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作用機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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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二是投資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投資需求是指因投資活動而引起的對社會產品和勞務的需求。擴大投資需求，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拉動作用；縮小投資需求，則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首先對投資需求與經濟增長作系統研究的凱恩斯，他從宏觀經濟角度考察了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投資乘數理論。

投資供給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既包括生產性固定資產，也包括非生產性固定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的交付使用，直接為社會再生產過程注入新的生產要素，增加生產資料供給，為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直接促進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則主要通過為勞動者提供各種服務和福利設施，間接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3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間從26%增加至41%，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91年達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

2經濟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按其定義來說是一個總量概念，它表明人均產出的增加。因此經典發展經濟學理論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結構變動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雖然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之間存在關聯，但自從庫茲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動之間的關系才成為經濟學家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庫茲涅茨運用經過改善的研究方法，對57個國家的原始資料分別作了截面分析和歷史分析，從中得出結論：19世紀至20世紀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密切相關，現代經濟增長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產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難以理解的?！币簿褪钦f，如果離開了結構分析，將無法解釋增長為什么會發生和怎么發生，因而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結構問題。

錢納里使用庫茲涅茨的統計回歸法進行了更為廣泛的分析，構造了反映結構轉換的主要變量典型性關系“發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現代經濟增長中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的關系。為了將分析結果更廣泛地適用于各國和各種經濟過程，錢納里進一步使用了幾個基本的方程式對“發展模式”進行復合，得出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標準結構”。根據“標準結構”的描述性結論，結構變化的75%—80%發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發展區間，其中最重要的積累過程和資源配置過程都發生顯著的、深刻的變化，結構的改善往往伴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見錢鈉里的“標準結構”對于揭示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關系，具有更大的價值。

金德爾伯格和布魯斯赫里克根據整理的實際數據，設計欠發達和較發達兩個經濟結構的投入產出模型，通過比較發現，在較發達經濟結構的投入產出模型中，經濟增長更具有專業化傾向，結構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支撐點。這種來自結構的經濟效益，其意義遠遠超過個別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經濟效益。另外，喬根森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根源分析及所進行的國際化比較也揭示了結構變動在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我國，周振華從理論上對經濟增長中的結構關聯效應、結構彈性效應、結構成長效應和結構開放效應進行了系統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現代經濟的發展不僅來源于資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決于投入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組合。合理的產業結構是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產業結構不合理，各產業發展的比例關系不協調，就會影響資源投入的效率，造成產業之間的“瓶頸”制約，使宏觀經濟運行失衡，整個經濟的發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產業結構條件。由于我國投資對消費的影響不大，特別是在投資迅速增加，投資率比較高時，投資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對投資品生產的需求，進而使投資品生產部門擴張，產業結構發生相應變化。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過快，科技成果無法被全部吸收、轉化。

3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期,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已經有關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初步論述。最早認識到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推動力作用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生產量的擴大可以不依賴于資本量的增加情況。其中如加強對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改進勞動協作和組織,提高勞動生產率等,實際上都與技術進步的作用及其效應相聯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創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創新理論。熊彼特理論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終強調了“技術創新”,以此作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內生變量”,并強調了它對經濟增長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關于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沒有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而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技術創新雖然被看作外生的變量,但羅伯特·索洛(1956年)的經濟增長模型表明:技術和傳統投入的比較中,技術創新導致了80%的經濟增長。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一代增長理論,嚴格來說并沒有真正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因素內生化,而是將技術進步內含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中。前者以羅默(1986年)為代表,后者以盧卡斯(1988年)為典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將技術內生化的增長理論是在生產函數中引入R&D活動。在這種模型里,內生的技術進步(體現為R&D投資)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力量。技術創新究竟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歸結為兩個作用:一個是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另一個是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宏觀效應。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緣于它能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以及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和使用效率。同時,通過影響供需結構變化,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從宏觀上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技術進步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投資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投資是技術進步的載體。任何技術成果的應用都必須通過某些投資活動來體現，它是技術與經濟聯系的紐帶；另一方面，技術本身也是一種投資的結果。任何一項技術成果都是投入一定的人力資本和資源等的產物，新的技術開發和應用都離不開投資活動。

綜上所述，不管是要素的投入，經濟結構的合理轉換還是技術的進步都需要資本的投入而加以改變，但歸根結底都是要素的投入，但投入的方向與結構需要仔細斟酌而朝更有利于經濟良性增長的方向進行。其中加大科學教育與人力資本的投資是其中的核心。這樣在加大資源投入的同時，更提高它們應用的效率，提高投入產出比。