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論通貨膨脹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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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貨幣論范式
在傳統政治經濟學要義中，馬克思的通貨膨脹理論的貨幣分析范式基礎是貨幣流通理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在經歷了簡單或偶然價值形式———總和或擴大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貨幣這一演化歷程之后，開始以正式身份進入商品流通領域，執行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儲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職能。貨幣流通以商品流通為基礎，有著其圍繞商品流通實際需求的流通規律。紙幣作為價值符號而代表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之后，在金屬貨幣流通規律基礎上，其發行量應限于它所代表的金銀的實際流通數量。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如果紙幣的發行量超過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就會引起紙幣貶值、物價上漲。據此，馬克思認為，所謂通貨膨脹，就是由于紙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所引起的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現象。“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于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1］154。長期以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者絕大多數都從貨幣流通的視角來研究傳統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通貨膨脹，僅有少數學者從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審視通貨膨脹，但僅是分散在一些論文中的部分段落之中，并未形成體系，更談不上研究范式。在現代經濟學中，通貨膨脹作為一種“一般物價水平持續地、顯著地上漲”，其本身是一個涵蓋商品和貨幣的二維量:商品自身價格上漲和貨幣相對價格下降。單一地從貨幣自身價值視域來審視通貨膨脹這一范疇，未免導致一種一維化傾向，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注重整體性的邏輯，而且也難以深刻地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因此，整理和歸納馬克思價值理論中與通貨膨脹具有密切理論脈絡的部分，并最終形成一種范式的導向，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的新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范式
關于價值的決定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大分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規律又進一步闡明了商品的交換依據商品的價值實行等價交換。價值的結構是c+v+m(c為已經消耗并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價值，v為工人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m為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在這個結構中，c+v為成本價格，即企業用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資金消耗，m表現為利潤p。價值結構決定了價格結構，p=k+l+s，其中k、l、s分別代表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貢獻者的收入，即融資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從政治經濟學邏輯上看，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分析必然要經歷一個由價值到價格的抽象推導脈絡，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由價值結構到價格結構的具體分析過程。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應首先明確最為重要的一點，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價格分析與宏觀經濟學中“通貨膨脹”的價格是否對應的問題。眾所周知，西方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是單一產品或要素市場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價格，與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形成的全社會總體均衡價格水平并不對應。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價值作為由抽象勞動創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形成的范疇，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為其表現形式的價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觀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即“一般價格水平的顯著持續上漲”，這個“一般價格水平”是各類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加總的平均數性質的物價指數，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價值”及其表現形式“價格”這個最具一般意義的范疇去推斷“一般物價水平”這另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范疇，較之單一市場價格推斷總體市場價格而言，具有邏輯上的自洽性。而從市場價值的角度審視，馬克思認為，“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作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另一方面，又應看作是在這個部門的平均條件下生產的，構成該部門的產品的很大數量的那種商品的個別價值”［2］，即市場價值是由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決定。這里，市場價值與價值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把各種生產條件下的產品生產量作為權數而考慮進去。英國經濟學家鮑爾認為，在通貨膨脹問題上，“我們應當將一般價格水平看作某種平均價格，并考慮它囊括了哪些價格，這些價格如何加總……一般價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種價格的行為，而且我們還必須將這些價格進行某種形式的加總。各種價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將一般價格水平表示成各種價格的加權平均值，這樣每種價格的變動對整體的貢獻就與其重要程度對應起來。”［3］在概念界定上明確了之后，可以展開進一步的分析。
