口增加的國民福利所得，是維持收支平衡而必須出口的國民福利所失。設B''''X[,1]X[,2]F''''，W為凈福利收益（△ABF），則：

接下來一個關鍵問題是匯率貶值多少方能使貿易收支在削減關稅后重新達到均衡呢？顯然從圖中可看出匯率貶值率（r）與進口和出口的供需彈性及最初關稅率等因素有關，由于Pm+Tm和Px與r間存在著線性關系，故得出r后可將其代入（1）（2）式。這樣可得到以下“經匯率調整的一般均衡模型”公式：

上述四式將作為估算中國貿易自化福利效果的基本框架工具?！?〕其中符號Sx.dm為出口供給彈性和進口需求彈性，tm為關稅率，X、M為出口與進口額，r為貶值率，X/M用作修正最初貿易收支情況的參數。

三、參數和數據

首先是對初始基數X和M值的選取。本文的估算是建立在1992年“事后”分析的基礎上，即這段時間內如果實施貿易自由化政策將帶來的福利變化。1992年中國出口總額為4679億人民幣，以FOB價計算，進口總額為4444億人民幣，以CIF價計算，匯率折算取年中平均官方匯率，美元兌5.51人民幣。

其次是關于關稅為非關稅壁壘（NTBS）。這里的tm實際上是指“統一折算關稅率”，即不但包括名義關稅率，還包括非關稅壁壘折算的從價關稅率。由于模型中的P是“一攬子”綜合加權價格的概念，所以名義關稅率采用加權形式，由表1中分類產品的關稅率乘以各類商品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比例為權數，計算出加權關稅率為32%。

關于非關稅壁壘的估算有兩種方法。一是“存量法”，即用受非關稅壁壘限制的進口與總進口額之比的覆蓋率表示，1992年中國非關稅壁壘的“核心”措施是進口許可證、配額、計劃性進口和第

一、二類進口管理制度，受它們限制的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51.4%。但它并沒有反映出非關稅壁壘數量控制對價格的作用，因此與它相關的關稅率折算需要采用另一種方法——“一般分析法”，故有下式：p=(t+1)(1+t[,n])ep''''''''（7）

其中p''''''''是進口品的世界價格，P是同類產品的國內價格，e為匯率，t為名義關稅率，t[,n]為非關稅壁壘的計算稅率。在得到分類商品的國際和國內價格的信息后可估算出t[,n]，這里假設不考慮國內運輸成本和忽略國內產品與進口品間的替代性，結果列于表1內。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商品的實際t[,n]值均是負數，它表明國內價格低于征收關稅后的進口本幣價格，一方面反映出某些進口關稅率過高而成為“水稅”，另一方面反映出大部分非關稅壁壘成為多余的而并沒起到提高價格的作用。十四類產品中只有機械設備制品的t[,n]為相當于10%的關稅，其它均統一定值為零。這意味著只靠關稅就足以起到使進口含稅價大大高于國內價的目的。由于機械制品進口額的比重占到45%，所以非關稅壁壘折算的加權名義關稅率為4.5%。

最后，統一折算加權關稅率t[,m]與名義加權關稅率t和非關稅壁壘折算的加權關稅率t[,m]間有如下關系，即：t[,m]=(1+t)(1+t[,n])-1（8）

根據表1結果得出t[,m]約為38%。

表1中國可貿易品的關稅和非關稅（1992）加權名義非關稅壁壘加權名義非關稅壁壘

商品名稱關稅率(%)的關稅折算(%)商品名稱關稅率(%)的關稅折算(%)

谷物190木材及制品310

畜產品360加工食品590

金屬制品240紡織品550

煤及煤制品150服裝900

石油及制品360紙漿及紙張380

化工產品240其它制成品450

機械制品3310加權平均324.5

建筑材料410

資料來源：加權進口關稅率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資料（1992）整理按Hs六位數產品分類加權計算得出；非關稅壁壘的折算根據“ChinaForeignTradeReform”（1993）轉引的由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提出的物價數據計算得出，匯率為調劑價＄1＝￥5.845。

四、估算

在估算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或保護成本）時本文按照循序漸進，既考慮國情需要，又符合國際慣例的原則設計以下三種方案：（1）當統一折合關稅率（t[,m]）為現存的38%時的保護成本或福利損失。（2）作為中期過渡，將加權平均稅率削減一半至16%，略高于“烏拉圭回合”談判初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13～14%）。對于非關稅壁壘著重完成削減那些繁瑣、重復和多余的措施，正如前文分析的許多非關稅壁壘實質上不產生對進口商品價格的作用，所以對關稅壁壘的折合關稅率仍維持在4.5%，這樣t[,m]＝（1+16%）（1+4.5%）－1＝21%，即估算t[,m]為21%時的保護成本。（3）中國在重返關貿總協定談判的三大談判原則之一是中國以減讓關稅的方式重返總協定，承擔作為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的義務。因此中國的加權名義關稅率按“東京回合”規定的“瑞士公式”應削減至10%，該式定義為T[,1]=A.T[,0]/(A+T[,0]，其中T[,0]、T[,1]分別是關稅削減談判前后的名義關稅率，A是協商確定的參數，這里選值為14。這樣中國就基本上接近了世界貿易組織通過烏拉圭回合談判規定的發展中國家約9%的關稅水平。關于非關稅壁壘，中國政府曾承諾至1995年底將進口許可證取消2/3，到1997年底僅保留7種商品的許可證，屆時許可證和配額的進口覆蓋率僅為8%，其中機械運輸設備項有較大幅度的削減。我們可設非關稅壁壘的折算關稅率再削減一半至2.25%，此時t[,m]＝（1+10%）（1+2.25%）＝12%，即估算當t[,m]為12%時的保護成本。

