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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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貢獻率的表示方法

表示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方法有多種,概括起來看,可以從估算以下四個方面的指標值入手①:(1)教育對新增國民收入額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所帶來的國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國民收入總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比例,即把教育當作一個生產要素,由教育這個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那部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ye)占國民收入總增長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對新增勞動生產率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總勞動生產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這一生產要素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Se)占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見到的方法,主要是從前兩個方面入手來衡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面主要介紹前兩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率的方法

1.舒爾茨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爾茨被認為是就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眾多估算方法的根據,也是舒爾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礎,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此函數。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和數學家柯布于20世紀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國制造業勞動和資本對生產的作用時得出一個生產函數③。Y=AKαLβ其中,Y代表產出量;K代表資本投入量;L代表勞動投入量;A為不變的“效率系數”;指數α和β代表資本和勞動在總產量中的相對比重,且α>0,β>0,α+β=1。根據美國20世紀的統計資料估算出α和β分別約為0.25和0.75,表明這一期間,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對總產出的貢獻率分別為25%和75%。參數α和β還可以稱之為產出關于資本和勞動的彈性。因為根據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存在著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量,分別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這兩個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產出量的變動率與資本投入量的變動率的比率即產出的資本彈性,β表示產出量的變動率與勞動投入量的變動率的比率即產出的勞動彈性。舒爾茨以美國1929—1957年的數據為例,計算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④第一步,計算1929—1957年國民收入增長額(ΔY)以及勞動力所創造的國民收入的余值增長額。ΔY等于報告期(1957年)國民收入(3020億美元)減去基期(1929年)國民收入(1500億美元),結果等于1520億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勞動力所創造的實際國民收入與按照1929年勞動生產率水平計算出來的1957年勞動力所創造的虛擬國民收入之差額,結果為710億美元。

其中勞動力所創造的那部分國民收入是通過總的國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實度量法,計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首先計算1929年、1957年社會積累的教育資本存量。一定時期內教育資本存量計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為畢業生的教育等級或類別的數字代碼,n代表不同教育等級或類別的個數,Et為一定時期內全部教育資本存量,Ci為i級畢業生人均教育費用,Bi為具有i級學歷或類別的就業勞動力人數。其中的各級教育畢業生費用包括社會支付費用、家庭支付費用以及為上大學或中學而放棄的收入即教育機會成本。其次,計算1957年實際教育資本存量與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資水平計算出的1957年虛擬教育資本存量的差額,把這一差額作為1929—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億元)。第三步,計算1929年至1957年間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某級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級畢業生人均年均工資收入,X1代表低一級畢業生人均年均工資收入,Ci代表本級畢業生獲得本級教育學歷的人均教育費用。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別取初等、中等、高等三個級別,Wi為權重,其值為某級教育投資占總教育投資的比重,Ri為某級教育投資收益率。

按此公式計算,美國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總教育投資的比重分別為28%、45%、27%,教育投資收益率依序分別為35%、10%、11%,總的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公式為:Pe=(ΔKer)/ΔY,其中Pe為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ΔKe為一定時期教育投資增量,r為一定時期內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ΔY為一定時期內國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爾茨計算結果為,1957年美國由教育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占總的國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勞動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余值增長額(710億美元)的70%。舒爾茨沒有單獨計算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是我們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資量占總教育投資的比例27%,乘以總教育資本增量(ΔKe=2860億元),求出高等教育資本增量(ΔKhe=772.2億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億元,這就是1929—1957年勞動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獲得的收入,它占國民收入增量1520億元的的百分比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為5.59%。