1．價值結構分析。(1)勞動力價值分析。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由于勞動力是勞動者活的勞動能力，所以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還原為生產滿足勞動者生存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社會必要時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維持勞動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資料價值;二是維持勞動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三是為使勞動力獲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訓的費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過程，以上是勞動力價值變化的基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導致勞動力價值變化的條件，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各個部門勞動生產率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只有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變化了，勞動力價值才會變化;而要使這些生活資料價值降低，只有提高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從現代產業部門發展來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分工的專業化，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在總體上保持著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意味著一定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越來越多，但所形成的價值總量卻不變，從而平均物化到單位生活資料消費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少，單位生活資料消費品中的價值量就越小。因此，從以上分析來看，隨著經濟形態的演進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術創新、分工合理化、產業結構優化等因素作用下，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生活資料”消費品的價值量是不斷減少的。價格作為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如果按照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二者同向變化的論斷，則價格應該越來越低，若按此規律則通貨膨脹不會發生，而事實是“生活資料”消費品的價格在不斷地提高，這意味著，價格與價值雖然是表現形式與內在實質之間的關系，但也會出現背離。這種“背離”，絕不是一種割裂的關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變化趨勢的一種偏差。(2)轉移價值分析。與勞動力價值不同，這部分價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轉移到新的產品中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一起構成新產品的成本范疇，是新產品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生產資料是生產中使用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所以涵蓋的范圍很廣，具體包括土地、礦藏、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等。這種“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即馬克思所論述的第I部類，即中間產品的生產行業，在現實中主要包括裝備制造業、采礦業、能源行業及部分房地產行業，如前所述，勞動價值理論同樣適用于對生產資料的價值分析。在經濟分工全球化、資源配置國際化的背景下，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先進技術已不能被發達國家所壟斷，技術流動速度與創新速度較之以往大為加快，世界范圍內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單位生產資料新產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降低了單位生產資料新產品的價值量。與勞動力價值相似的是，作為價值表現形式的生產資料新產品價格，未能隨價值的降低而同步趨于降低，反而呈現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斷升高的趨勢。因此，從整體趨勢下的生產資料總體價值量來看，其隨著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則在生產生活資料過程中轉移到產品中的價值量亦隨之減少，產品中屬生產資料轉移而來的價值量亦呈不斷減少的趨勢。
2．價格結構分析。勞動力價格理論是馬克思工資理論的起點。馬克思對待工資與他對待價值、價格、剩余價值、利潤等范疇一樣，均采用“質”與“量”的雙重分析。“質”的分析是為了說明工資現象的本質，“量”的分析是為了說明工資形式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統地分析了工資的“質”，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現象上錯誤地表現為勞動本身的價值或價格。馬克思指出，工資的這種歪曲的表現形式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意義”，掩蓋了真實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西方經濟學的辯護措辭。馬克思論述的“工資”不是個體工資水平，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抽象的勞動力價格范疇，符合通貨膨脹的界定要求。作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表現形式，工資亦受生活資料價格的影響，按照《資本論》所指出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三項內容，其價格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勞動力價格———工資的變化。無論是維持勞動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資料價格，還是維持勞動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資料價格，以及勞動力獲得技能的教育培訓費用，均發生了較大幅度上漲。這種上漲體現了資源稀缺性引發的生活資料消費品供求關系變化，可以視為一個外生的沖擊。從現實來看，技術創新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雖然降低了生活資料中日用消費品的價值量，但人力資本投資層面的行為引致了教育培訓等費用的大幅提高，從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勞動力價格。因此，對于創造“勞動力價值”的生活資料范疇而言，外生供求沖擊下的日用消費品價格上漲和內生人力資本投資驅動下的教育培訓費用上漲，導致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預期，加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影響，構成了勞動力價格———工資的上漲機制。價格是價值的表現，但價值規律并不要求價格在任何個別場合都必須與價值相符或一致。價格圍繞價值這個中心波動或上下偏離是常態，而供求機制是決定價格圍繞價值中心波動的調節因素。馬克思以此對價格波動的論述亦道出了勞動力價格———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基本邏輯。在這方面，馬克思在其關于資本積累理論中有過重要論述。