在每種方案的估算時，彈性依據前文Goldstein和khan提供的上下限數值形成四種不同的組合，在計算貿易自由化最終凈福利收益（或凈保護成本）的同時，也給出了為維持貿易收支平衡的貨幣貶值率，估算依據（3）—（6）式和有關參數及數據，結果列于表2內。

上述結果是按照“經匯率調整的一般均衡模型”計算的。此外，傳統的局部均衡方法按照公式W=1/2dmt[2,m]計算，仍?。?.5和－1.0作為進口需求彈性（dm）的上下限，則當t[,m]為38%時，W為160～320億人民幣，當t[,m]為21%時，W為49～98億人民幣，當t[,m]為12%時，W介于16～32億人民幣之間。由于考慮到貿易收支平衡的限制條件，局部均衡方法的估算值一般要高于本文模型的結果。

表2中國貿易自由化的凈福利收益（以1992年為基數）

五、分析和政策模擬

分階段和部門選擇的貿易自由化福利收益分析。貿易自由化的程序應是循序漸進的，既要考慮國內工業生產和就業的調整成本，又要顧及國際收支和匯率調整與國內宏觀經濟基礎穩定間的關系。從本文的估算結果看，如果將t[,m]削減至方案二的21%，則凈福利將由于資源配置的優化而增加72～130億人民幣，約占國民收入的0.4～0.7%，如果將t[,m]削減至方案三的12%，則凈福利將增加0.4～0.9%。世界銀行（1993）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將所有商品的關稅率削減50%，則中國的國民收入將提高0.8%，如果按照“瑞士公式”削減各種商品的關稅率，則中國的國民收入將提高1.1%。這兩種方案近似于文中的方案二和方案三（只不過沒有考慮非關稅壁壘的影響），結果也十分相似。同時，貿易自由化在部門選擇上不一定是劃一的，比如將機械制品的關稅率削減50%，國民收入凈增加0.4%；如果將關稅最高的五類商品（食品加工、紡織品、服裝、機械和其它制成品）的關稅削減50%，國民收入將提高0.5%；然而將消費品（包括食品、紡織品、服裝和雜項制品）的關稅率削減一半，則國民收入沒有相應的增加。在上述三種部門選擇的貿易自由化方式中對機械制品減讓關稅被認為是效果最佳的，它使經濟部門原有的產出結構變化不大，但各部門的出口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是因為機械產品關稅的削減具有較大的產出關聯性，從而作為中間投入的優惠折扣使其它部門的實際補貼率上升和出口導向性增強。這可以考慮作為中國貿易自由化的一個突破口。

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減讓的方式。作為貿易自由化的具體操作，在中期過渡中減讓關稅非常關鍵。關稅改革包括兩個方面或步驟，即跨部門關稅保護的趨于一致性和關稅平均保護水平的降低。1992年中國不同商品之間的基本關稅率的全距為0～150%，關稅標準差為21%，加權關稅率為32%，關稅分布的離散系數為66%，反映出名義保護率不但較高而且分布廣泛。同時，由于關稅的分散差異程度使得實際保護率（即對國內新增價值的保護程度）更高更分散。1992年中國的實際保護率全距為－8～114%，標準差為37%。簡單平均數是46%，其分布的離散系數為80%。這樣由于對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分別給予錯綜復雜的限制和優惠的關稅管理，使國內資源發生了許多進口替代性的扭曲。因此可以考慮首先縮小不同商品最高和最低關稅率的差別，然后按“蛇腹式”的方式分階段削減關稅水平，最終形成一種簡化和統一的關稅結構，即只對所有進口商品規定幾個基本關稅率。同時還要盡量兼顧使整個制造業部門的實際保護率相等而不發生資源流向的扭曲，Balassa和Schydlcwsky曾提出用逆投入產出表法設計“階梯型”名義關稅率的方法，使其由生產較低階段轉化到較高階段而逐漸提高。

（4）克服貿易自由化后的短期收支困難。這里的關鍵環節是貨幣的貶值以促進出口。表2給出了不同方案相應的貶值幅度，有的貶值率雖然很小，但它卻意味著實際匯率的變化。中國近年來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故而實際匯率明顯高估而無利于出口。1992年官方實際匯率和加權實際匯率均高估43%，所以首先削平人民幣現存的高估幅度是匯率貶值的主要內容。盡管如此，在貿易自由化的最初階段仍可能出現“J”效應，即本幣貶值后不能立即糾正收支失衡而出現短期貿易逆差。此時如果被判定了暫時的收支困難，可以依靠調劑貨幣基金組織的SDR頭寸或外債融資來應付，同時還應配合支出減少政策，即縮減預算赤字（如適度提高國內稅收和控制大型基本建設項目），從需求方面壓縮部分進口。

（5）國際多邊貿易體制中的中國貿易自由化改革。中國貿易自由化改革不僅是自身經濟發展的戰略需要，也是世界多邊貿易談判和體制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因此在相互依賴的世界市場中，中國的貿易自由化改革需要主要貿易伙伴對等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減讓，這符合關貿總協定的互惠原則。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紡織品和服裝、鞋帽和皮革制品被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征收約20%的關稅，所有出口產品中有約23～47%受到它們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特別是上述“敏感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覆蓋率有的高達90%以上。世界銀行（1992）的SMART模型指出，如果歐、美、日削減50%的貿易壁壘，它們將增加從中國進口約110億美元，增長幅度為基數年的38%?？梢?，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在外部環境上也很大程度地取決于工業國的反應。

總之，正象其它發展中國家所走過的那樣，中國貿易自由化的最初階段可能是“痛苦”的，但從長期看對價格機制指導下的資源更有效配置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民福利提高仍將是有裨益的，這實際是我國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付出的過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