我國學者曾采用舒爾茨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過我國特定時期的教育貢獻率。⑤但是這種方法在中國未必完全適合,因為它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處于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要素理論上的。西方經濟學的要素理論認為,勞動力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勞動力的價格,而勞動力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就是勞動力在生產上的貢獻,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因此,工資等于勞動力在生產上所作出的貢獻。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勞動力起止年間工資收入差別,作為其計算起止年間教育投資收益率的依據。在中國,則不同,勞動力工資收入不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資剛性”、“收入分配上的趨同性”、“收入來源的隱蔽性和多元化”、“勞動力部門所有制”等現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資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確反映勞動力的市場價值和知識價值,也不等于他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國采取舒爾茨方法計算出來的起止年間教育投資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導致低估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次,舒爾茨計算教育投資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的收入差別也不能全部歸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別,如個人天賦、種族特權、家庭背景、社會機遇等都會直接影響收入,因此需要對收入差別進行折算,否則便高估了教育投資收益率。這一點丹尼森已經考慮到了,對工資收入差別用0.6做折算。再次,舒爾茨的方法并沒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經濟生活中的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促進作用,當今時代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忽視了高等教育對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勞動力質量修正法

這種方法不是在生產函數中增加一個教育因素,而是在考慮教育對勞動力質量作用的前提下,通過某種簡化系數,使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轉化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通過計算一定時期內,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勞動力所創造的國民收入量,占國民收入總增加量的比例,從而估算出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924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前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斯特魯米林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資為尺度確定勞動簡化系數,對勞動力質量進行修正,計量了前蘇聯20年代教育對國民收入的貢獻。⑥此后,前蘇聯學者科馬洛夫于1972年在《培養和使用專門人才的經濟問題》⑦一文中,根據受教育年限長短的不同,確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以此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年—1975年期間,整個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7.1%。前蘇聯學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一書中,則以教育費用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的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5年—1970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18%。我國學者曲楨森以工作年總課時(等于某級教育畢業生受課的總時數×該級畢業生一生的工作年數)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采用類似科馬洛夫的計算程序,計算我國1952年—1978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率為17.6%。

韓宗禮先生則以教育年限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采用類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馬洛夫的算法,分別計算了我國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⑧有的學者以各級畢業生人均教育培養費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總的說來,除了質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勞動力質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計算程序。第一步,確定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Li)。如科馬洛夫確定的系數:受初級教育的勞動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專業教育和大專L6=1.9,大學本科教育L7=2.3。曲楨森確定的系數:具有小學程度勞動者L1=1,初中程度勞動者L2=1.49,高中程度勞動者L3=1.88,大學程度勞動者L4=2.37。第二步,分別計算基期與報告期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λ0、λt)。公式為:λt=ΣWitLit,其中,Wit為報告期受i級教育勞動者數量占總勞動力數量的比例;Lit為報告期受i級教育程度勞動力的質量修正系數。同樣,基期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公式為:λ0=ΣWi0Li0。第三步,計算報告期與基期之間,由于提高勞動力教育程度所帶來的國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國民收入,Lt、L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勞動力數量,λt、λ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這是根據科馬洛夫和曲楨森的算法總結出來的計算公式。

根據科斯塔年算法總結出來的計算公式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科馬洛夫的公式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韓宗禮的公式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簡述了運用勞動力質量修正法,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額的過程。這種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無論是采用工資法、教育年限法、課時法還是教育費用法,確定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或者叫做簡化系數,都有一定的主觀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勞動力在工資、教育年限、受課時數和教育費用上的差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著勞動力質量上和勞動生產率上的差別,代表著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比例關系,是一個難以證明的問題。因為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著學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學后失業不用的現象。前蘇聯學者和我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相比,在經濟理論基礎上有差異,前者一般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切新價值都是由勞動力創造的,資本不創造新價值,只是在生產過程中使其自身價值實現轉移。因此,在核算國民收入的增量時,把國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歸因于勞動力數量和勞動生產率(包括勞動力質量)上的提高。從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來。報告期與基期的(Ye的計算式子中并沒有乘以一個類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β系數,但是這并不影響最終計算結果,因為如果乘以β系數,最終也會被約分掉的。后者則堅持西方國民收入核算理論(SNA),認為GNP(國民生產總值)和NI(國民收入)是由勞動、資本、土地這些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第二,采用這種質量修正方法計算出來的教育貢獻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數或簡化系數與新創造的價值或勞動生產率有直接的因果聯系。勞動者提高的生產能力全部歸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