從價值形態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關系即資本的價值構成，并反映著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價值規律作用下，資本家為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和應付激烈的市場競爭，不得不以擴大機器設備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與之對應，勞動力投入比例則相對減少，意味著資本對勞動力需求不斷減少，這一資本過程中既對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又出現了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絕對增加的趨勢，其結果必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物質生產部門出現大量的、相對于資本需求而言的相對過剩人口。這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現役勞動大軍”之外的“產業后備軍”，馬克思認為這是一個“雇傭工人工資水平大幅降低，處于社會的較低工資水平甚至貧困線以下，階級中的貧苦階層”，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積累增長導致的社會貧富階級分化。這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通過供求關系變化分析價格圍繞價值波動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工資波動的部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工資率下降的趨勢。
單純意義上的工資水平下降絕不會引發通貨膨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的工資率還包括上升的趨勢。這其中包括兩個方面，宏觀層面上經濟周期的變化，以及工人自身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隨著資本主義經歷危機、蕭條、復蘇、繁榮的周期循環，產業后備軍的規模也相應地收縮和膨脹。在繁榮時期，產業后備軍的規模相對收縮，工資水平上升;而在傳統意義上的危機時期，由于生產相對過剩，產業后備軍相對膨脹，工資水平下降。在整個經濟周期長度內，工資水平則與勞動力價值相適應，并圍繞勞動力價值波動。這就是服從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資本主義工資運動規律。戰后，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波動中增長的總體態勢，主要發達國家、新興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黃金增長期和低迷趨緩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期，失業率下降，工資水平上升，產業后備軍規模和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而在經濟蕭條期，由于工資黏性的作用，雖然產業后備軍的規模仍在擴大，但工資不隨有效需求的減少而下降，甚至出現了高工資與高失業率并存的現象。這說明了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高工資率不隨產業后備軍規模變化而趨于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的內在邏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已不再是簡單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為復雜的勞動投資，知識積累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識可以使全社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而專業化知識會給個別廠商帶來超額利潤，這體現在生產中的一般知識上，現為勞動者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通過正規和非正規的教育培訓可以形成專業化的、特殊的、表現為勞動者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區別于原始勞動的人力成本。這一過程區別于以往勞動力價值形成過程中的技術操作學習的簡單勞動，是一種對于專業化知識的投資積累的復雜勞動。這種以復雜勞動為本質內涵的投資在實質上類似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投資”，其不僅因更為復雜的抽象勞動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勞動力價值，也因復雜勞動投資于勞動力各項費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勞動力價格，這亦是一個抽象的、一般性的價格水平提高的過程。眾所周知，“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了一個黃金增長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調節學派認為，在“黃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種“增長的良性循環”，即以大批量生產的規模經濟為基礎的生產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相聯系的工資收入增長，以及由工資增長帶來的大規模需求的增長，用于改進大批量設備的投資以及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等等。這種與生產率相伴生的工資增長正是得益于復雜勞動投資引致的勞動力價格提高。這種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綜合來看，由價值結構到價格結構的分析是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范式的基本脈絡，價值結構的變化未必會和價格結構的變化趨勢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體現出二者的相反的變化趨勢。但從一種理論范式形成的角度來看，價值結構———價格結構的分析主線和邏輯脈絡無疑將會豐富國內外學術界關于通貨膨脹的理論研究，形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的關于通貨膨脹相關理論，進而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新的發展。
三、馬克思關于通貨膨脹的價值論范式的實踐維度
以上的分析其實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維度審視，在價格隨價值變化而同向變動的規律之外，產品所內含的價值量呈不斷減少的趨勢，但在實踐中“生活資料”消費品的價格在不斷地提高，二者出現了背離的狀況，但并未脫離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規律。這種背離突出了市場因素，恰恰從市場的角度提出了導致通貨膨脹問題的外生因素，因此，從治理通貨膨脹的實踐維度可以提出如下路徑:一般而言，價格作為市場經濟下配置資源的基本杠桿，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其本身的市場化，應以推動基礎性要素價格改革為重點［4］，通過深化微觀主體改革、培育競爭性要素市場，以及完善監管機制等途徑，基本實現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一個競爭充分、具有足夠廣度和深度的要素市場是各類要素價格市場化定價的基礎。推動要素市場發展的關鍵是打破壟斷、鼓勵競爭。目前來看，多數定價市場化程度較低的領域，也是市場準入限制較多的行業，從公用事業、能源資源、電信服務到金融市場，都是如此。這表明，價格管制和市場壟斷的相互伴生性，也要求深化價格改革必須打破行業壟斷，鼓勵競爭，充分釋放市場主體對各類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需求，從而為要素價格市場化奠定基礎，為實現對于通貨膨脹的治理提供有效路徑選擇。。
作者：孫浩進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