三、估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率的方法

西方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增長是勞動力、資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結果,假設土地是固定不變的,假定技術變化率體現在資本存量的改進中,那么,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過程可以被描述為一個生產函數∶Y=Y(L,K)。那么,總的產出增長率應該等于投入要素勞動力增長率和資本的增長率之和。但事實上,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于勞動與資本的投入增長率之和,二者的差額被稱為余值增長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種,如科技進步、規模報酬遞增、勞動者質量提高、制度創新等,但余值增長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爾茨認為是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教育投資,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進而導致國民收入快速增長。丹尼森則進一步尋找了導致余值增長率的各種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貢獻,并把最后無法解釋的余值增長率歸因于知識進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觀點,勞動不僅有數量方面,且有質量方面的構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為構成成熟勞動質量方面的一個因素,人均勞動小時數和同質工人的數量可以看作是勞動的數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數可以變為:Y=AKα(LE)β。式中,Y代表國民收入產出量,A代表技術水平,K代表資本投入量,L為不包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對此式兩邊求對時間t的全導數,且兩邊同時除以Y,經過推導,可得國民收入產出增長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國民收入年增長率,a代表年技術進步率,k代表資本投入量年增長率,l代表不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年增長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長速度,α、β分別為產出對資本、勞動的彈性。因此,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可以表示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帶來的國民收入增長率,y代表國民收入總的增長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兩種:一是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法。二是某些學者所采用的勞動生產率指數法。

1.教育量簡化指數法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是他進行經濟增長來源的分析和估計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核算》一書,對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國經濟增長的趨勢》一書,進一步闡述了他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時,將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個因素,并將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單位投入量的產出量(即要素產出效率)兩大類,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個投入要素。1985年他對美國1929—1985年經濟增長的核算中得出,國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長率中,有0.4%歸因于教育的貢獻,這相當于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為:0.4%÷2.92%×100%=13.7%。我國學者史清琪、秦寶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計算了我國1952—1987年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為6.76個百分點,其中教育占0.86個百分點⑨,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為12.72%。丹尼森計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率(速度)貢獻的方法是:第一步,確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簡化指數。根據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別確定該年收入簡化指數。以受過8年教育的男性勞動力的年人均收入為100%,以此為標準,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對百分比差別即收入指數,從而確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導致的年人均收入簡化指數上的差別。由于考慮到收入上的相對差別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導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別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對收入簡化指數的差別進行調整,使其差別縮小為原差別的3/5。第二步,計算報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某年教育量簡化指數(%)=Σ(該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簡化指數×該年同一教育年限勞動力數量占總勞動力數量的比例)。第三步,計算全期教育量指數增長系數(Ge)和每年平均增長系數(r)。全期增長系數Ge=報告期教育量簡化指數(%)-基期教育量簡化指數(%)。設基期年教育量簡化指數為100%,則報告期教育量指數增加到100%+Ge,設每年教育量指數平均增長率為r,采用水平法計算:1×(1+r)t=1+Ge,r=(1+Ge)1/t-1,(其中,t為報告期與基期之間相差的年數)。第四步,計算教育量增長導致的每年國民收入增長率(ye)。設工資在全期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即產出對教育投入的彈性系數為β,則ye=βr。第五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ye/y)。設國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長率為y,則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認為知識進展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結果,因此應該把這3/5的部分加總到教育的貢獻中去。

2•勞動生產率簡化指數法我國有的學者采用勞動生產率簡化指數法估算了中國1952—1978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其具體步驟是:第一步,計算基期(1952年)與報告期(1978年)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指數。首先假定農業勞動者大部分為文盲和半文盲,全體勞動者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求出這兩種勞動者基期和報告期的勞動生產率即人均國民收入,然后求出基期的和報告期的農業勞動力即文盲半文盲的勞動生產率與全體勞動者即初中文化程度者的勞動生產率之比的幾何平均數,結果為0.58,這就是說1952—1978年間,如果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為100%,則文盲和半文盲的勞動生產率為58%。依此可以求出基期與報告期之間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指數(Wei)。第二步,計算勞動者數量指數增長率(Ge)。公式為:Ge=ΔLe/Le基期,(其中,ΔLe=ΣWei(Gi報告期—Gi基期),Le基期=ΣWeiGi基期,式中,Gi代表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數量占總勞動者數量的比例,i為各類教育程度)。計算結果1978年比1952年勞動者數量指數增長了29.4%,這就是說,如果1952年勞動者數量指數為100%,則1978年因教育程度提高而使勞動者數量指數增加到129.4%。第三步,計算由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勞動者數量指數年均增長率(r)。按水平法計算,公式為r=(1+Ge)1/t-1,1952—1978年教育導致增加的勞動者數量增長率為:r=1.2941/26-1=1%。第四步,計算教育所導致的國民收入增長率(ye)。根據我國回歸統計結果可知,勞動投入量每增長1%,國民收入增長0.61%,即β=0.61%。故1952—1978年每年教育增長導致國民收入增長率為:ye=β•r=0.61%×1%=0.61%。第五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ye/y)。據統計,1952—1978年我國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y=6.48%,則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為:ye/y=0.61%÷6.48%=9.4%。即1952—1978年26年間,年平均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為9.4%。

3.兩種方法的比較分析丹尼森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方法與勞動生產率簡化指數方法,計算方法上大體相同,只是在兩個方面有顯著差異:⑴教育投入量的指數確定上,丹尼森根據不同教育年限勞動者的年收入指數上的差別的3/5,來確定教育投入量指數上的差別。因為丹尼森認為不同教育年限的勞動者,其平均報酬和他的勞動邊際產品成正比,也就是說,丹尼森是以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為基礎,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后者則根據不同教育年限勞動者的年人均國民收入即勞動生產率指數來確定其差別,堅持了勞動價值論。⑵β系數的確定上,丹尼森采用的是歷年來工資額占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作為產出對教育投入量的彈性,這既堅持了充分競爭條件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也承襲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思想。勞動生產率簡化指數法,對β系數的確定,采用的是歷年來回歸統計分析的結果,把β看作是因變量為國民收入產出量的回歸方程中解釋變量(因變量)即勞動投入量的回歸系數,因而看起來更具有科學性。4.估算高等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的方法上述兩種方法都沒有進一步分離出高等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但是在丹尼森和麥迪遜(AngusMaddison)⑧的算法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是可以實現這一目的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計算報告期至基期之間(即全期)年平均教育綜合指數增長率(r)。第二步,計算全期年均高等教育指數增長率占全期年均教育綜合指數增長率的百分比(re)。第三步,計算全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y)。第四步,首先可以通過回歸分析,求出產出對教育投入的彈性系數β,然后計算整個教育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率(Ec)。公式為:Ec=ye/y=rβ/y•100。第五步,計算高等教育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率(%)。公式為:re•Ec/100。以上只是計算了高等教育通過增加勞動力質量或勞動生產率而對國民收入增長率作出的貢獻。但是高等教育是通過以下幾個既有區別又相互作用的功能來實現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首先是通過知識生產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主要通過大學的教職員工和高年級學生的學術研究與科技開發及其它創造性活動,實現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次是通過知識的傳遞即廣泛的各種各樣的教學活動,培養出具有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的畢業生,即通過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和生產力來實現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后是通過知識的社會傳播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價值。以上各種方法只是計量了高等教育在知識傳遞方面的經濟價值,還不能估算出來高等教育在其它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此,要想全面估算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高等教育對科技進步、制度創新和知識進展方面的貢獻,丹尼森最早作出了這方面的嘗試,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